北大学子忆信息管理系

戴龙基:两个“特殊” 一个“创新”

扎实的专业知识，丰富的实践经验，如今已经成为一名优秀图书馆人的戴龙基，也曾经是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的一名学生。回忆起大学的四年生活，戴龙基说印象最深刻的是两个“特殊”和一个“创新”。

“特殊”的同学情谊

1977年，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后，中国终于恢复了高等教学，很多希望继续深造的学子们也终于能够走进大学接受高等教育。31岁的戴龙基，很顺利地成为了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的一名学生。“由于是‘文革’后的第一批学生，所以大家的年龄差距比较大，这也是我们这一届的一个‘特殊’情况。尽管如此，同学之间的感情并没有因为年龄的缘故而变得亲疏有别。”其他的同学，都亲切地称他为班上的老大哥。戴龙基回忆说，在与同学们朝夕相处的四年当中，共同学习，共同生活，互相照顾，互相帮助，彼此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同学友谊。更让他感到骄傲的是：班上的同学不仅在国内图书馆界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很多在国外发展的同学们如今也已经成为了行业内的领军人物。

专业知识的“特殊”要求

谈到专业知识的学习，戴龙基坦言：“在我们上学期间，信息管理系还是被称为‘图书馆学系’的。那时候学习不像现在这样多元化，有多媒体教学、网络教学等等生动有趣的教学方式，图书馆学本身是一门很枯燥的学科，学起来不但难懂，而且非常繁琐复杂。图书馆学系与其他系最大的不同就是，图书馆学系需要知识结构非常全面的人才，需要文科理科等多方面的知识。这个特殊的要求加大了学生学习的难度。所以在国外是没有图书馆学系的本科教育的，很多图书馆学的人才都是从各个学科的学生中挑选出来的。而对于北大图书馆学系来说，在当时的教学条件等客观因素的限制下，能够拥有如此先进和全面的教学理念是非常不易的。我有幸成为它的一员，就一定要充分利用这个有利的学习环境，储备丰富的专业知识。”

“创新”的教学经验

图书馆学系之所以能够有先进的教学理念，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当时兢兢业业的老师们。当时的北大，聚集了很多在图书馆学教育方面有着独特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的优秀教师。像关懿娴老师、刘国钧老师、吴慰慈老师等，都对当时的教学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而在戴龙基的印象中，最为深刻的要属邵献图老师。戴龙基谈到邵老师的时候非常幽默。他说邵老师的名字非常有趣，“献图”，好像是注定要奉献给图书馆学教育事业一样。有时候，人的名字还真有一种命里注定的感觉。戴龙基说，邵献图老师是一个非常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正是因为邵献图老师幽默创新的讲课风格，才让图书馆学这门枯燥沉闷的学科变得易学起来。并且，邵献图在图书馆学教育上也有了一些全新的突破，开创了一种特殊的教学方式。

凡是在图书馆学系学习的本科生，在4年的教育中，前两年要被分配到其他系进行文科理科等的学习，后两年再到图书馆学系。正如前面戴龙基谈到的，图书馆学系需要全方面的人才，要掌握很多学科的知识。要想成为图书馆学的精英人才，自己首先要成为一本全面的“百科全书”。虽然在以后的图书馆学教学当中，由于种种客观原因，邵献图老师的这种教学方式没有持续下来，但的确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戴龙基说，邵老师当时是一位研究外语的教师，并且在国外留学多年，所以他带给了图书馆学教育非常先进的教学思想。

戴龙基后来去美国留学期间，发现我们的图书馆学教育已经能够与其他发达国家的教育相提并论了，这证明了我们的图书馆学教育前景非常乐观。如今的信息管理系相较以前无疑是有了跨越性的发展，但是其理论重于实践的教学制度还存在着一定的不足，希望学生能够走出去，多多积累实践经验。

倪晓建：梦想变为现实的地方

入学北大 人生理想

倪晓建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上的北大图书馆学系，属于“文革”后期的工农兵学员。当时的青年人都非常向往北大，考上北大是人生的一大理想。他的家乡是山东鲁西的聊城，在当地一年也没有几个学生能上北大。对于自己能够到北大上学，他感到非常高兴。到了北大以后感到什么都新奇，如北大的校园、未名湖、博雅塔、图书馆，还见到了许多著名的学者。不仅是亲眼见到他们，而且听到他们讲课。这一切使一个年轻人对未来充满了幻想。入学北大，实现了他人生中的一大理想，对于一颗充满求知欲的心来说，北大是可以把梦想变为现实的地方。从此，他有了一双搏击长空的翅膀。

大学生活 只争朝夕

当时的学生生活和现在不同，吃饭凭饭票，早中晚三餐，每餐一票。粥是随便喝，玉米面窝头随便吃，但是麻酱包和菜是一人一份的。在大饭厅里，同学们一起吃饭别有一番乐趣，而且师生关系非常平等，同学们之间也是互帮互助，让学习和生活充满了快乐。

在倪晓建上北大的时候，学生的学习与生活跟现在不一样。学生们的集体活动比较多，比如社会调查等。因为还处于“文革”后期，所以教学还不是特别正规，学习主要靠自己。对于得来不易的学习机会，他十分珍惜，充分利用各种条件充实自己。

下课后他经常到图书馆去自学，思考一些问题。给他印象最深的是学校图书馆的408室，那时的图书馆和图书馆学系还是一家。图书馆的408室是资料室，里面大部分是图书馆学专业的书，其中有一些是油印的教材。尽管资料室里图书品种不是很多，但他还是找到了几本对他以后很有帮助的书。印象最深的就是王重民先生的一本油印的目录学讲稿，还有刘国钧先生的《中国图书史》。说来也巧，1978年恢复招考研究生，武汉大学招收第一届目录学的研究生，指定的教学参考书中就有刘国钧先生的《中国图书史》。正是由于他在大学期间认认真真地看过目录学和图书史，因此为考取研究生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师生关系融洽 学习氛围浓厚

在北大学习期间，给他印象最深的就是师生关系非常融洽，学习氛围非常好。老师们的学识都很渊博，而且平易近人。同学们个人的一些想法和思考都可以找他们交流、探讨。当时北大实行老师跟班制，这些老师都非常关心他们，同学们跟老师们的交流也是非常融洽。在他毕业考研究生期间，北大提供了很好的学习和生活条件，让他安心学习，准备考试。对于老师真诚的关怀，他始终铭刻在心。虽然“文革”后期的学术气氛没有现在这么浓厚，但同学们的学习积极性还是比较高的。如果自己读书学习的意识比较强，那么北大就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学术殿堂。老师们对于学术的执着追求也使倪晓建感动，对于自己后来的学术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系密切 交流不断

在毕业后的30年里，倪晓建始终和北大图书馆学系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一是因为曾任教的北师大和北大两家都是教学单位，经常要搞一些学术交流活动，召开一些学术研究讨论会，因此在学术上和教学上的联系比较密切；二是因为“北大对我非常厚爱，凡有什么学术活动都通知我，硕士生论文答辩、博士生论文答辩都邀请我去参加，所以和北大的联系一直没有间断。”这应该是倪老师的谦虚之词了，母校对他的“厚爱”当不仅仅由于他曾求学于此，更因为看重他在图书馆学教学和科研方面取得的突出成就。

在他担任首都图书馆馆长之后，尽管工作的内容和重点有了变化，但他依然要带研究生。在原有的教学和学术研究相联系的基础上，又多了一层图书馆学研究和实践的联系，相关的交流活动也更多。

打下基础 感谢母校

倪晓建老师说，自己之所以能在大学讲台上站了20多年，从事图书馆学、文献管理学的教学工作，之所以能坐在首都图书馆馆长这个位置上，而且还将继续从事图书馆学的科研和教学工作，其基础和原点就是北大图书馆学系。自己在图书馆学上的启蒙知识来源于北大图书馆学系，来源于老师们的诲人不倦。直到毕业以后，老师们还在学术研究方面对他进行过一些指导。同时，也来源于同学们的激励和帮助。在北大的学习生活奠定了他一生发展的基石，他感谢母校对自己的培养之恩。

在采访过程中，倪老师发自内心的感谢之情令人非常感动。对于每一个从象牙塔里走出来的人来说，大学将永远留在记忆里，它曾给与我们的一切将伴随一生。

多项措施 加强合作

北大信息管理系是图书馆学的教学与科研单位，而首都图书馆是实践单位，双方的互补性很强。据倪老师介绍，首都图书馆近期要进行扩建，工作人员要增加，他希望能多招一些北大培养的学生。一是因为他们需要像北大这样的高校培养的专业对口人才，同时也可以解决一部分就业问题；二是双方需要加强合作，联合做一些课题。比如现在北京市要建设全覆盖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部也有相关的要求和标准，但是北京作为首善之区，标准要比其他地区高。而要做好这一项工作，需要进行相关的调查研究。

他认为，可以把北大老师们的研究理论以及对图书馆学前沿发展趋势的把握，和首都图书馆的实践以及实际需求结合起来，这样可以把工作做得更好。

邱冠华:是影响，更是指导

图书馆究竟应该如何为读者服务？如何让用户更加满意？在这个过程中，图书馆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理念、文化？馆长在其中应该起什么作用？带着一堆问题，我于2004年10月的一天早晨，只身一人拖了个行李箱，来到北大三院，参加图书馆学专业研究生课程班的学习。

现在回想起来，可以说这既是本人真正践行图书馆职业理想的开始，也是苏州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后来有人说，我的工作思路，苏州图书馆的理念、工作和服务，受到北大太多的影响。按理，我已经年过不惑，要我受别人影响，特别是太多的影响并不容易。然而仔细想来，这是确实的。苏州图书馆的服务理念、工作思路、服务方式、管理机制等等，从2005年开始出现了重大的变化，从对收费心安理得到逐步想方设法提供免费服务，从开展应付读者的活动到大力开展社会阅读，从以管理方便为主到以读者为本，从关门办馆到构建服务体系，从传统管理到知识管理……无不与北大传授的理念、理论有关。通过王余光、李国新、刘兹恒、祁延莉、马张华、张广钦、张久珍、王军等各位教授的精心传授，使他们的理念、他们的知识在我心中引起极大的震撼，并在我脑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将我原来的知识片断融为一个整体，影响了我对图书馆的功能、服务、技术、管理等等的理解和价值判断。2005年10月在上王余光教授的课时，问他：为什么推动社会阅读这件事就应该落到图书馆身上呢？他回答说：图书馆生来就有推动社会阅读的功能，开展社会阅读，那是图书馆的天职和本分。为了这句话，我仔细重读了《公共图书馆宣言》，来吃透图书馆的社会功能，进而在2006年把开展社会阅读作为一项重点工作来落实。2006年全年举办了70场讲座、44个展览、11项大型读书活动，数量超过了前三年的总和。此类例子，可以举出很多。所以说，正是北大的正确理论与苏州图书馆实践的融合，使苏州图书馆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这是一种影响吗？是的，其实这更是一种指导，是正确理论的指引。北大信息管理系各位教授治学严谨、言语睿智、知识渊博、待人诚恳，与他们交谈，如沐春风。这些与北大的门楼、御碑、湖光、塔影、银杏、紫藤等等一起，都成为了我人生中的一段美好的记忆，激发起我对科学的崇敬、对知识的渴望、对智者的尊敬、对理想的追求。

感谢信息管理系所有的老师，也感谢北大留给我的美好记忆。

李东来：忆北大点滴

“图书馆是服务于读者的一个行业，作为一名研究馆员，不仅要用自己丰富全面的知识为读者服务，还要有认真、耐心的态度。”这是在北大上学时李东来脑海里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从此他便抱着这样的理念在图书馆界勤勤恳恳工作了20几年。每当讲到这句话的时候，他便回忆起在北大上学时的点点滴滴。

忆生活：理想的校园环境

在没有走进北大的时候，李东来想像中的北大应该是一个到处充满竞争与压力的校园。然而当他真正融入到大学生活中时，却发现北大与其他校园一样，轻松的学习氛围，美丽的校园环境让每一个刚刚走进大学生活的学生都拥有了一个崭新的开始。而对于信息管理系的学生来说，北大校园除了这些以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地方——图书馆。“由于专业的关系，这里不仅成为我们刻苦学习的首选场所，而且还是丰富我们专业知识的‘首席顾问’。我们将来的就业方向就是图书馆，而北京大学图书馆又是图书馆界首屈一指的大馆，所以这里也自然成为我们向往的工作地，相信这也曾是很多信息管理系学生的共同理想。”

忆同学：深厚的同学情意

李东来谈到：在每个人的大学生活中，同学之间的感情都是非常深的。同学不仅在最无忧的岁月里充当着最好的玩伴，而且在走上工作岗位的时候也会成为默契的拍档、最好的同事。虽然如今同学们都已经工作生活在不同的城市，但是关系却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愈发亲密。相信是大学四年的朝夕相处，让同学们拥有了一样的理想，一样的信念，也为其深厚的感情奠定了基础。

忆学习：图书馆学的“启蒙教育”

在刚刚进入信息管理系学习的时候，李东来和很多同学一样，对“图书馆”这个概念的理解非常狭隘。他们认为图书馆只是一个给读者提供图书进行阅览的场馆，而且对这样一个服务性的场馆为何要设立一个研究性专业非常困惑。带着这个疑问，李东来开始了他在北大信息管理系的学习生活。在学习中不得不承认，图书馆学是一门非常枯燥的学科，除了需要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外，还要有极大的耐心来慢慢梳理一些复杂的概念。这样的状况不仅没有让李东来彻底了解图书馆学，而且还开始担忧以后的就业方向。好在北大信息管理系有非常系统的教学理念，在经过了众多学者、教授的探索之后，信息管理系早已经成为图书馆学教育中的表率。老师把图书馆学和图书馆服务分为两个课程，这种授课方式让李东来茅塞顿开。把“图书馆等于服务”这个概念丢弃之后，李东来对图书馆学的学习也轻松了许多。

忆恩师：坚定了职业信念

说到信息管理系的恩师，李东来谈到：信息管理系的老师总体给我的感觉都是平易近人的。因为图书馆学是在图书馆工作的实践基础上产生的，所以学生时常“窥视”老师的经验，希望从老师那里得到更多的实践知识。而老师也总是毫无保留地对学生提出的问题作耐心细致的讲解，把自己多年来摸索的经验一一传授。“在我的大学生活中，对我影响最大的要属系里的专业课老师了，像周文俊老师、吴慰慈老师等，是他们坚定了我走向图书馆这个行业的信念。他们不仅传授我们专业知识，而且坚定我们的职业信念。在信息管理系求学的一段时期，我曾经对这个专业感觉非常困惑。然而当老师们了解了我的情况以后，便耐心给我分析这个行业面临的现实状况、发展趋势。不仅如此，老师还亲自给我去图书馆实习的机会，让我亲身体验到了图书馆的运作，以及它对拥有相关专业知识的人才的需求，这使我坚定了职业信念。可以说今天能够在图书馆这个行业工作20多年，首先要感谢的就是信息管理系的老师们。”

在北大信息管理系学习的4年中，李东来形成了坚定的价值观、人生观，并且储备了丰富的专业知识，这是母校给他的一笔财富。这笔财富使得他能够回馈社会，为图书馆的发展尽自己的最大力量。

朱强：30年母校缘

恰同学少年 风华正茂

朱强他们这一届学生的年龄差距比较大，同学当中有的经历过插队、参军、工作，有的是应届生。他说当时高考报志愿还是比较盲目的，事先对于图书馆学并不是很了解，也就谈不上什么立志学习图书馆学。因为“文革”等因素，怕和政治沾边，所以经济学、哲学、法律等专业都不敢报考。而由于喜欢看书，认为学习图书馆学，将来到图书馆工作可以看很多书，因此就选择了北大图书馆学系。

同学们有着不同的人生经历，有的在内蒙古、云南、陕西、黑龙江等地方插过队，甚至长的有十年之久，因此都比较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利用各种知识来充实自己。

学习之余，他们的业余生活也是比较丰富的。有时候大家一起到北京的周边游览，一开始是坐公交车、郊区火车去，后来就骑自行车，大家各自带上一点干粮。条件尽管不是很好，但依然兴趣盎然，自得其乐，北京的大部分地方都走到了。有时候也去看电影。北大的东操场是放露天电影的，同学们有的带着小凳子，有的就席地而坐，围坐在一起看。在天气冷了以后，就到“大饭厅”（实为礼堂）去看。“大饭厅”是没有桌子椅子的，有一些同学就带着配发的板凳去“圈地占座”。当时图书馆学系的学生在占座上是比较“有名”的。不仅是看电影，还包括上大课，班里的同学都比较“抱团儿”，互相帮助。朱强回忆说，他们班的同学的集体荣誉感非常强，大家很齐心，多次获得不同的荣誉，得到的最高荣誉是“新长征突击队”称号。当时的另一个有趣现象就是大家常聚集到一块，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天文地理、人生社会无所不包，科学、民主、自由的思想也悄悄融入到每个人的血液中。

在这样一个集体里快乐地生活了4年，他感到非常幸运和幸福。

刻苦学习 兴趣广泛

由于大多数同学经历过艰苦环境的锻炼，因此都非常刻苦，学习很自觉，成绩也非常好，充实地度过了4年的大学生活。有的同学在上大学之前是没有学过英语的，入学后就每天起早贪黑地背单词、看书。经过一两年的艰苦学习，英语便掌握了。大家的生活非常有规律，早上跑操、晨读，然后去教室上课，课后去食堂吃饭，没课便到图书馆看书，基本上是“三点一线”，时间安排得非常合理、紧凑。老师们对他们这届学生的评价也比较高。

在基础课程的学习结束后，同学们开始按自己的兴趣组成一些小组，选修相应的专业课程，经常在一起讨论、学习。朱强自己当年参加了计算机小组，学习了较多的计算机方面的课程，这对他后来的工作，如图书馆的信息化建设助益非常大。当时的学习条件非常简陋，比如在计算机课上上机实习，编程后还是采用穿孔纸带来输入，编写一小段程序就要做大量的工作。但就是经过这样的学习，他们理解了计算机在图书馆应用的原理。北大的魅力就在于此，在自由包容的学术氛围影响下，年轻人敢想敢做，充分发展自己的兴趣特长，去描绘美好的未来。

朱强说，在北大学习期间，不仅仅是学习了一些知识，更重要的是学会了良好的思维和学习的方法，培养了对图书馆的兴趣，在碰到问题的时候，明白应该怎么一步一步地去解决，这种求知探索的精神比获得知识本身更宝贵。比如关于北大图书馆的自动化工作，北大新馆的规划，这些工作以前朱强都没有搞过，正是凭借在做学生时学到的勇于探索的精神和善于学习的方法，才很快上了手，比较圆满地完成了工作任务。

师生情谊笃厚

朱强回忆说，当时宿舍没有电视机，大家就到李纪有老师家去看电视。有一次去的同学比较多，把老师家的床都给坐塌了，成为大家笑谈的往事，这也说明了师生之间深深的情谊。他还回忆到刘国钧先生。尽管只见过刘先生一次，但刘先生是国内第一个研究和介绍美国国会图书馆机读目录的人，把国外先进的技术带入国内，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同学们的感情也都非常好，毕业后经常聚会。大家从四面八方聚到母校，有的还是从国外千里迢迢地回来。在毕业10周年、20周年时，老师和同学们都聚集在了一起，共同庆祝。今年是77级学生入学30周年，又恰逢北大信息管理系建系60周年，大家相聚会更加高兴。30年的时间让这份同窗之谊更加珍贵。

朱强毕业以后留校，虽然工作岗位有变化，但始终没有离开母校，因此北大图书馆就成为大家联络的一个基地，而他也成为同学之间联系的“百事通”。同学们有什么不知道的消息就来问他，尽管工作很忙，但他很乐意去做这些事。

杨沛超:母系还能做得更好

杨沛超他们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是从全国各地考入北大图书馆学系的，全班一共有51位同学。由于历史的原因，同学们的年龄差距比较大。班里的老大哥戴龙基，现在是北大图书馆馆长，当时已经30出头了，而最小的一位从福建来的韦衣昶只有17岁。同学当中有的是应届毕业，但大多数是曾下乡、参军、参加工作的。有过这样的人生经历，同学们都比较珍惜得来不易的学习机会。

学高为师 身正为范

“说到北大、北大的图书馆学系，我们在那里学习了四年，现在真的要道一声‘感谢北大’。”杨沛超深情地说。当时的北大图书馆学系聚集了我们国家图书馆学、情报学界一批最优秀的教师，刘国钧、陈鸿舜、关懿娴、周文骏、朱天俊、张树华、郑如斯、李严、石永元、郑丽丽、李纪有、吴慰慈、白化文、邵献图、王万宗、徐克敏、王锦贵、赖茂生、肖东发等等。学生们从这些老师那里了解图书馆学，接受图书馆学。杨沛超说，在北大图书馆学系的四年打下了他以后工作学习的根基。在这段人生最宝贵的时间里，最值得回忆的就是北大的那些老师们。尽管这些老师现在多数已退出工作岗位了，但是他们对中国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建设和中国图书情报事业的发展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永远的刘国钧先生。当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学生入学的时候，北大图书馆学系的系主任还是刘国钧先生。同学们都知道刘国钧先生是中国图书馆学界的泰斗级人物，但由于先生已经80高龄，身体也不好，因此他们入学好长时间都没见过这位系主任。后来在1979年五四青年节的时候，由团支部组织团员活动，全班同学去家中探望刘先生。那天刘先生也很高兴，家人把他从屋里搀扶出来跟同学们见面、谈话。“那是我们见到刘先生的唯一的一面。刘先生1980年就去世了，我心中对他是非常敬仰的。”杨沛超说。

2.热心的李纪有先生。李纪有老师讲授编目课程，同时也主持系务工作。他给同学们的印象就是表面上很严肃，实际上心肠特别好，实实在在地为同学们办事。特别是在毕业分配的时候，当时的大学生还是国家包分配，大多数同学能够找到一个比较满意的岗位。但也有对自己的去向不是很称心的，这时就会到李纪有老师家里找他。杨沛超毕业后到东北师范大学图书情报系任教，讲的第一门课就是李纪有老师曾讲过的图书馆目录这门课。在长春的一次会议上，李纪有先生得知这个情况后，就把自己的讲义和相关资料邮寄给他，对他的教学工作帮助很大。

3.简朴的周文俊先生。在杨沛超看来，周文俊先生是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周文俊先生曾指导他写毕业论文，当时他的论文选题是关于读者心理学方面的。由于当时国内这方面的研究还是刚刚起步，可供借鉴的资料不多，先生就给了他很多指导，鼓励他在这个领域继续研究下去，使他的科研方向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打下了基础。

周文俊先生给他印象最深的就是个人生活特别简朴。先生的一件蓝色的卡中山装穿了十几年时间。后来有同学建议先生需要置办一身好衣服，但先生还是那么朴素。“北大的老师跟同学的关系非常密切，师生情谊悠长，不管你毕业多少年，见到那些老师都感到非常亲切。”如果周文俊先生听到这句话，一定会感到非常幸福。

4.可敬的吴慰慈先生。在杨沛超看来，不论是做人还是做学问，北大的老师们都是值得称道的。老师对学生有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包括他们讲课过程中的言传身教，他们对学问和工作的态度。毕业那一年，吴慰慈先生带着他们十几个同学到天津市图书馆实习，先生把他们都安排好了以后，接连多日伏案写作。当时先生正在修改他的《图书馆学基础》，他夜以继日的工作热情和执著的钻研精神感动了所有同学。

注重实践 多出精品

以前的图书学系更注重基础理论研究，在图书馆学现代应用技术这一方面的研究与教学相对比较弱。教育应该顺应信息化的需要，不仅要与信息化发展同步，而且应该适当超前。在谈到图书馆学教育的时候，杨沛超指出，现在的教学与图书馆信息化建设实际有脱节的地方，学生联系实际、深入实际不够，需要到业务部门、实践岗位去锻炼自己，老师们也应该强化实践教学环节。他希望母系在这一方面能够做得更好。

在理论研究上，他希望信息管理系能够出更多的成果，特别是要出精品，以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学科地位，同时不断创新，引领这个学科走向新的辉煌。

肖珑：学以致用是一种快乐

现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的肖珑，于1986年毕业于北大信息管理系，那时的系名叫“图书馆学与情报学系”（当时简称“馆系”），每届招收文理两个班的本科生。文科班专业为图书馆学，一般女生居多；理科班专业为情报学，一般男生为主。肖珑是1982年以同届文科生中最优秀的成绩进入当时的馆系的。据说肖珑是景山学校那一年的文科高考状元，进大学的时候不仅可以选择像北大这样的一级学府，而且可以选择最好的专业。图书馆学就是肖珑当年的第一志愿，第二志愿是北大经管系中的某专业。以大部分人的标准来评判，在经管系和馆系上，恐怕愿意选择馆系的人并不多。然而，肖珑对于自己的选择却从来都无怨无悔，她说这要感谢馆系的那些老师们。在他们的课堂上，图书馆学的精华尽现，魅力尽现，使得学生们都能对图书馆学感兴趣，了解这一学科的神圣使命，因专业而自豪，所以自然不会觉得后悔了。

回忆起自己的大学时代，肖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些引领她进入图书馆学的殿堂，教授她知识的恩师们。工作20多年来，在她办公室的书架上，至今仍然可以看到很多图书馆学方面的教材。捧着这些教材，肖珑对20年前的课堂记忆犹新：“邵献图是教我们西文工具书的老师，吴尉慈老师给我们讲的是图书馆学基础，李纪有老师讲的是图书馆目录学……”肖珑不仅对哪个老师教的什么课记得清清楚楚，而且对老师们上课时候的细节也描绘得活灵活现。说起大学课堂上的趣事和收获来，肖珑的快乐之情溢于言表。

回忆是快乐的，但有时候也是伤感的。肖珑说，他们毕业20年聚会的时候，最伤感的并不是因为曾经的美少女变成了身材臃肿的阿姨，或者昔日的白马王子变成了秃顶大肚子的叔叔，而是因为听到李纪有等恩师已离开人世的消息。那一刻，所有的同学都因悲伤而热泪盈眶。

大学四年中，肖珑几乎每年都被评为“三好学生”，领过奖学金，当过学生干部。对于她来说，在馆系的学习生活是美好的，也是充实的。当年在课堂上学习的内容，在她后来的工作中都得到了运用。20多年来，肖珑一直坚守在图书馆的岗位上。多年来，肖珑依靠当年从馆系学到的基础知识以及不断的自学和实践，在图书馆工作中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她负责过国家教育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国家科技部的众多国家级重要研究课题，发表论文30多篇，还出版了专著《数字信息资源的检索与利用》《中文元数据概论与实例》等。

她说，学以致用确实是十分令人快乐的事情。在学生时代，很多知识可能当初学习时并没有感觉到它的重要，工作以后需要用到时，才会觉察到这些知识的作用。如今，肖珑自己也成为了站在讲台上的老师，为学生讲授“电子资源的管理与利用”这门课。她说现在的大学生和她们当年很不一样：现在的学生功利心太强了，学习的目的性太强了，希望学的东西马上就能发挥作用。事实上，很多基础课在短时间内很难体现出它们将来的用途。

当年和肖珑一起从馆系毕业的同学几乎都被分到了图书馆，然而现在只剩一半左右的人还在从事着和图书馆相关的工作。现在北大信管系毕业的应届生，则很少有到图书馆来工作的。肖珑说，这是一件令人十分遗憾的事情。图书馆行业是神圣的，能够在这个行业中工作是一件十分幸福的事情。她感谢母系给予自己那么多知识，让她在几十年的工作中学以致用。

肖珑非常感谢系里的老师教给了她很多知识，希望他们都健康、快乐。同时她还希望从母系毕业的同学有机会多关心母系，为母系的发展作点贡献。

赵炳武：函授教育是一种好模式

函授教育 受益匪浅

赵炳武不是北大的在校本科生，而是函授生。尽管如此，当和记者谈起在北大的学习生活时，他还是显得非常兴奋。他是1986年入学的，是专科起点的本科函授教育，属于较早的一批函授生。那时，北大的函授生入学考试是很严格的，一共要考5门课。入学后一般是半年一次面授，自学和老师的面授指导教学相结合。赵炳武认为在北大的函授学习对自己的帮助非常大。他一直在图书馆一线从事实际工作，对于图书馆学的理论没有系统学习过，而3年的函授教育弥补了这一不足。不论是对于做好本职工作还是进一步学习，这都是一次宝贵的经历。

特别是当时的计算机编目刚刚兴起，MARC目录刚刚进入中国，北大的老师们的教学使他们接触到了图书馆最先进的理论知识和技术。讲课的老师们都是图书馆界的著名学者，能够亲耳聆听这些老师们授课，赵炳武觉得受益匪浅。

他还特别提到函授教育的模式，认为这种模式非常好。在工作中学习，针对性更强，因为他们都是做实际工作出身的，通过学习，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能得到加强。现在，他们这一拨函授生很多人都已经成为业务骨干了。

尽管他们也曾在北大的校园生活学习过，但在他看来，函授生并不能算真正的北大学生，思想也不是北大的思想。不过在校园里和老师同学们接触后，他感到北大的学术氛围非常好。他认为做图书馆工作要有很好的学习能力，仅仅学习自己感兴趣的知识是不够的，还要进行系统全面的学习。北大的函授课程设置得非常合理，考试非常严格，他很荣幸能获得学士学位。

师生情谊 助力发展

给赵炳武他们上课的老师都是图书馆学界最好的专家，对于学术研究都有非常高的造诣。而同学们和老师也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毕业以后也经常跟老师们联络。他还邀请过一些老师到山东省图书馆做讲座，一方面能和老师们加强联络，另一方面也能提高自身的工作、学习和科研水平。同时，赵炳武他们也参与了北大老师们的一些科研项目，从中获益很大。

和赵炳武一起学习的同学是从全国各地图书馆来的，经过3年的学习生活，大家的友谊很深。是北大提供了这样一个学习交流的平台，这对于一个地区图书馆工作水平的提高和图书馆学的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

加强合作 提高水平

山东省图书馆现在正参与的文化部的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就是通过计算机网络、光盘等手段把服务延伸到农村地区，建立省市村镇的公共图书服务体系。他们希望能和北大加强合作，把这一项工程做得更好。从更长远的角度看，北大的老师们对国内国外的理论的研究是最好的，图书馆的发展方向如何，还有赖于他们的理论研究。赵炳武表示，会积极参与北大的学术研究项目，不断提高公共图书馆的理论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