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底南京总统府

少小投军去深造辗转回国变特工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关东军特高课频繁获报：苏军远东情报局和东北抗联在牡丹江下城子地区建立了多条地下交通线，并进一步发展成了配合默契、有效运作的抗日间谍网，源源不断地获取日军的军事情报。以至日军报刊惊呼： 小小的牡丹江，大大的下城子！

于是，日军以建立医院、商社等名义， 把大批特务安排到下城子。这使得原本较为偏远的下城子居然一下子热闹起来了。但是， 在这外表繁华的背后，展开的是一场明枪暗箭、刀光血影的谍战。就在下城子二道街的拐角处，一家开张不久，名叫天福的小照相馆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 成了市民拍结婚照、证件照的首选。这家照相馆由于摄影技术好， 更有不少日本人经常登门。

照相馆的经理叫樊桂林。由于生意红火，他很快又把自己的弟弟樊桂森叫来帮忙。当时樊桂森只有14 岁，正在念书，到哥哥的照相馆来， 也就算半工半读了。樊桂森天资聪颖，很快就掌握了照相技术。

随着天福照相馆业务的开展，哥哥结识了很多日本军警和商人，樊桂森上手拍照的机会就更多了。就是在这样特殊的环境下， 樊桂森不仅学到照相技术，同时也知道了哥哥的真实身份：东北抗联地下工作者。

有一天， 樊桂森的同学因为日语考试不及格， 被日本老师揪着头发拎到操场上， 拳打脚踢昏死过去。他上前去扶了一下，也被打得满脸是血。日本对中国的血腥统治， 激发了樊桂森的斗志， 他决心和哥哥一起战斗。他主动参加了抗日斗争， 每当哥哥组织战友们在照相馆接头会面时， 他总是拿出课本到门口把风放哨。一有日伪警察和可疑人员路过或接近时， 他就大声用日语朗读日文课本。哥哥在屋里听到后，立即采取应急行动。

这一时期，东北抗联急需专业人才，经过了一段地下斗争历练的樊桂森经哥哥介绍加入东北抗日联军。党组织认为樊桂森学有一门摄影技术，又有一些文化， 决定把他派往苏联进行学习。

1936 年1 月，不满15 岁的樊桂森与其他几位学员过境绥芬河，被送到位于海参崴的列宁高级学校。列宁高级学校是共产国际中国支部培养抗日干部的一所专业学校，也是我党与苏联军方专门训练培养抗日特工的情报学校。

能够投身到参加反抗东方法西斯的斗争，对于中国热血青年来讲是一种求之不得的殊荣。少年樊桂森在这所革命熔炉中，受到了马列主义思想的哺育和情报侦察技巧的学习培训，一年后在海参崴加入了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樊桂森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侦察技术，立志学成后回到东北抗日一线，当一名身怀绝技的谍报人员，为抗日救国创建功勋。

回归祖国后，苏维埃边区政府副主席任弼时接见了列宁高级学校代表。任弼时对师生代表说：“你们在苏联已经通过了系统的政治学习了，具备了参加革命斗争的能力，关键是如何发挥出来。你们应当争取更深地打入到国民党内部去，多掌握和了解国民党内的动态，使我党在抗日斗争的策略和方针的制定上，有更多的情报参考，获得更大的主动权。”

樊桂森经我方党组织安排，打入了国民党三青团并加入青年军，这使得樊桂森有了开展情报工作的立足点和实践机会。他和同志们一心沉下来，注重各类情报的收集与综合，并为延安提供了许多情报。

1945 年初， 樊桂森获悉美国为支持蒋介石政府，从东南亚一个海港往昆明运送来100 台军用吉普，这批军车将被交给国民党， 组建国军的“天下第一连”。眼下正在开办汽车训练班培养司机，以将这批吉普开往南京总统府。

这一消息使得樊桂森兴奋不已。他觉得这是一个有可能获取更多情报的绝好机会。于是他请示汇报后，经上线同意，和另一战友王力青悄悄从国民党青年军中开了小差，离队去昆明应征。

几乎没有悬念，樊桂森和王力青一起被招收为“天下第一连”的汽车司机。不久后，一支由美军顾问为领队的“天下第一连”， 从昆明浩浩荡荡开往国民党南京总统府。

潜入总统府

到达南京后，让樊桂林和王力青兴奋不已的是，他们被留在了总统府内执行任务。

但是接下来的情况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样简单乐观。总统府里纪律森严，一步一重天，作为一名司机只能开车和待在留守处待命， 平日里如果谁多说一句话， 或者流露出好奇的神情，都可能被审查清洗出去。樊桂森与王力青潜伏了一段时间后， 竟然一步也未能超越出司机的职能和活动范围。这时，更加不巧的是与上线联系出现了问题。没有人按照预定暗号来与他们接头和发出指示，陷入了失联状态。俩人决定想办法寻找上级组织， 争取得到任务和指令， 而这只能设法离开总统府，回到延安去。

樊桂森开始寻找机会。一天，他发现苏联驻华大使馆的司机在总统府内半路上停下来修车，就伺机上前搭话。他低声对苏联司机说：“同志，我是从苏联列宁高级学校回来的革命青年，希望能帮助我们回到延安。”

苏联司机警觉的审视了他一眼，摇头说：“我们并不认识。”樊桂森与这位司机简短交流的情景，已被车上的苏方人员秘密拍照。苏联司机扭头上车时，又轻声低语说道：“多加小心，一周后见面。”

一周后， 樊桂森有任务出车，没能与苏联司机在曾经相遇的地方见面， 但傍晚回来时，他发现有苏联军人在那里与一位国民党军官闲谈散步，就壮着胆子近前搭话道：“是否需要顺路搭车？ ”那名国民党军官是军方外事部门的官员，与他闲谈的苏联军官马上回应道：“那就把我送出总统府吧。”

那位苏联军官上车后，用汉语告诉他：“我們已对你曾在苏联学习过的经历做了调查。”

汽车一出总统府大门，按照苏联军官指示，朝苏联使馆方向开了一段后，查看后边没有盯梢的尾巴，就进入了一家幽静的咖啡厅。苏联军官告诉樊桂森说：“苏联驻中华民国政府的大使罗申要接见你。”话音刚落，罗申少将就走了过来。

罗申少将镇静而又严肃的审视了一下樊桂森。年轻司机樊桂森给罗申的第一印象是相当的帅气，他的微笑非常容易获得人们的亲切感和信任感。罗申的第六感觉告诉他：眼前这位东方小伙实在是一个做特工人员的好坯子。而樊桂森也正以渴望的眼神注视着罗申将军，希望他能满足自己和战友的愿望，帮助他们立马回到延安。在南京总统府这个铜墙铁壁之内，在举目无亲的环境之中，只有苏联同志能够帮助他俩实现这个愿望。

此刻，罗申大使对于曾在苏联加入了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樊桂森， 寄予着深切的期望。他以严肃的语调发问：“你是不是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 ”

“报告首长，我是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 ”樊桂森以俄语肯定地回答。

罗申加重了语调：“那我就以苏军情报总局局长的名义命令你们： 就地潜伏在总统府内，努力收集蒋介石政府的政治、军事情报。为了苏维埃和中国共产党的事业， 发挥你们的特殊作用。”

罗申继续强调说：“中国共产党人和苏联布尔什维克都是马列主义政党，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是我们的共同理想和奋斗目标。抗战刚刚胜利，但中国革命的形势仍然复杂，尽管我们目前还与蒋介石保持着外交关系，但是美国政府还在大力支持国民党政权，给他们打气撑腰。蒋介石集团是资产阶级独裁统治集团，从其本质上讲是我们的共同敌人，我们希望中国革命能够胜利。现在我们实际上所做的许多工作也是为了这个目标。你在南京总统府潜伏下来，就是身处革命的斗争第一线。你在总统府所能发挥的作用，可能比几个师的力量还要大，所以你要珍惜这个机会和环境，安下心来把这里的工作做好。”

樊桂森回来后，向王力青秘密传达了罗申将军的指示精神，俩人统一了思想，继续潜伏在总统府里开展情报工作。他们很快被调任到蒋介石的侍卫室，为主任刘述之少将开车。

侍卫室是总统府内一个极为重要的军政部门，是蒋介石政府的一个核心岗位。侍卫室主任刘述之主要负责国民党军务和内卫的会议、收发重要文件和蒋介石外出视察开会时的各项准备工作。刘述之做梦也想不到会有特工进入到自己的地盘中来。他只知道，总统办公室选派了两名驾驶技术极好的年轻司机进入到本部门负责公务出行之需。

在总统府侍卫室工作，内部纪律极其严格，而且要求成员十分可靠。为了尽快取得主任和同事们的信任，樊桂森和王力青细心揣摩主任和其他几位上司的脾气、性格、爱好和管辖范围，投其所好地开展服务，很快就在本部门上下赢得赞誉，成为大家信任的好司机。有什么重要公事和私事，主任和各科室领导都不忘记把他俩带上。

抗战胜利后，总统府内官员获得了提升的机会。部队调动和前线的战事安排也成了不少军官挑挑拣拣的事项。趁着官场风气混乱，樊桂森和战友利用接送主任出席会议、赴宴，从官员们和家属的闲谈中获取了大量的军政信息。还利用苏联武官处提供的微型照相机，拍摄了许多文件、通知和政务、军务活动场景。

有一次，天气十分炎热。樊桂森在送刘述之的副官公出途中，想把他手中的公文包拿到手上， 就趁机将车内空调搞坏，把副官热得大汗淋漓。平时，樊桂森与这位副官关系较为密切，就提示他说：“长官热成这个样子，到下属单位怕是有失大雅了。前边有家浴室， 我送你去冲个凉吧。”副官一听就应允了。在总统府《工作条令》中有司机负有警卫职责的规定，所以，这位副官下车后很放心地让樊桂森在车上守候。副官一下车，樊桂森敏捷地拿出微型照相机，迅速打开副官的公文包，将其中的两份军事文件和一份行政事务通知拍了下来。然后他打开车窗，若无其事地通风纳凉，副官冲凉回来后，樊桂森稳稳当当地将他送到了目的地。

在执行重大任务时，樊桂森更是十分敏锐地寻找机会获取情报。有一次，樊桂森得知要护送侍卫室主任刘述之接送美国武官时，他提前在车上安装了窃听器。此后，每次接送总统府国民党官员时，他都及时打开窃听器，即使是闲谈聊天，也予以录音，并将录音内容及时报送。

正当樊桂森和战友王力青积极开展谍报活动，苏军情报局也准备为他们授勋嘉奖时，发生了一件让罗申将军深感意外的事情。

1948 年初， 南京市发生了群众性反内战示威游行。这天上午， 樊桂森正巧经过游行地段，他目睹国民党军警殴打示威群众的情景后，义愤填膺地扑上去与国民党军警打起来。宪兵们发现他身手不凡，就一起上前把他按住，戴上手铐，抓进了宪兵队并威胁要枪毙他。樊桂森拿出了总统府的通行证和工作证，国民党宪兵一看他是总统府侍卫室主任刘述之的工作人员，吓得说不出话来，连忙道歉并马上将他释放了。

罗申得知樊桂森擅自参与游行活动的事件后，严厉地批评他： 这不是你应该参与的事儿，这样做太危险了。今后，没有我的命令， 绝对不能擅自行动，否则要以军法处置！ 话虽如此，罗申将军内心因此认定了樊桂森是一名忠于革命、不怕牺牲的共产主义战士和不可多得的优秀特工。

归心似箭溪流入海

寒来暑往，几度春秋。在解放战争的炮火轰鸣中，人民解放军于1948 年秋天抵近北平，蒋家王朝的丧钟就要敲响了。这天，苏方人员向樊桂森和他的战友下达了指令：俩人中留下一人直接在苏联武官处工作，另外一人可随同国军增援部队前往北平，相机行事。苏方人员暗示樊桂森留下。

回到哥哥和战友身边投入最后的决战，参加解放全中国的伟大战斗，是樊桂森一直以来的夙愿。他表示想随同国军增派部队前往北平。

罗申从下属的汇报中听说樊桂森不想留下，不禁感慨地说道：“他是地道的中国人，作为一个具有崇高爱国主义情怀的革命战士， 他必然会做出这种选择。”

樊桂森随同增援部队到达北平不久， 国民党守军傅作义宣布起义， 樊桂森隨同起义部队参加了解放军， 我军某师军务部门把他和其他国民党起义官兵参加革命时间一样填写成了1949年。

解放军接收起义官兵登记时，樊桂森上缴了自己的南京总统府通行证、国民党政府工作证、国民党员党证和国民党军人驾照。这四大件让登记人员大跌眼镜：还没有遇到过这样一个全料的起义人员。根据“一视同仁，既往不咎”的政策，登记人员把樊桂森作为国民党起义归来的士兵编入到铁道兵某师。

但是，樊桂森作为从敌方营垒进入解放军队伍的一个特殊人物，在没有我方情报上线的见证及其他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很自然地让人引发疑问和联想：会不会是敌方派遣的间谍？樊桂森受到了我政审部门的注意，并对他展开了长期、深入、认真、细致的内查外调。

专案组走访了所能够找到的所有线索，还通过外交途径专访了当年樊桂森的顶头上司、已任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的罗申将军。

对这种通过外交部门进行干部审查的事项，苏联驻华使馆十分配合。因为，中苏两党历史上干部交际情况非常频繁，许多中国共产党人都有在苏联进修或从事革命工作的经历。罗申大使听说中方要调查樊桂森的情况，郑重地为樊桂森的情况出具了证明：“樊桂森同志于1946 年7 月到1948 年10 月在南京被苏军情报总局吸收为情报员，他具有独立的工作能力， 遵守纪律， 经常向大使馆提供情报，并多次提供珍贵情报。”

曾担任过延安富县县长，后任甘肃省委主要领导的强自修同志也为樊桂森当年回国后在国民黨青年军中开展地下活动的情况出具了证明。政审也记载了樊桂森1936 年由中国共产党送往苏联学习的事实。

全方位的专案调查证实：樊桂森1936 年参加革命的时间点清晰，从事过地下工作的经历真实可信，在南京总统府内开展谍报工作的事实存在。

而在这段被内部审查时间内，樊桂森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已经在烽火连天的朝鲜战场上与美帝国主义浴血奋战了4 年之久。由于他作战勇敢，屡立战功，升任为排长。

满目青山夕照明

1964 年， 樊桂森脱下了军装，带领妻子转业到地方工作。

樊桂森转业后被分配到黑龙江林业系统的一所中专学校做校务工作。角色转变了，工作转型了，但他对革命事业的满腔热忱丝毫没有消减。如同当年投身革命时一样， 他风风火火、踏踏实实地投入到平凡的工作中去。

樊桂森严守政治、组织纪律，从不炫耀自己是被抗联派遣到苏联学习过的“红小鬼”，更绝口不谈自己曾是一个潜伏在南京总统府内，在蒋介石眼皮底下从事过情报工作的超级特工。

2005 年深秋的一天上午，樊桂森只身一人在家中突发心脏病逝世。家人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了他在1998 就写好的遗书，这是一位献身革命，死而后已的老同志留给后人的精神遗产， 也是一个革命者的内心自白。他在遗书中说：

我从苏联回国，在前往西安的路上，看到在荒漠的路边纵横交错地躺着许多白骨。在白骨之间，偶然发现一顶军帽，军帽上有五角星。这些白骨肯定是红军烈士的白骨。他们为国捐躯，却无人收尸，更不要说祭奠了。

我1921 年生， 现已78 岁，什么时候离开人间， 我没想到。但总有一天要离开这个美好的社会。有备无患，我首先考虑到终身大事早做安排还是必要的。我赞成《退休生活》中《丧事简办的倡议书》， 不登报， 不通知亲友，不做告别仪式。子女不上供、不烧纸，只行注目礼。看老一辈在破坏旧世界的斗争中，在建设新中国的劳动中是怎样度过他们的艰苦的一生的。看鲜艳的五星红旗上有他们抛洒的热血和滴下的汗水。不买寿衣，穿平时的工作服，火化后将骨灰撒在江桥下，我去拜望八女（抗联烈士八女投江），向她们汇报；把骨灰撒在北山最高点， 看阳光日出，看北京光芒万丈！ 希望在北京！未来的世界寄托在北京！

最后请单位领导为我速办火化手续，一切从简，不花钱办丧事。

最后感谢强自修为我的情况所做过的证明。感谢罗申大使为我所做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