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化历程中的十次留学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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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概述了从19世纪首次官派幼童留美，直到21世纪新生代留学的十次留学潮，历时140余年，伴随着中国现代化的整个历程。19世纪中叶洋务运动起始的第一次官派幼童留美伴随着以器物（经济）变迁为主的现代化运动；其后第二次留欧潮已由经济变迁转向政治变迁；20世纪初带来了辛亥革命的第三次留学潮是数万人留日；而第四次庚款留美带来了文化变迁；带来无产阶级革命的留法勤工俭学为第五次留学潮，抗战前后留美留欧第六次留学潮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人力储备；五十年代留苏（第七次）和同阶段台湾大规模留美（第八次）为海峡两岸现代化提供了人力资源。改革开放后迎来的第九次留学潮和新世纪第十次留学潮是当代现代化主力。

关键词 中国 现代化 留学 归国潮 文化交流 变迁

1985年，我应母校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邀请，前往合肥做了“中国历次留学运动”的演讲，后来我在此基础上继续有关留学史研究，于八十年代末写出一部30万字书稿《中国百年留学史》，该书稿详尽记述了一百多年来伴随中国现代化历程的十次留学潮。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该书未能付梓，书稿也已丢失。今逢千千万万国人跨洋过海留学全球之际，不免想起那部丢失的书稿及以往的研究，遂将手边一些发表过及未发表过的文字和演讲稿，整理综合成此文，按照历史踪迹，概述140多年中的十次留学潮及其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愿以此文表达对历代留学先人的敬意和怀念，并对当今留学者致以期盼和祝福。由于原书稿丢失，手头数据和资料有限，索引颇不完善，仅以参考文献形式附于文后，盼谅解和指正。

引言 中西文化交流源远流长

向往文明和追求进步是人类自发的本能。路程遥远，语言障碍及风俗隔阂，都不能阻止经商冒险和求学取宝的人们。而他们的往来，也把人类创造的文明，像撒播种子一样，带到异国他乡，变成了人类共同财富。

中国历史上很早就出现了与外国的交往。元代以前，主要是通过古丝绸之路与中亚、南亚、西亚以及非洲、欧洲的许多国家友好往来。其中除了使臣、商人、探险家外，也有大量僧人。他们往来于漫长的古道，传递信息，交换物质和学习技艺。在此东西文化交流中，值得一提的是赴佛教发源地天竺（印度）取经的僧人，他们可称为中国最早的留学生，其中功绩显赫者，当推玄奘。

玄奘大约出生在公元600年，是唐代有名高僧。虽已“誉满京邑”，他仍不满足，仍不顾朝廷禁令，只身西去求经。通过千难万险，抵达印度，在当时印度最大、最壮丽的佛教寺院那烂陀寺苦读五年经书，随后游学全印度，多次在印度当时盛行的宗教学术辩论中，舌战群僧，独占鳌头，可谓中华和尚威震印度。当玄奘认为西来取经的目的已经达到，准备携经回国时，鸠摩罗王以建造一百所寺院为代价挽留玄奘；但他不为所动，像当年决心西去求学一样决心回国。玄奘满载经书，翻山越岭，回到中原。他上书唐太宗：“访学，无顾身命。”唐太宗宽恕了违令的玄奘，并建造大雁塔，收藏他带回的经书。

玄奘取经历时17年，行程5万里，带回佛教经典650部。在他开设的“译场”里，翻译了佛经74部，计1333卷。而他所著的《大唐西域记》，更是详尽地介绍了西域、中亚、印度、巴基斯坦的历史、地理及社会情况，为后世留下一部信史。

与玄奘同时代的义净也曾带回梵语佛典400余部，他和玄奘、鸠摩罗什、真谛，并称为中国“四大译经家”。这些经书，不仅对中国的佛学研究起了重要作用，还对中国的哲学、科学和文学以及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更让人意料不到的是，由于内部派系斗争及回教的传人，佛教在其发源地印度竟逐渐衰退，到13世纪，几乎消亡。有幸的是，它已传人中国，进而传人日本及东南亚诸国，而避免失传的悲剧下场。这也是各国文化交流与留学活动的可贵成就。

在玄奘等人西去取经求学之时，出现了日本大量派遣留学生到中国的热潮。当时日本正处于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阶段，当权贵族决心向封建盛世的唐朝学习。260年间，日本向中国派遣了17次遣唐使，其中13次有留学生及学问僧（以学佛为目的）同行。遣唐使人数高达四千余人，不过其中大量是水手，真正留学生不足五分之一，而留名史册的只有四、五百人。他们多数在中国留学一、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之久，有的老死中国；回去归途中，又有不少人葬身大海，但真正后来回到日本的那部分人，对日本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的改革，对促进日本封建制度的建立，都起了重要作用。由此可见，留学本是有来有往的双向交流。

在玄奘赴印取经一千年后，中国出现了一些同样出于宗教动机，赴欧求学的人。明清之际，耶稣教传教士以学术先行、宗教殿后的方式进入中国。后来返回欧洲时，他们带去了一些中国学生。从1633年至1868年，留学欧洲留名史册的就有132人。他们多是随传教士到欧洲学习神学。所去国主要是意大利，特别是在那不勒斯开设的一个“圣家修院”（也叫“中国学院”或“文华书院”）求学。132人中有106名中国留学生毕业于该学院。该学院创办人马国贤曾在1707至1723年在中国布道，回去时就带走四名中国幼童。这些早期赴欧的留学生在国外逗留时间都很长，少则十多年，多达30余年，他们都有很好的拉丁文造诣。有位康姓学生，1740至1750年在巴黎求学十年，他用拉丁文写下二百多页的旅行游记。另一位留学生沈富崇1680至1694年在里斯本和罗马求学，1684年9月曾到法国见到法王路易十四。法国杂志介绍了这次会见，盛赞他的拉丁语；而沈富崇则向西方人出示孔子画像，介绍中国文化及社会情况。他们中的少数人，如随法国传教士到法国的杨德望及高类思，接触到神学以外的理学；法国国务院秘书长见到不同于一般学神学的中国学生，特请名师教他们物理、化学。他们与曾著有《中国问题集》和《富庶之生产及分配之考察》的法国经济学家杜尔克有密切往来；高类思也曾用法文写过长达482页的报告，论及中国与中国文学、科学之起源。

可惜这期间留学欧洲的100多人回国后，多数终身只充当了传教士。他们中既没有出现像玄奘那样将大量经书带回中国，并译成中文的人；也没有留下什么特别的声音。这不是他们的过错，应该归罪于满清王朝一向反对耶稣教在中国的传播，耶稣教之教义和中国社会也相差甚远。这些满腹经纶的留学生回国后，只能默默地传播宗教。但是我们看到，在漫长的中国闭关自守的历史长河中，他们像是黑暗中的几点星火，燃到了欧洲大陆，带去了古老的东方气息；他们虽不是英雄，也是留名史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