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西思维差异谈美学的研究态度

内容提要：重“理论”与重 “实用”表现了中西传统思维差异的一个方面，这一差异使中西学术走上了两条不同的道路，对这一差异及其产生的结果的研究为美学发展应采取的学术态度提供了借鉴。

关键词：中西思维差异　美学　态度

近十年来，关于美学学科定位的讨论不知不觉成为了一个热门的话题，包括蒋孔阳、阎国忠等一些美学界的权威人士也都发表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在这种表面的学术繁荣背后，人们不难看到美学所处的尴尬处境，一门学科，沦落到要为自己去争一席之位的地步，他就不得不承认自己暂时还没有地位。因为只有弱者才会为自己呐喊，从1909年的芝加哥女工为争取自由平等而举行罢工游行，1910年著名的妇女解放运动领袖克拉拉·蔡特金(Clara Zetkin)，提议设立“三八国际妇女节”以来，我们不难发现，直到今天，妇女的地位还是不能在实质上与男子平等，无论是政治、经济领域，还是在人的意识之中。

所以，美学依然还是要呐喊，就像妇女解放运动依然还是在进行一样。只不过笔者认为更加亟待呐喊的是美学的研究态度问题，因为只有研究这门学科的人摆正了学习态度，学科的危机感才会自然而然地消除。但是目前的情况是，我身边的美学学生们明显地感觉到课堂上的教学知识僵化、脱离实际，从而产生对于美学课程的厌倦、不满以及消极应付的态度。这种现象的产生,在相当程度上与文艺学本身的理论性和思辨性以及其缺乏时效的实用性有关。

正如法国学者布尔迪约和帕斯隆所说的：“社会方面的有利与不利因素都对学习过程产生着巨大影响”。[1] 不可否认，中国社会的转型已经极大地改变了文化活动的生产、传播与消费方式。文化活动也日益市场化、商业化与产业化，大众传播方式也基本普及，从而导致了大众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以及相应的审美活动的日常生活化——电视连续剧、美容、美发、广告、网吧、迪厅、美女图、流行歌曲等成为大众主要的文化消费对象，消费者的艺术接受日益休闲化与日常生活化。这些感性诱惑力更大的文化形式当然更容易得到大学生们的青睐。另一方面,就业竞争的强大压力，急功近利的社会氛围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学生的专业选择和学习态度。众所周知，美学学生就业情况一直都不理想，这也就难免学生产生对于文艺学课程的厌倦、不满以及消极应付的态度。学生们关注得更多的不是美学理论的研究，而是学习这门学科能给自己带来哪些实质性的利益，在此，笔者从中西方传统思维的差异之一出发，即所谓西方人重“理论”，东方人重“实用”，以及这种差异是如何引领了中西方不同的历史，来谈谈理论学科的魅力，并试图以此来端正目前美学学科的学习态度。

首先，从自然科学来看。

古希腊人不讲实用，有时甚至会为了理论而理论。如我们都很熟悉的芝诺的运动悖论之一：“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阿基里斯是当时全希腊跑得最快的人）。这一命题，凡是有正常思维能力的人或是稍微还有一点常识的人一看便知是错误的，然而，从亚里士多德至今，多少科学家都试图指出芝诺的论证错误，可总是无法彻底驳倒，而它却又总是让人饶有兴趣并锲而不舍地去探究。为什么会这样呢，难道是其中有“黄金屋”或是“颜如玉”？中国人传统的定向思维可能会不自觉地引领我们去这么思考，可历史告诉我们，他们这么做仅仅是为了追求真理，是为理论而理论，为科学而科学。

而古代中国的学术研究动力则主要来自于实用。例如，中国的四大发明家就都是实用性的。古代的天、农、医、数四大科学所涉及的研究领域也大都来源于实际需要。学科体系也表现为实用知识的堆积，天文学则偏重于用天象去说明封建制度和编写修订历法；数学偏重应用题的解答，《九章算术》实际上是一本应用习题集。只有《黄帝内经》作为理论基础一直指导着中医学的发展，至今未被西医取代，这也正好从另一方面说明了理论科学的优越性及其强大的生命力，但凭此势单力薄终究代表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也改变不了中国的历史。

依然记得当罗马入侵舒拉古时,面对愚昧无知、凶残的罗马士兵，阿基米德的那一声响彻世纪的怒喝：“滚开，别踩坏了我的圆”。我的圆，就是我的生命，是比肉体生命更为珍贵的东西。“也许，中国人爱‘算’和希腊人爱‘图’，这仅仅是一种历史的偶然选择。然而，爱‘算’的中国人最终走上了一条使用技术的道路，而爱‘图’的希腊人走上了一条理论科学的道路，这决不会是偶然。因为，从通常人类的心理来看，爱‘算’者必然现实，而爱‘图’者更爱幻想”。 [2]

古希腊人，或者说西方的哲学家、科学家对于理论及其体系的执著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因而，中国没有为了自己坚信的科学理论而献身的布鲁诺，没有倾其所有致力于天文学而最终在贫病交困中去世的开普勒，也没有由于发现了与当时“正统观点”相悖的人体肺循环，而被文火慢慢烤死的塞尔维特……我们有的只是在科举制度下，醉心于科举，埋头于八股，“学而优则仕”的秀才和状元们。因为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一直被统治者视为“奇技淫巧”，受到歧视与打击，这种社会政治环境必然造成重道轻器的思维倾向，使中国的传统思维方式具有政治实用性的特征。

其次，从哲学上来看。

哲学作为人的自我意识理论，都是作为人而有的生存、生活、处事的态度、观点和追求而存在的。她是表达人生、人性、人的理想追求的自觉理论。无论西方还是东方，哲学的基点都在人的生命活动中，二者的差别只是表达方式的不同，而这些不同却也体现了中西思维的这一差异。

西方哲学从古至今一直都是探讨“世界是怎样的”，“我是谁”这些问题，从泰勒斯提出水是世界的本原到毕达哥拉斯的数即万物，从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尼采的超人哲学，到萨特的存在主义和海德格尔对“此在”的探讨，西方学者们追究宇宙起源，探索万物本质，诘问人生目的，重视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探索哲理，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目的。

而中国传统哲学总是从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物的内在联系中去思考社会伦理关系是否正确，即使有时也谈天说地，其目的也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即使是提倡“无为”的老子在阐述自己的思想时，也只是为解释社会政治问题提供例证，因而从自然现象寻求相应的启示。虽然涉及到不少自然现象和自然规律，但“不过是自然以明人事而已，并非对自然知识的真正研究或总结” [3] 而作为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他的哲学则以“仁”、“礼”为中心，“仁”寻求人伦关系规范化，“礼”寻求社会有序化，思维的中心在于伦常治道，在于确立和论证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长幼之序、朋友之信，维护人伦关系是为了维护君臣关系和封建专制，最终为了安邦治国政治目的。这也应该说是中国传统思维实用性特征的一个表现。

我们应该反思一下中西思维的这一显著差异性。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历史一直不曾中断的中国古代史上始终没有出现像西方那种从根本上反对“正统思想”的文艺复兴。而反而在一直动荡的欧洲，在中世纪后期，西方人接受了来自中国、阿拉伯的东方科学文化，并重新发现了古希腊的科学，从而开始文艺复兴，建立近代科学。这就是理论的魅力，只是一个理论猜想就能激发牛顿最终发现经典力学三大定律，而门捷列夫关于元素周期律的理论猜想更是启发了一代代的化学家们发现了更多的化学元素，自然科学是这样发展的，社会科学也是这样发展的……

最后，我们来看看这种差异是如何淋漓尽致地体现在现代美学上的吧。

美学发展到今天，为什么还在为自己争一席之位而奔波呐喊，笔者看来也是因为中国传统思维的实用性所造成的。因为美学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经济社会中实在是缺乏实用价值，他无法像自然科学那样直接运用于物质生产创造物质财富，也无法像文学那样快速高产从而收获物质财富，因而中国的美学在今天实际上也走上了一条重实用的道路：她虽然无法像心理学那样在医院设一个部门专门解决人的心理问题，但是她却可以在大学的某个学院成立心理学美学，从哲学的高度来研究人的心理；他虽然不能像工业设计那样直接参与设计研究，但是却可以建立一门工业设计美学，专门研究如何使设计更符合美的标准（虽然这是工业设计学科本身就已经涉及的内容）；她虽然不能像服装设计学一样去进行实际的设计操作，却成立了一门服饰美学。类似的还有烹饪美学、教育美学、语言艺术美学、戏剧美学、影视美学、舞蹈美学、音乐美学、园林美学，甚至还有口腔审美学。这些好像一夜之间发展起来的美学学科当然可以证明在物质生活日益丰富的时代，人们对“美”的追求已经渗入到生活的各个领域，也可以说这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发展的一个表现。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认为的：“已经没有任何统一的美学或单一的美学”。 [4]这样看来美学好像是又迎来了自己的一个黄金时代。然而，作为美学研究者，我们不能被这些琳琅满目的实用性学科蒙蔽了双眼，应该看到，在这么多的美学分类学科后面，始终离不开哲学美学的理论支持。因为美学是一个整体，而这些应用美学则是这个整体的方方面面，如果把美学比喻成一棵树，那么她的这些应用学科就是这棵参天大树上的一些枝枝杈杈，枝杈是永远离不开她的根的，而根就是我们说的哲学理论。这就是为什么美学史上最重要的著作和思想仍然是哲学理论著作，因为它深刻地涉及了人类存在的基本价值、结构等一系列根本问题。让我们来看看20世纪西方是一些什么美学吧：分析美学、试验心理学美学、表现主义美学、存在主义美学、结构主义美学……哪一个不是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并且在世界文化历史长河中闪耀着自己永不暗淡的光芒呢？我想这应该是口腔审美学永远也做不到的吧。

美学是绝对有其理论优越性的。纵观中国美学史上几次变迁，不由得感慨中国美学的苦中作乐、死里逃生。美学经由日本传到中国是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王国维是最早弘扬美学的学者，他的美学思想深受康德、叔本华的影响。王国维认为，生活的本质是“欲”，追求欲望必然带来痛苦，要摆脱这种生活之欲带来的痛苦，只有求助于美和艺术。“故艺术之为物，欲者不观，观者不欲……”[5] 蔡元培于1917年，在北京神州学会发表题为《以美育代宗教说》的讲演。在这以后，一直到1940年逝世，蔡先生不断地写文章，作演讲，大力提倡美育，把“以美育代宗教”作为自己一生中的重大课题。可以看到，中国美学从诞生之日起一直是势单力薄的，但是对于美学问题的追问却激活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情感和智慧。1956年的“美学大讨论”不知算是文学史上的幸事还是劫难，它实际上起源于对朱光潜资产阶级美学思想的批判，继而转向美究竟是主观还是客观的争论，从中形成了主观论、客观论、主客观统一论等当代中国的几个主要美学流派，应该说它是1949年到1966年之间难得的一场相对自由且较具学术性的讨论，在新中国五十年的学术史上，这次美学讨论是唯一一次较少受政治教条干扰、在有限范围内进行的真正的学术性讨论。还有1980年前后的“美学热”，在苦难的日子即将过去的时候，重新激发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信心。实践美学是我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和七、八十年代两次美学大讨论的重要成果，标志着那个时期我国美学的发展水平。

应当承认，美学虽然在当时的人文学科中是独领风骚的，这是由于当时学术思想空间的逼仄与贫乏，以致很多被视为异端的思想似乎只能借美学来曲折地表达。“当巴人因为一篇《论人情》的小文被批得死去活来时，朱却可以继续在美学中研究人性、人情。1979年，他发表《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感问题》径直把人性称为“人类的自然本性”，它与阶级性关系是‘共性与特殊性或全体与部分的关系’。这在当时差不多是石破天惊之论”。[6]

然而，不管是由于客观的社会原因，还是由于美学学科的独特性，一个不可争的事实是：正是美学，在那个学术思想空间逼仄的时代奇迹般地存活了，并保存了人文学术的不中断。可见，美学作为一门理论学科，有他存在的理由，以及其强大的生存能力和广阔的生存空间。

不可否认，从哲学出发去研究美学，不会那么直接快速地获取实利，也不可否认，现代生活的花花世界使一些学术研究者失去了对抽象思辨的兴趣，但如果没有学术理论来汲取养料，美学又怎么能茁壮成长、开枝散叶呢？唯一的后果只是在这些应用学科中慢慢湮灭。“文学既然顽固存在着，文艺学的对象就是文学事实、文学问题和文学活动，文艺学可能随着这些事实、问题和活动的变化而变化，但无论如何变，都不会把文学抛弃掉，而去钟情什么‘日常生活的审美化’”。[7]这是童庆炳先生为文学理论的呐喊，同样，笔者在此也要为作为美学理论基点的哲学而呐喊，我们今天提倡哲学的主体位置，并不是认为美学是已经定型且不存在内部差异、矛盾与裂隙的实体，也并不是认为从中可以概括出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般规律”或“本质特点”，笔者只是觉得在人类生活日益物质化的现代世界，我们不能一味地谋求学术的实用性，至少暂时不要关注其实利性，那都是研究以后依你的研究成果的成功度来自己实现的，作为美学的学习者更应该看到其哲学理论的强大魅力及其顽强的生命力，适时地端正我们的研究态度。

人类需要审美，这也就是为了通过对自我的突破，从而解放出被压抑的深层的情感，使自身的本来面目完整而自由地呈现出来。“审美的真实就是为了让人们看看真实的自我”。[8]在物质生活日益丰富的今天，我们依然崇尚那如醉如狂的酒神精神，依然追求那内心冥寂、与时而动、与物而化、无所不适的逍遥游。美学给人们创造了一个精神家园，她是陶冶人的灵魂，抒发人的性情，美化人的精神生活的圣地。这片圣地给予了我们精神的享受，也同样需要我们去用心守护。

参考文献：

[1] [法]P·布尔迪约,J·-C·帕斯隆. 继承人——大学生与文化[M]. 邢克超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2] 林成滔. 科学简史[M].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84页.

[3] 李泽厚. 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 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97页.

[4] 李泽厚. 美学三书[M]. 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447页.

[5] 王国维. 静庵文集·红楼梦评论[M].

[6] 单世联. 反抗现代性——从德国到中国[M]. 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09页.

[7] 童庆炳.“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学[N]. 中华读书，2005-1-26

[8] 刘晓波. 审美与人的自由[M].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