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主义问题

[关键词]马克思；历史主义；历史唯物主义

[摘要]把握马克思与历史主义问题的关系是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一条新路径。历史唯物主义从自然与历史的有限统一、结构与历史的辩证统一成功地战胜了历史主义研究方法的困境。历史主义不仅仅是一种方法论，其背后有着深厚的历史观基础。历史唯物主义克服历史主义困境，也不仅仅是在方法论层面，历史唯物主义通过诉诸于人的实践活动的“有限目的论”解决了历史主义不得不“假手于上帝”的困境，从而解决了历史主义关于历史意义的根基问题。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1)02－0037－08

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级学科，经过几年的发展开始走向成熟。一门学科的发展，总是会回过头去审视一系列的基本理论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来源问题便是其中之一。作为唯物史观的马克思主义，有研究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来源之一就是浪漫主义。这是有道理的，当然马克思后来超越了浪漫主义。本文认为，作为浪漫主义继承者的历史主义，也是马克思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而对马克思与历史主义的关系，学术界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也没有系统的研究，这不能不说是理论的盲视。造成上述情形一方面由于人们对于德国历史主义缺乏了解，其二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缺乏必要的谨慎研究。本文试图将马克思与历史主义问题的关系作一番理论考察，旨在深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

一、自然与历史的“有限统一”

以兰克为代表的德国历史主义反对启蒙运动假定的抽象人性和普遍人权的非历史的伦理预设，而是坚持一种历史实在论的历史观，即人没有本性，而只有历史。历史学家只需对历史作“秉笔直书”。但是，“此种对于在这一传统中为历史学家们所实践的道德中立的吁求，却包含着一种深刻的矛盾。它认定现存的权威体制代表着道德力量。构成渗透社会方方面面的伦理秩序的核心制度，乃奠基于权力之上的国家”。兰克与黑格尔一样，把国家视为伦理上善的事物，而且他主要从政治、军事和外交方面关注大国之间的关系，历史研究主要利用外交档案。简言之，兰克等人的历史观主要集中在政治史，而忽略了经济史、社会史。正是马克思敏锐地洞察到了这一点，他批评兰克等人所谓的“客观的历史编纂学”轻视“现实关系而局限于言过其实的历史事件的历史观何等荒谬”。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真正前提是物质生产本身，人类的生活和历史必须以此为前提。“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众所周知，兰克所代表的历史学派虽然不同于德国的思辨哲学，但是由于其忽略了历史的“现实基础”，都陷入了马克思所批评的“他们从来没有为历史提供世俗基础，因而也没有过一个历史学家”。而英法等国家的历史学家首次写出了市民社会史、商业史和工业史，为历史编纂学提供了唯物主义基础的初步尝试。

在批判德国“没有历史学家”的国度，马克思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历史观的唯物主义基础：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态，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马克思紧接着对兰克等人的历史观作了釜底抽薪式的批判，“迄今为止的一切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因此，历史总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的；现实的生活生产被看成是某种非历史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则被看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这样，就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因此，这种历史观只能在历史上看到政治历史事件，看到宗教的和一般理论的斗争，而且在每次描述某一历史时代的时候，它都不得不赞同这一时代的幻想”。

德国历史主义虽然在方法论上反对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但是在历史观上仍然属于德国思辨的、唯心的历史哲学。因此，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不仅批评了青年黑格尔派、老年黑格尔派，而且还批评了兰克的历史观，从而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历史的现实基础问题，开辟了历史唯物主义道路、与德国历史主义划清了界限。同时，马克思提出要建立自己的历史科学。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所要创立的历史科学，显然不同于历史主义所说的“历史科学”。历史主义的“历史科学”主要是一种历史方法论，其核心便是自然与历史的二分。尤其是自狄尔泰的历史主义和新康德主义的西南学派以来，德国理论界关于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的方法论的对立已成定局。狄尔泰把历史科学所特有的直观理解方法与自然科学的因果解释方法区别开来。而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更是激烈地把科学的研究领域截然二分：自然是规律支配下的事物的存在，与之相应的就是自然科学的“合规律性”；历史则是由受价值支配的“个体性”的事实集合而成，历史科学只能采用“个体描述法”。

马克思认为不存在自然与历史的绝对分离，因而在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之间也不存在根本的方法论的差异。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早就论证过在未来的共产主义中自然与历史的和解与统一，更期待着自然科学和被他称为人的科学的历史科学成为一体：“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更是从存在论上阐明自然与历史的相互关系。“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自然与历史的对立，只不过是意识形态家们制造出来的。马克思认为自然与历史统一于人类实践活动，或者说实践活动是自然与历史的中介。他论证人与自然的统一并不是在创世的意义上的“高深莫测的创造物”的问题，而是“在工业中向来就有那个很著名的‘人和自然的统一’，而且这种统一在每一个时代都随着工业或慢或快的发展而不断改变”。自然是经过“人化的自然”，不是开天辟地就已经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人类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由此，马克思明确反对历史主义(客观的历史编纂学)脱离人类的实践活动来考察历史关系。

马克思在对待自然与历史的关系上，既反对把自然与历史相互消融又反对将二者的差异绝对化。就像不能把自然消融到黑格尔式的绝对精神中去一样，同样也不能把自然完全消融到历史、社会中去。秉承着黑格尔主义的卢卡奇就把自然完全消融到社会、历史中去了：“自然是一个社会的

范畴。这就是说，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什么被看作是自然，这种自然同人的关系是怎样的，而且人对自然的阐明又是以何种形式进行的，因此自然按照形式和内容、范围和对象性应意味着什么，这一切都是受社会制约的。”这样，卢卡奇与黑格尔殊途同归，都陷入了“抽象的自然”中了。把自然纳入了历史的逻辑中，只不过是一种自然与历史的虚假的统一罢了。

相对于黑格尔、卢卡奇的抽象自然，马克思也并没有简单地将历史完全归结为自然。事实上，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的时候，虽然强调历史、社会对自然的“中介”作用，但马克思并不否认外部自然界的存在，“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会保持着”。更为重要的是，人的现实历史已先在地融入了自然的要素，或者用施密特的话说，自然(物质)已经成为人类实践活动的要素，虽然自然领域越来越处于人的控制之下，但是自然物质不是完全消融到“它进行理论的和实践的加工方式中去”。而且，物质生产过程中存在永恒的自然必然性，同样，社会的自然规律作为一种自然必然性也是不能够被任意超越的。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也不能跳过或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在认识到这种自然必然性的不可完全被超越性后，马克思在论述自由与必然的关系时，仍然坚持不能彻底抛弃自然必然性。“自由王国不只是代替必然王国。同时它又是把必然王国作为不可抹杀的要素保存在自己里面”。而且马克思强调在现实的社会组织中，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人们和自然的物质变换，在自然必然性王国里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的自由。当然这种自由只是有限的自由，然而却是通达作为必然王国彼岸的自由的唯一的现实的途径。

因此，马克思在处理自然与历史的关系上，既没有把历史完全归结为自然，也没有把自然完全归为历史。而他给出的答案是自然与历史的“有限的统一”。为此，马克思反对回到“自然”的浪漫主义态度中去。在这方面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了马克思的思想，他们也把自己与那些怀旧的、渴望理想化的“自然状态”的反启蒙的浪漫主义者区分开来。同时他们又承认“自然对象的独立整体不得不被保护，尽管这并不忽视它和人类主体相互作用。马克思曾称之为‘人的自然化’和‘自然的人化’是必须的，但不能以取消它们之间的不同为代价”。可见，这是对马克思“自然与历史”思想的深化和发展。

二、结构与历史的辩证统一

历史主义出现困境以后，历史学在寻找新的出路、探索新的概念和方法。20世纪史学新发展的最明显的趋势就是历史学与社会科学(主要是社会学)的结合。以前，历史学与社会学相颉颃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社会学可定义为对单数的人类社会的研究，侧重对其结构和发展的归纳；历史学则不妨定义为对复数的人类社会的研究，侧重研究它们之间的差别和各个社会内部基于时间的变化。这两种研究方法有时被看成是相互矛盾的，但如果将它们看成是相互补充的，其实更为可取。”这时，历史学已经开始突破兰克的政治史的叙事模式，逐渐开始借鉴社会学中社会结构的研究方法。“这种变化意味着社会取代了传统政治史的研究中心——国家，意味着历史学家已经认识到政治单位的突出作用只限于一个相对短暂的历史阶段内，同时还意味着社会生活的有效实体可以超越或跨越政治界限。”其实，历史学研究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史只是德国当时民族主义的写照，而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当时的英国、法国等经济相对发达的国家则开始写出了市民社会史、商业史等等。

众所周知，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19世纪以后的事情。在西方思想史上，作为人的现实生活领域出现的“社会”自古希腊城邦时期以来就一直存在着。只不过，在黑格尔之前，国家和社会都没有区分开来，或者说社会附属于政治国家，关于社会的论述最终都必须被置于建构某种政治制度的目的之下。无论是亚里士多德还是柏拉图，都探讨过家庭和国家问题，更重要的是如何建立一个理想的政体——城邦的问题。关于人性的目的论是其政治哲学的前提和预设，从古希腊一直到近代的霍布斯论述国家时都是这种模式，唯一有差异的是“亚里士多德的本质先于存在论的社会性却被自私自利的、利己的、个人主义的个性所取代”。在法国大革命和工业社会以后，国家和社会领域已经分化开来，市民社会作为第三领域在国家和家庭之外兴起了。社会学也正是从这时起作为一门真正的学科登上了历史舞台。19世纪的早期社会学思想就着重于研究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而且在解释社会现象时，把社会看作一个复杂结构。社会结构也同样成为历史学家分析社会现实的模式或模型。“把结构当作历史研究新重点的进一步结果是动摇了历史研究迄今为止将政治史放在优先地位的几乎视为当然的信念”。

针对历史主义侧重政治史，有人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概括为偏重社会学史，这是有道理的。当代英国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还进一步指认，马克思主义克服了历史主义的困境。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哲学和总体观，从五个主要方面对历史学家的思想产生了影响。首先，它既反映又促进了历史学研究方向的转变，从描述孤立的——主要是政治的——事件转向对社会和经济的复杂而长期的过程的研究。其次，马克思主义使历史学家认识到需要研究人们生活的物质条件，把工业关系当作整体的而不是孤立的现象，并且在这个背景下研究技术和经济发展的历史。第三，马克思促进了对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研究，尤其是他们在社会和政治动荡时期的作用。第四，马克思的社会阶级结构观念以及他对阶级斗争的研究不仅对历史研究产生了广泛影响，而且特别引起了对研究西方早期资产阶级社会中阶级形成过程的注意，也引起了对研究其他社会制度——尤其是奴隶制社会、农奴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中出现类似过程的注意。最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在于它重新唤起了对历史研究的理论前提的兴趣以及对整个历史学理论的兴趣。因此，他总结到：“在史学史语境下，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首先在于，当历史主义(就其唯心主义和相对主义的词义上说)困于本身的内部问题而丧失早期的生命力时，马克思主义为取代历史主义而提供了有说服力的体系”。

马克思主义克服历史主义研究方法的困境，从历史学研究的侧重点看，确实是因为马克思注重对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的研究。马克思主义主张历史研究的方向应当是探索长期的或反复出现的历史发展的特征和模式。于是，生产方式或生产模式就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的关节点。阿尔都塞等人就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概念和社会结构，依此来指认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反历史主义。他否定了黑格尔式的同质的连续性时间概念(注意：本雅明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反对历史主义的“时间概念”)，诉诸于马克思的“历史性时间”。阿尔都塞说，马克思的“历史时间概念”只能建立在属于一定生产方式的社会形态所构成的社会整体的起主导作用并具有不同联系的复杂结

构的基础之上。历史只是“建立在不同的生产方式的特殊结构基础上的历史性的特殊结构。这些历史性的特殊结构只是作为各个整体互相联系起来的各个特定社会形态的存在，因此只有从这些整体的本质，也就是说，从它们固有的复杂性的本质出发才是有意义的”。可以说，阿尔都塞完全制造了历史主义与结构主义的对立，阿尔弗雷德·施密特就曾经深刻地指出了这一点：“他致力于一种社会结构的转变过程的理论，在这种理论中，给予同时性高于历时性的方法论上的优先地位”。

那么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结构与历史的关系呢?马克思本人的确对二者都作过论述，似乎每一方都能从马克思的著作中找出有利于自己的论证来。但是，必须明确的是：马克思研究社会结构是一种范畴，也是一种叙述方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自己的研究方法时，特意提醒读者们注意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叙述方法”是建立在“研究方法”基础之上的，但是在形式上二者毕竟不同。“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可见，在研究中从事实出发，遵循对象的发展线索；在叙述中，则可以从事物内在的结构出发来安排范畴体系的逻辑顺序，而不大考虑历史编纂学意义上的年代学上的先后次序。

马克思本人在研究历史理论时，已经扬弃了历史编纂学的叙述方法，是以逻辑(范畴)的方式来叙述资本主义的历史性质的：“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排列是不行的，错误的。它们的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这种关系同表现出来的它们的自然次序或者符合历史发展的次序恰好相反。问题不在于各种经济关系在不同社会形式的相继更替的序列中在历史上占有什么地位，更不在于它们在‘观念上’(蒲鲁东)(在关于历史运动的一个模糊的表象中)的顺序。而在于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这说明了逻辑的东西对历史的东西只是在认识论上具有优先性，但是并不代表马克思放弃了历史的方法。正如施密特一针见血地指出：“对马克思来说，在方法论上研究完成的结构对研究它们的具体发展过程的既定的优先性，并不意味着历史过程的连续性对理论的建构是不相关的”。

其实，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时，并没有停留于此而忽视了这种生产方式的起源和发展。比如，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就针对蒲鲁东等人将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说成是固定不变的、永恒的范畴时，批评道：“经济学家们向我们解释了生产怎样在上述关系下进行，但是没有说明这些关系本身是怎样产生的，也就是说，没有说明产生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马克思恰恰是要说明这些“范畴的形成情况和来历”。此外，马克思注重逻辑的叙述方法，往往被理解为一种超越历史阶段的历史哲学的思维方式。为避免这种误解，马克思特别捍卫他在《资本论》中的“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假如谁“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

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结构与历史的辩证统一。正如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所说的那样：“马克思主义强大的生命力在于，它既始终坚持社会结构的实际存在，又坚持社会结构的历史性，亦即重视社会变迁的内在动力。今天，当人们已经普遍接受了社会体系的存在，但也为之付出了与历史无关这样的代价——如果他们的逻辑分析不是反历史的话——因此，作为一个基本范畴，马克思所强调的历史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三、历史的意义与“有限的目的论”

我们知道，19世纪德国出现了反对黑格尔思辨的历史哲学的历史主义运动，以兰克开创的德国历史学派为典型。兰克以史学家的身份对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进行了批判，他质疑一种抽象、演绎的理论架构，反对把任何唯理论的精神哲学体系移入到历史研究的领域。“与那种先天构造世界史做法决裂是历史学派的出生卡。历史学派的新要求是：不是思辨哲学，而只是历史研究，才能导致某种世界史的观点”。兰克指出历史研究与哲学研究最重要的区别在于研究方法，由此提出了“秉笔直书”的方法论原则。可见，作为方法论的历史主义的基本思路与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已有很大不同。但是，历史主义在历史观上又带有黑格尔哲学的痕迹，即历史主义仍然坚信历史是一个有意义的过程。

历史的意义问题，在批判的历史哲学那里是被忽视的。批判的历史哲学是靠反对思辨的、目的论的历史哲学起家的。众所周知，批判的历史哲学仅限于考察历史的认识论的条件，拒绝承认历史本身的意义问题。但是，批判的历史哲学在当代已经被许多评论家所质疑，认为其犯了“上演丹麦王子而没有哈姆雷特”的错误；而主张历史是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统一，没有离开本体论的认识论。

当代历史哲学发展的趋势是淡化思辨的历史哲学，甚至发生了从历史认识论到历史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当然，这是在历史叙事领域发生的，传统的历史真实性问题已经溢出人们的视野，到处充斥着“戏说历史”的图景。历史好像又回到古希腊，克里奥女神似乎又重新焕发出迷人的微笑。只不过，后现代主义的历史哲学更注重文学式的修辞，历史事实充其量不过是历史学家们演绎历史的素材。于是，历史真实性问题被解构了，历史学俨然成为了一门艺术。这显然与历史主义追求历史知识的真实性、客观性的宗旨相违背。其实，这是现代哲学发生的“语言学转向”在历史学领域的回光返照。新历史主义的文学批评、后结构主义等思潮更是推波助澜了这种转向。

虽然历史认识论、历史语言论风靡当代史学界。但是，历史本体论可以“存而不论”却不能被取消。尽管汤因比之后，再也没有人提出历史的思辨问题，但是这一问题似乎并没有得以解决。历史的意义问题在今天看来仍然有必要予以重视和理解。

历史的意义问题关乎思辨的历史哲学，对历史的意义的整体性追问乃思辨历史哲学之任务所在。当人们思考历史的意义时，通常是从目的、价值和历史模式等方面来寻找答案的。“意义概念与意图和目的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这种目的性则将人类的行动作为一个能进行思维和反思的主体的活动凸显出来。因此，‘意义’具有一种目的论内涵。”。在这里面，核心问题就是目的论问题。洛维特说得好：“通常正是目的确定了‘意义’的内涵。一切并非天然地是其所是，而是由上帝或者人所意愿和创造出来的事物，其意义都是由其所为或者目的来规定的”。对于历史哲学来说，追问历史的意义更多的是带有神学

(基督教)色彩的，是神学目的论的。与古希腊的循环往复的永恒历史观相对照，对基督教来说，历史首先意味着救赎历史。由此，基督教认为历史的意义就在于以耶稣基督的降临这一独特历史事件的出现为基础的。而独特的历史事件是以一种终极目的(意义)即救赎历史的信仰为预设前提的。只有确定了历史事件的终极目的，历史的意义才是可能的。

历史的意义因思辨的历史哲学的式微而走向寿终正寝。洛维特看到了这其中的奥秘：“认真地追究历史的终极意义，超出了一切认识能力，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它把我们投入了一种只有希望和信仰才能够填补的真空”。在现代，追问整体历史意义也许会被讥笑为无稽之谈，但人类最初对它的追寻却是真实的。它反映了人类最初的生存境遇——有限的存在与无限追求之间的矛盾，就像马克思所说的宗教一样，是“无情世界的心境”。尽管如此，思辨的历史哲学追问历史的意义问题不会因为批判的历史哲学的兴起而被取消，只不过是历史的意义的神学前提已经被人们所诟病。洛维特就是最为典型的代表，其名作《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历史哲学的神学前提》试图把历史哲学从神学中解放出来，从而回到古希腊中的“自然理念”中去。我们已看到，这种方案已被视为“历史意识的斯多亚倒退”。

我们从历史本体论上来考察一下历史唯物主义，首先来看看马克思是怎样理解历史的意义的。以往我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忽视了其与历史意义问题的关联。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施密特则给出了富有启示意义的关注和把握。按照他的观点，马克思对于历史意义的理解，既不同于叔本华的所谓历史是杂乱无章的事实的堆砌，也没有像黑格尔那样把历史看成是绝对精神和理性的自我实现。因为“马克思并未从泛神论角度赋予历史以独立性。当他像黑格尔那样也指出史前史中的支配与恐怖的不可避免的必然性时，他的思想仍易于带有一种为唯心主义辩解的色彩。确实，相互间有规律地更迭的社会形态使某种似乎包纳一切的结构进入了人类历史，然而，这决不意味着一种目的论在贯穿着总体”。简言之，马克思并没有把作为总体的世界看成是从属于赋予它意义的统一的绝对理念。

马克思那里唯一存在的就是黑格尔称作“有限目的论的观点”，即人类现实中的一切实践的目标和目的都是有限的，都是受时间、空间所限制的，都可以追溯到适应环境变化而采取行动的人，离开了人就不会有任何意义。在物质的自然界里，除了人所规定的各种有限的目的之外，不存在任何所谓普遍的、绝对的、泛神论的、甚至是上帝的目的与意志。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后来又指出：“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然而，事情被思辨地扭曲成这样：好像后期历史是前期历史的目的……其实，前期历史的‘使命’、‘目的’、‘萌芽’、‘观念’等词所表示的东西，终究不过是从后期历史中得出的抽象，不过是从前期历史对后期历史发生的积极影响中得出的抽象。”因此，历史的意义无非就是人通过实践活动调节各种生活条件而达到自己的目的。当然了，人的目的的实现要受制于既定的历史条件如生产力状况等。

马克思不仅否定了黑格尔式的“绝对目的论”，也否定了历史的神学目的论，而诉诸于人自身的存在与目的，人靠自己的双脚坚实地站在大地上。人类只有首先从理论上把自己作为自身的原因来看待，才能达到其本质和实存的现实的统一。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特别详尽地阐发了这个观点。他说：“任何一个存在物只有当它用自己的双脚站立的时候，才认为自己是独立的，而且只有当它依靠自己而存在的时候，它才是用自己的双脚站立的。”因此，马克思把基于本体论所提出的最初的人和自然的创造者问题斥为一种“抽象的产物”。“请你问一下自己，你是怎样想到这个问题的；请你问一下自己，你的问题是不是来自一个因为荒谬而使我无法回答的观点。请你问一下自己，那个无限的过程本身对理性的思维说来是否存在。既然你提出自然界和人的创造问题，那么你也就把人和自然界抽象掉了。你假定它们是不存在的，然而你却希望我向你证明它们是存在的。那我就对你说：放弃你的抽象，那么你也就会放弃你的问题，或者，你要坚持自己的抽象，那么你就要贯彻到底，如果你设想人和自然界是不存在的，那么你就要设想你自己也是不存在的，因为你自己也是自然界和人。不要那样想，也不要那样向我提问，因为一旦你那样想，那样提问，你就会把自然界和人的存在抽象掉，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所以马克思关心的主要问题不是抽象的“人和自然的创造者”的问题，也不是先于人类社会的自然的存在的问题。关于人和自然的生成与存在，不是本体论的问题，而是历史的和社会的产物。一言以蔽之，“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所以，关于他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他的产生过程，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因为人和自然界的实在性，即人对人说来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类说来作为人的存在，已经变成为实践的、可以通过感觉直观的，所以，关于某种异己的存在物、关于凌驾于自然界和人之上的存在物的问题，即包含着对自然界的和人的非实在性的承认的问题，在实践上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

马克思所反对的神学目的论恰恰也是以兰克为代表的历史主义所坚守的。虽然兰克在历史观上反对黑格尔的思辨历史哲学，但是他最终还是把上帝请回来了：“历史的每一时代都直接通往上帝”。他虽然否定了黑格尔那种把上帝和历史过程直接等同的泛神论(Pantheism)，却认为上帝是潜藏在一切历史的背后，这就带有基督教的超泛神论(也译为“万有在神论”，Panentheism)色彩：上帝超越于世界万物但又在其中无所不能。可见，兰克相信历史是一个有意义的进程，是建立在对基督教泛神论式的信仰基础之上的。他明确地指出，一切历史中都有上帝居住。每件行为都证明有上帝，每时每刻都宣扬上帝的名字，最能证明上帝存在的就是历史的连续性。可以说，历史主义的根基就是历史意义问题，而马克思关于历史的意义问题，最终诉诸于人类的实践活动来解决的，这既不同于黑格尔的绝对目的论哲学，也克服了历史主义不得不“假手于上帝”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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