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科普图书创作现状与问题刍议

一、当代科普图书创作的现状

科普图书的发展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首先，科技发展是创作的源泉。先进科技成果的问世、成熟科学技术的应用、各种科研机构的成立，为科普创作提供动力和素材。其次，教育的普及、印刷业和邮政业的发展、图书市场的成熟也都是促进科普图书发展的重要因素。

随着科学技术双刃剑的作用愈加明显，人们了解科学技术及其对社会生活影响的欲望愈发强烈，传媒界日益把几何增长的科学知识视为“新闻”概念的一部分。氢弹、刹虫剂、光化学烟雾、转基因技术……为广大科普作者和科技媒体人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创作素材。科学传播活动中的科技新闻报道和科普图书创作在数量上出现一个明显的峰值。随着科学、社会与公众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专门的科学传播教育便应运而生了。该专业涉及社会学、哲学、科学、语言学、心理学等诸多学科，培养各个专门领域的科技媒体从业人员，为《自然》、《科学》、《美国化学学会》等媒体输送了大量高素质的科技记者和编辑。[1]

目前，科普图书的创作处于异常活跃的阶段，有着较为丰富和充足的人力资源。首先，科学家作者的主力地位不容忽视。科普史上诸多经典作品都是科学家的力作，如布封的《昆虫记》(1878—1925)、史蒂文·霍金的《时间简史》(1988)。科普界已经认识到科学家的重要作用，积极呼吁他们参与创作。其次，20世纪30年代陆续出现的科学作家协会和科学记者组织也是目前参与科普创作的重要成员。例如，国际科学作家协会、法国出版信息科学记者协会。中国科普作家协会是我国从事科普图书创作的主力军。此外，大量从事相关工作的组织和个人，如教师、科学伦理学者、高校出版社、门户网站的科普频道等，也积极参与到科普图书的写作、编辑或出版等相关工作中来。因此，在从科学专著向通俗读物转型的过程中，当代科普图书的创作不可避免地呈现出某些具有多元文化特点的当代问题，例如为追求轰动效应、以商业利益为直接驱动、用不同“意义框架”[2]而将科技信息碎片拼凑起来的作品。

二、当代科普图书创作面临的问题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约翰·伯纳姆曾在《科学是怎样败给迷信的》一书中，回顾了美国科学及医药卫生普及史，向人们揭示了这样一个非常容易被忽视同时也令人迷惑的现象：“曾经作为一种进步力量的科学，在美国消费文化中，慢慢地为新伪装下的迷信和神秘主义的复活让出了一条通道，最终导致在大众层面上科学被迷信击败。”[3]

伯纳姆并不是危言耸听。虽然随着生产关系的不断优化，在近代科学光芒普照的社会中，古老的神秘主义似乎早已退至墙角，但科学传播学者如炬的目光总能穿透纷繁复杂的表象，认清隐藏在暗处令人沮丧的事实。

第一，商业集团利益影响科普图书的客观性。

由于大众传媒的运作特点，科普图书的创作与出版往往与某些商业集团的利益密切相关。这种对公众进行的带有个人偏见和价值取向的引导，是媒体不自觉地伤害科学普及的一种表现。它可能利用断章取义、哗众取宠等手段，将读者目光引向高新科技产品对社会生活的积极作用或是科学家团体的趣闻逸事，而对科学技术的原理、弊端或科学家团体研究的科学内容本身却只字不提，使信息的客观性、平衡性遭到破坏，令读者陷入“科学宗教”[3]的误区。

第二，为追求新鲜、轰动、效果，科普图书内容的准确性时常受到损害。

由于科普图书通常反映和解读科技热点或科学时事，且又在急迫匆忙的情况下完成，大众传媒所提供的科技信息容易有意或无意地出现“术语”、“原理”的引述错误。例如，某些信息的来源或出处可能是模糊不清的；引用的内容可能是脱离语境的；一些重大事记的定位可能是存在偏差的。科学研究要求高效、精准，科普图书的创作也应遵循这种原则，在缩短创作周期的同时保证内容的科学与准确。

第三，选题跟风导致内容重复，难以出新。

目前，我国出版的科普图书，其内容过分集中在农业、医药、生活保健、计算机等几个学科领域，少儿科普读物低水平重复问题亦比较明显。过分追求和关注所谓的热点，造成部分科普图书创作选题扎堆、内容相近，水平偏低，流于形式，市场过饱和。如果忽视了读者的真实需求和市场有限的吸纳能力，欣欣向荣的表象也无力挽回其背后的颓势。事实上，选题失衡使科普图书的创作出版同时遭遇“供过于求”与“供不应求”的尴尬局面。

第四，交流合作不够，国际科普图书市场缺少中国的声音。

在几百年的时间里，欧美科普图书已从直观描述发展为深层次的哲学伦理思考。这种充满人文关爱、体现科学精神与奉献精神、讲究创作技法的科普图书在亚非拉等地尚不多见。然而，与经济、文化、艺术类图书相比，科普图书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力度尚不尽如人意。目前，中国作为科普输入大国，外版科普图书在我国市场占很大比重。由此产生两个微观层面的问题：首先，我国科普图书的翻译水平有待提高，译介图书的可读性和易读性稍差。其次，原创作品较少，在国际市场所占份额小，最终导致在国际科普创作论坛上几乎听不到中国的声音。

总而言之，当代出版业正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市场规律对创作与出版的运行机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作为整个图书事业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科普图书进入市场，必然遭遇某些前所未有的难题。然而，中国科普图书出版业也应深度观察市场的内在需求，以此为导向加强科普图书的创作出版，发挥已有的优势，关注国际市场信息动态，实施精品战略，打造可读、易读、具有中国本土气息和文化特色的科普图书精品。

三、当代科普图书创作应当加强的工作

目前，当代科普图书已能够更加个性化地思考和感受科学与社会、科学与哲学、科学与艺术的内涵。这种新兴的科普市场需求已经形成，针对由此产生的一些问题，广大科普图书作者和出版企业正在积极寻找解决方案。

第一，媒体应时刻保持探察精神和怀疑态度，不受制于个人偏见和商业利益。

2005年8月，新华社曾专门就客观性问题致信国内各分社社长，提出了要根据事实进行报道、反复核对新闻事实、杜绝“关系稿”和“人情稿”、讲清消息来源、掌握重要事实的“证据”等5条要求。大力推进制度化建设，规范新闻采编人员职业行为。[4]

众所周知，由于双方基本诉求不同，大众传媒与科学界的行事规则存在很大差异。媒体善于通过不断重复或过分强调一个主张来重组公众对于事物的理解。然而，科普图书的创作不但需要以热点事件为契机，凸现科学界某一孤立领域的新进展及其积极作用，而且需要以科学发展的宏观脉络为基础，告知读者科学界的辩证观点。因此，科学媒体和科普图书出版业应时刻警醒，注意从总体上、本质上以及发展趋势上把握事物的客观性，充分听取有关各方的意见，及时、公正、全面地展现科学“双刃剑”对社会生活的深刻影响。

第二，科普图书创作与出版队伍职业化建设仍需加强。

目前，虽然出版业人才队伍的总量、质量和结构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现有人才队伍和工作机制都还远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只有建设一支高素质的人才队伍，出版产业才能真正具有核心竞争力。其中，专职作者与编辑的业务水平更是直接影响着出版业的发展态势。为提高科普图书创作和出版的整体水平，广大科普图书作者、编辑需要从自身出发，充分认识到所肩负的社会责任，积极创作出版高水平的科普图书。为此，要努力提高业务水平，加强科技写作训练，关注科技界前沿动态，熟悉相关领域的基本术语、知识、原理，重视彼此间的交流与合作，尽量避免因出版周期短或业务水平有限影响图书质量。

随着近些年相关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科普图书出版的整体队伍在数量和质量两方面有所提高。科学技术部《中国科普统计2008年版》[5]显示，截至2007年，全国共有专职科普创作人员8 665人，主要集中于北京、湖南、河南、广东和上海五地，占全国总数的35.9%。新闻出版总署图书出版管理司课题组对国内192家有关出版社1990—2001年出版科普图书的情况调研结果显示，12年间，科普编辑年均增长5.57%，其中具有高级职称的编辑年均增长16.41%，中级职称的编辑年均增长5.25%，具有研究生学历的年均增长24.34%，本科学历的年均增长6.38%，专科学历的年均增长5.98%。统计表明，科普编辑队伍在12年中有了很大的发展，具有高级职称和研究生学历的人数增长较快。

第三，关注读者真实需求，调整出版结构，选题求新求变。

我国图书市场总体发展良好，但一直存在较为明显的结构矛盾，市场对于千人一面的新品种图书消化不足，造成一定程度的资源浪费。时至今日，这一矛盾已有所改善。2007年，全国出版重版重印率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广大科普图书出版行业也通过深入的市场调查，了解读者的真实需求，逐渐尝试在准确把握当前形势的前提下大胆预测科普图书发展动向，挖掘新题材、树立新视角、尝试新体裁、打开新思路。科普图书创作者、出版者及介入相关领域的科普工作者正努力跳出现有思维框架，在多出精品的原则下，减少重复选题，避免盲目跟风，以满足读者不同领域和不同层次的阅读需求。

目前，很多出版社已通过转变增长方式、调整产品结构和选题方向等办法进行前瞻尝试并取得成功，出版了一系列结合当前形势、尊重科学、反对迷信的高质量科普图书。例如，清华大学出版社的《院士科普书系》涉及数学、物理、化学、动物、植物、地理、医学、农业、运输、水利、工程、信息技术以及其他高新技术领域。该书在内容的编排、取舍上把牢书系宗旨，体现科学方法的应用，于科学教育中融入人文教育[6]，堪称我国层次最高、规模最大的科普创作工程。此外，福建教育出版社的《中国学术世纪讲坛》、海南出版社的《科学与迷信斗争的故事》、湖南教育出版社的《中国科普佳作精选》等诸多优秀科普图书亦相继问世，起到重要的带头示范作用。

第四，加强国际交流，将中国原创科普图书精品推向国际图书市场。

关注科普创作与出版的国际交流越来越多，但交流在调节资源分布上取得的效果仍不理想。我们需要通过合作论坛、国际会议、学者讲座、科学沙龙、区域考察等形式，进一步加强相关信息的流通，形成强强联合、以强带弱的良好互动；需要寻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更为广阔的平台，尝试建立从事科普图书创作出版的组织与组织、组织与个人、个人与个人间的联系，寻求长期合作。

目前，“国际图书博览会”等成熟的大型专业交流平台已经建立，“国际版权贸易研讨会”和“国际出版论坛”等活动亦十分活跃。2008年9月，中图公司配合组委会为图博会精心策划了名为“BIBF10+10”的国际出版人会议活动。此外，中图公司还与美国BEA书展、伦敦书展合作，首度推出“中美10+10出版人会议”及“中英10+10出版人会议”。“国际出版论坛”则以“国际出版合作新趋势”为主题，在定位高端的同时，兼顾互动交流，设立儿童出版、科技出版、大众图书出版和大学出版社4个平行分论坛，针对论坛主题在不同领域的个性问题，请海内外行业精英专题演讲，为科普图书的长期发展创造了友好的宏观环境，也为我国引进更多高质量的科普图书提供良机。

参考文献

[1] 康奈尔大学传播学院网站.http：∥/newmedia/200508/10/content-3334339.htm，2008.

[5]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政策法规与体制改革司. 中国科普统计2008年版. 北京：科技文献出版社，2008.

[6] 周继武，蔡鸿程. 精心于每个环节——《院士科普书系》策划体验. 科技与出版，20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