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1923年莫斯科对华政策“两个中心”问题析议

【摘 要】莫斯科对华政策，分取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两途。尽管就立场而言，应有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之别，但由于二者领导人多有重合，且苏俄及俄共在共产国际中地位超然，苏俄更为共产国际重要利益之所在，以致苏俄和共产国际在对华政策上， 虽具体有别，  但根本无异，  即推动中国赤色共产主义革命及实现“东进”外交，  共同服务于固己削敌之根本原则。

【关键词】共产国际;两个中心;苏俄政府;利益;莫斯科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44-（2019）02-0067-07

共产国际、联共（布），包括之前的俄共（布）与中国革命的关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中苏关系研究开放以来，便是近代史、中共党史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尽管众多的研究多将共产国际、苏俄政府及其背后主导者联共（布）视为影响中国革命的同一因素，甚至将这几者笼统以莫斯科指代，①但近年来也有学者指出，共产国际、苏俄政府在中共成立前后分持世界主义、民族主义的截然立场。②不同观点意味着研究的空间。实际上，不仅后一观点值得商榷，而且将共产国际、苏俄政府、联共（布）作为整体似乎从一开始便是作为不言自明和理所当然的事实存在。③至于这一观点何以存在，却并无具体的研究和考证。本文即拟就中共成立前后莫斯科对华的两条渠道——共产国际、联共（布）之间的关系进行梳理和分析，并对认为共产国际、苏俄政府二者泾渭分明的观点表达个人的看法。

一、两个中心还是两条渠道

据《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邀请信》中言，由于第二国际破产，资本主义国家在“国际联盟”旗帜下勾结起来，背叛社会主义的政党企图联合“释怨”，随着革命经验的丰富和革命运动的国际化，以俄国为首的数国共产党遂“倡议将讨论召开各国革命无产阶级政党的国际代表大会的问题”提上日程。④从第三国际成立初衷看，显然带有鲜明的国际主义色彩。然而，从共产国际成立时机看，难免又寄托了苏俄国家利益之需要。尽管学界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是否主张“同时胜利论”方面存在争议，⑤但共产主义革命将至少是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的观点，⑥直接影响着俄共领导人对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看法。嗣后，尽管十月革命取得胜利，俄共开始执掌政权，但包括列宁在内的俄共领导人均承认，在一个国家内，不可能“彻底战胜资本主义”，而“至少要把革命扩展到几个最先进的国家中去”。①显然，在苏维埃俄国已经成立的背景下，共产国际具有特殊的保障性意义。

与此同时，革命胜利后社会主义建设的百业待举和“其余世界都是资产阶级国家”②的战争潜因，让俄共领导人“切身感到需要和平，同所有国家建立正常的睦邻关系和具有成果的合作”。③保障国内建设需要和平，争取最终胜利离不开革命，互相冲突的条件落实于既争取和平，又运动革命的现实取径，共产国际、外交事务人民委员部遂各有所司，并形成苏俄对外交涉的两个主要渠道。

苏俄政府之外交人民委员部致力于谋求和平，共产国际专注于运动革命。外交以促成各国承认为要務，意味着苏俄必须适应“现存的世界关系”，④而共产国际则以在世界范围内运动革命为己任，意味着必须摧毁资本主义制度。此间二者直接目标显然相互冲突，这一冲突，甚至被认为是“造成苏联外交政策，包括对中国的政策，遭到失败的根源之一”，⑤但将此种冲突归结为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之对立，似有武断嫌疑。

苏俄政府与共产国际对华交涉采取不同渠道，此点俄共并不讳言。1923年1月4日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决定资助国民党问题时，即提出“资助国民党的费用从共产国际的后备基金中支付，因为工作是按共产国际的渠道进行的”。⑥有论者指出，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的对华政策明显有别，体现出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矛盾，并认定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将此概括为莫斯科对华政策上的“两个中心”：俄国利益中心和世界革命中心。⑦这种论述明显体现出“两个中心”与“两条渠道”的对应，但此种对应，既曲解了马林的本意，也未必符合史迹。

1922年9月，马林返回莫斯科，“向共产国际、特别是向被认为是中国问题的专家拉狄克”报告工作，在与拉狄克言谈之中，马林看出“他们对那里的军事问题比对宣传工作更感兴趣，那时，我心中已经怀疑有两条路线，两个中心（正在形成），即俄国利益中心和革命中心”。⑧不难看出，所谓“两个中心”，在马林原意，或是共产国际内部存在“两个中心”，或是莫斯科存在“两个中心”，但勿论何者，与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均不构成对应。

实际上，无论是共产国际还是苏俄政府，其对华政策之立场，为其组成人员或言领导者在制定政策过程中价值取向之体现，且其领导者有重合，价值取向不一，虽有囿于职能各异而形成的倾向，但难言存在以渠道不同为划分的立场。就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而言，马克思主义固然提倡国际主义，但其思想体系过于丰富，而时势又太过复杂，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及其在政治上的应用，很少能达成一致”。⑨故俄共党内，长期存在左、中、右各翼之理论纷争，立场难以统一，共产国际包含各国成员党，更兼有俄共不同主张之人员掺杂其间，立场主张之差异犹有过之。

不仅如此，即便同一人之主张，在不同环境下、不同人眼中，亦呈现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之差别。以象征国际主义而著称并曾提出“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战争→无产阶级革命”，这一“连续的、不可避免的、历史的方程式”①的列宁，在1918年与同盟国签订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问题上，因态度坚决，以致在会上无法得到多数人支持，更被乌里茨基指责是从“俄国的观点而不是国际主义的观点”来考虑问题。②甚至列宁在是否需要以战争推动国际革命的问题上公开声称：“国际革命的利益要求已经推翻国内资产阶级的苏维埃政权给予援助，不过援助的方式应该量力而定。”③在国际革命的利益要求面前给予援助需要量力而行，尽管现在看来合情合理，但与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做关于俄共策略的报告时所言“不管出现什么情况无论如何都要保住苏维埃制度”④相较而论，显然意味着在国际利益与苏俄利益的博弈中有所保留，其中或多或少体现出民族主义倾向，而列宁无论在俄共党内或是在共产国际内，均极具威信，某些意见更是能一锤定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