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经验与意义

[摘 要]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分为两个历史时期:从新中国成立至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和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现在。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表明: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当代化与民族化的有机统一;必须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力量。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实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使中国找到了具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也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提供了成功范例。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经验;意义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09)05-0007-(05)

胡锦涛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紧密结合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理论创新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1]新中国的成立,掀开了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新篇章。斗转星移,光阴荏苒,新中国迎来了60华诞。60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走过的历程波澜壮阔,积累的经验弥足珍贵,蕴含的意义十分重要。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新中国成立至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949年至1978年),第二个阶段从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至今(1978年至2009年)。

(一)1949年至1978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曲折发展

从新中国成立至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29年,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既取得重大胜利又遭受较多曲折的一段历史。回顾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大致分为以下几个具体时期。

第一,1949年至1956年中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期。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着领导人民实现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重大任务。建国头3年,中国共产党全面实施《共同纲领》所规定的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在经济上,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以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同时,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文化纲领,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处于相适应的状态。经过3年努力,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胜利完成。在此基础上,中共中央在1952年下半年开始酝酿并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即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对农业、手工业采取了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了和平改造的方针,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将资本家私有制逐步转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中国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从此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值得肯定的是,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中国国情特别是建国初期的具体情况出发,制定了正确对待资本主义、民族资产阶级和个体经济的方针政策,与列宁新经济政策关于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存在、迂回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思想相符合;实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曾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学说;确立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如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等,这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政党理论和统一战线学说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创造。

第二,1956年至1966年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期。1956年初,鉴于苏联模式已经暴露出来的弊端,毛泽东提出要“以苏为鉴”,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他说:“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在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2]以党的八大的召开和《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发表为标志,中国开始了对苏联模式的最初改革,这是党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良好开端。此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呈现出成败交织的态势,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受挫折,1959年庐山会议前八九个月的纠“左”对抑制“共产风”、高指标、浮夸风等错误起了重要作用,1959年的“反右倾”斗争使早已存在的“左”倾错误进一步发展;1960年后调整国民经济取得了积极成果,但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思想文化领域的错误批判运动使政治上的“左”倾再度发展。纵观1956年至1966年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轨迹,可以看出一种“左”—纠“左”—“左”再次发展的周期性发展。究其原因,一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基本国情、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和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不够清楚;二是中国共产党受一些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束缚,未能把马克思主义同时代的发展和特征结合起来。

第三,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时期。在持续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中,党组织和国家政权被削弱,民主和法制被践踏,教育科技文化事业被破坏,许多干部群众被迫害,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尽管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内仍然存在代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确趋向的健康力量,比如周恩来、邓小平领导的两次整顿中所提出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一定程度上纠正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错误方向,但文化大革命时期“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与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根本任务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尽快增加产品数量的观点背道而驰,因而最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遭受严重挫折。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两年里,由于党中央个别领导在指导思想上延续了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继续肯定“文化大革命”,提出和坚持“两个凡是”的方针,因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继续遭到“左”的桎梏。中国共产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的结合……过程中,有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即找到了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3],即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1949年至1978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恰好在这两次飞跃之间,具有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在这近30年的探索中,无论是取得的成就还是经历的挫折,无论是正面的经验还是反面的教训,都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局面提供了历史的借鉴。

(二)1978年至2009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的新历程

1978年底,中国共产党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征程。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邓小平曾经指出:“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4]邓小平准确把握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认真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紧紧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吹响了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号角,创立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全党全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受命于重大历史关头,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在科学判断中国共产党历史方位的基础上,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逐步将治党治国治军的新经验加以概括和总结,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中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在准确把握世界发展趋势、认真总结中国发展经验、深入分析中国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紧紧围绕“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这一关键问题,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构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科学发展观反映了时代进步的要求,体现了实践发展的需要,是对中国共产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它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它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

总之,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形成了自己的一面旗帜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一条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个理论体系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谱写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辉煌篇章。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

面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面对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的新任务,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对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当代化与民族化的有机统一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序言中开宗明义地写道:“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5]意思是说,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要与特定国家和地区不断变化的实际相结合,不能以既成的理论代替生动的实践。

所谓“历史条件”,实际上包含两个维度:一是时间条件,即因时代发展变迁而形成的特定历史阶段;二是空间条件,即因环境发展变迁而形成的特定地域差异。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时间条件相结合,就是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当代化,即把马克思主义同当前时代的发展、同当前时代的特征结合起来,明确现在所处的历史方位,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推动社会的发展与进步;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空间条件相结合,就是要实现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即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同中国的国情结合起来,使之真正转化为具有中国特质和精神的文化形态,成为中国人民容易接受、能够掌握的理论。

历史证明,什么时候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得好,什么时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会一路凯歌行进;什么时候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得不好,什么时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会误入歧途。新中国成立初期和20世纪60年代前期的纠“左”,是中国共产党对国情认识比较清醒的时候,因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得到进一步丰富,国家各方面发展也比较顺利。“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两次严重失误的原因则在于中国共产党对国情的错误判断。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正是中国共产党对国情的全面分析和准确判断,提出和丰富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才带领全国人民走出误区,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发展成就。

(二)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推进理论创新

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所谓与时俱进,“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6]体现时代性,就是中国共产党人要善于把握时代变化,紧跟时代步伐,抓住时代主题,站在时代前列,在解决时代性课题的进程中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把握规律性,就是中国共产党人要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现实中的重大问题,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在全面把握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基础上不断推进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富于创造性,就是中国共产党人要善于总结和反思历史经验教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伟大事业中不断推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无论是毛泽东思想,还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都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结晶。胡锦涛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的事业,我们在前进中还会遇到这样那样的新情况新课题,还要应对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和挑战,因此还要继续进行新的实践和新的探索。”[7]理论产生于实践,伟大的实践需要伟大的理论。社会实践在不断发展,我们的思想认识也应不断前进,要善于和勇于根据新的实践进行理论创新。实践证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推进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所在。

(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力量

毛泽东大力倡导并身体力行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确保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邓小平强调要把人民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高兴不高兴、赞成不赞成作为衡量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的根本标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站在历史发展和时代要求的高度,敏锐地把握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其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新时期新形势下,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其核心是以人为本,说到底就是以最广大人民群众为本。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广大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样是广大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归根到底要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相结合;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归根到底要以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为源头活水。马克思曾经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8]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只有被群众掌握,才能变成推翻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强大物质力量。为了使理论掌握群众,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创造了很有价值的经验,这个经验就是,首先要有中国化的揭示事物本质和规律性的理论,同时还要有新鲜活泼的、为广大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表达形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让人民群众掌握理论武器的过程;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则有利于增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力量。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义

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事业,取得了巨大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探究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义显得尤为必要。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为马克思主义赋予了新的生命力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了新中国,顺利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实践的不断推进,党的理论也驶入了发展的快车道,先后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如胡锦涛所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9]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各个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赋予了马克思主义新的生命力。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艰辛探索孕育和铺就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当代中国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艰辛探索中孕育并铺就开来的,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所作出的历史性选择。具体地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奠基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往开来的领路人;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新世纪新阶段正带领全国人民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阔步前进,中国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事实已经并将继续证明,只有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发展中国、振兴中国;只有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实践支持和推动了世界社会主义事业,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注入了活力

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史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既取得过巨大的成功,在全球政治生活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也遭遇过巨大的挫折,在世界政治与国际关系中的影响力受到严重削弱。特别是苏联东欧剧变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社会主义已经失败”、“共产主义已经灭亡”、“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等论调顿时甚嚣尘上。而今,令人欣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焕发出勃勃生机,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都发生了历史性变化。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实践已经给“社会主义已经失败”、“共产主义已经灭亡”、“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等荒谬论调以坚决回击。邓小平曾说:“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10]在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旺发达,一方面为社会主义摆脱困境、向着健康方向发展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有力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另一方面也为正在寻求现代化道路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对支持和推动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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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N].人民日报,2007-10-25(2).

[10]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M]//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82-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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