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论国际共运史上关于“修正主义”的两次论争

摘要：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60年代，由于种种原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曾出现关于“修正主义”的两次大的论争。实事求是地分析相关历史，启示我们：社会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变化，应坚持求真务实、与时俱进的态度，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尊重各国、各党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经验和选择，走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实事求是

中图分类号：D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1）03－0056－03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60年代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由于各国的具体实际存在差异等原因，在实践过程中产生了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是否应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学说的争论，持否定观点的一方被称之为“修正主义”，并受到坚持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者的尖锐批判。本文拟对这桩历史问题进行分析，期望能从中总结经验教训。 一、第二国际内部对“修正主义”的论争 1.恩格斯的晚年反思提出无产阶级利用普选权进行和平斗争并取得胜利的可能性。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共同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互相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而对于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共产党人，其理论就是“消灭私有制”，目的是“使无产阶级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而实现这些,“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1]可以看出，马、恩早年对于无产阶级运动是主张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来取得胜利。 1895年3月6日，当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再版之际，恩格斯专门为此写了一篇导言，文中结合国际无产阶级运动数十年来的发展变化和实践经验，对其早年的观点进行了反思：“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做的还要更多：它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误，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这一点是值得在这里较仔细地加以研究的。” [2]595-597特别是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在具体的斗争过程中应审时度势，在资产阶级力量强大的背景下学会利用合法手段进行斗争。“由于这样有成效地利用普选权，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被采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结果，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世界历史的讽刺把一切都颠倒过来了。我们是‘革命者’，‘颠覆者’，但我们采用合法手段却比采用不合法手段或采用变革办法要获得多得多的成就。”[2]602-609 在写下这篇导言后不久，恩格斯逝世。因此，这篇导言可以被看作是他对国际无产阶级运动斗争方式的最后意见。他指出当时的无产阶级采用暴力革命的方式很难一次性完成社会改造，而利用资本主义制度现有条件下的普选权来进行和平斗争，也有可能逐步完成社会变革，所以无产阶级应该结合自身实际，灵活地掌握斗争策略，不局限于暴力革命的传统思维。这一思路是恩格斯对国际无产阶级运动斗争策略的最后贡献。 2.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修正。作为恩格斯指定的遗嘱执行人之一的伯恩施坦，在英国目睹了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社会发展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产生了怀疑，在与当时英国的社会主义“费边主义”进行接触后，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和极端性，主张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扬弃”。1899年，伯恩施坦在其著作《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按照自己的观点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全面的“修正”。针对马克思主义将阶级斗争视为社会发展动力的观点，他说：“我并不认为对立面的斗争是一切发展的动力，相似的力量的合作也是发展的一个巨大动力，”进一步提出了阶级合作的观点。[3]他主张无产阶级应放弃暴力革命的方式，采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的“合法手段”来为自身进行斗争。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和以往的一切社会制度不同，不像它们要靠暴力来摧毁才能建成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它自身具有自我更生的能力。只要社会民主党人通过积极地组织和行动来继续发展它，就可以逐步实现社会主义。”[3]这就是伯恩施坦提出的关于“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观点。 联系前文可以看出，伯恩施坦的观点与恩格斯晚年反思做出的结论在一定程度上是相同的，而且伯恩施坦在继承恩格斯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观点，主张完全放弃暴力革命，也被视作对马克思主义的明显“修正”。 3.列宁对伯恩施坦观点的批判。伯恩施坦的观点在第二国际内部引起了激烈的辩论，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无产阶级对其予以了系统而尖锐的批判。伯恩施坦提出的放弃暴力革命，利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的“合法手段”来为自身进行斗争的观点被列宁看作是“自由资产阶级的观点体系”。他认为“十九世纪后半期的全部欧洲史和二十世纪初期的全部俄国革命史，都很清楚地表明这种观点是多么的荒谬……议会制度并没有消除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作为阶级压迫机关的本质，而是暴露这种本质。” [4]6因为“议会制度有助于教育和组织比先前积极参加政治事变的人多得多的广大居民群众”，但它“并不能以此促使危机和政治革命归于消灭，而是在这种政治革命发生时使国内战争最高限度的尖锐化”。 [4]6 列宁认为修正主义的实质在于“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实，迁就微小的政治变动，忘记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忘记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整个资本主义演变的基本特点，为谋取实际的或可以设想的一时的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 [4]6最后，列宁预言同修正主义者策略分歧必将在工人运动中导致分裂，“因为无产阶级革命将使一切争论问题尖锐化，……将迫使我们在斗争激烈的时候分清朋友和敌人，抛开坏的同盟者。” [4]6历史证明了列宁预言的正确，由于伯恩施坦的观点在第二国际内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大多数政党都接受其理论，被列宁视为“修正主义者”的派别逐渐占据了第二国际的组织领导地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19年恢复活动的第二国际已完全转变为宣扬改良主义的组织，这被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原则的列宁等人看作是第二国际的“宣告破产”。于是，在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之后，列宁选择了另起炉灶来继续领导国际无产阶级运动。1919年3月，他领导创建的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团体的国际联合组织“共产国际”（也称“第三国际”）在莫斯科成立，继续坚持宣传马克思主义，号召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采用革命的方式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剥削制度。双方以分道扬镳的方式结束了理论上分歧的争论，并从此走向对抗。 二、20世纪50、60年代中苏关于“修正主义”的争论 如果说列宁对“修正主义”的批判因时间久远而未能在大多数中国人脑海中留有清晰印象的话，那么上世纪60年代初期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批判则令今日年长的国人记忆深刻。究竟是何原因造成曾经亲如兄弟的中苏两党关系恶化，反目成仇？这一切还要从苏共“二十大”说起。 1.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提出“三和”政策。1956年2月14日至25日，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赫鲁晓夫在这次大会的总结报告中提出了“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的外交政策和方针。这是基于“二战”结束后社会主义已从一国范围发展成为全世界多个国家组成的强大阵营，已具备了与资本主义分庭抗礼的力量。加之核武器的出现，使得未来世界“不是和平共处，就是历史上最具有毁灭性的战争”，“没有第三条道路”。因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不同制度和平共处的问题就值得双方思考。报告在谈及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方式时，提出不应“把暴力和内战看作是改造社会的唯一途径”，认为在资产阶级实力薄弱的国家，工人阶级可以团结其他爱国力量通过议会斗争来取得政权。赫鲁晓夫提出的“三和”外交路线在苏共“二十大”通过的决议中得到充分的肯定，并被作为苏联外交政策的总路线予以贯彻执行。 2.中共对“三和”政策的质疑。1957年10月29日，毛泽东在访苏之前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话时明确表示，他希望赫鲁晓夫能够修正在苏共“二十大”上所提出的“和平过渡”的观点。毛泽东认为对于夺取政权问题，还是提“两种可能性”，即做两手准备比较好。一是尽量争取和平过渡，二是准备暴力革命。前者是为了便利争取群众，不给资产阶级攻击共产党人的借口，是策略性质的口号；后者则是战略问题，因为到了夺取政权的时候，根据阶级斗争的规律，不能设想资产阶级不使用暴力。[5]在莫斯科会议上，毛泽东劝说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中央应坚持列宁的暴力革命学说。经过赫鲁晓夫的解释和中苏双方的反复讨论，在这次会议结束时通过的宣言中谈及“和平过渡”问题时肯定地指出存在着两种可能性，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除了应当争取议会中的稳定多数，也要开展议会外广泛的群众斗争，摧毁反动势力的反抗。问题通过协商的方式予以解决。 3.中苏关系恶化，中共对“三和”政策的定性和批判。然而进入1958年后，由于在“共同舰队”问题、“大跃进”运动以及对美政策上的不同观点和做法，中苏关系渐起裂痕并不断恶化，直至1960年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停止援助，两者关系处于破裂崩溃的边缘。1961年，当苏共“二十二大”作出将斯大林遗体迁出列宁墓，同时宣布20年内建成共产主义的决议后，毛泽东认为此时的苏联共产党已在赫鲁晓夫的领导下蜕变为修正主义的政党。他明确讲：“马克思领导过巴黎公社，后来失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第一国际，后来分裂了。恩格斯又建立起了第二国际，这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但是第二国际后来也变质了，变成修正主义伯恩施坦主义的政党…列宁同伯恩施坦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打败了伯恩施坦主义，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列宁建立了第三国际代替第二国际，并且在俄国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列宁的故乡苏联，出现了新的伯恩施坦主义，苏共变为修正主义，这是完全可能的。”[6] 1963年6月14日，在毛泽东的指示下，由康生负责组织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一文公开发表，文中突出强调无产阶级通过暴力夺取政权、实现阶级专政的重要性，明确反对赫鲁晓夫提出的“三和”政策，中苏两党之间的分歧首次全面展示给世人。对此，苏联方面以7月14日发表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作为回应，并在文中点名批评了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双方矛盾在公开化的同时也达到十分尖锐的程度。此后两党间你来我往，互相大量发表攻击对方政策的文章，而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则应属从1963年9月6日起，中共中央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名义陆续发表的“九评”系列论战文章。 从此，中苏两党关系交恶的状态持续了二十余年，直至上世纪80年代中期才重新恢复正常。此后不久，苏联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苏联于1991年解体；而中国共产党在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在对外关系中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注重同世界各国进行经济贸易和友好往来，国家各项事业得到充分发展，大国形象初步树立。 三、国际共运史上对“修正主义”两次批判的当代启示 上述两次较著名的对“修正主义”的批判活动留给我们的教训与启示是什么？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1.对社会改良主义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客观分析。伯恩施坦在1899年对于“修正主义”曾明确给出定义：“修正主义，这个基本上只有对理论问题才有意义的词，翻译成政治用语就成为改良主义，即系统的改良工作的政策，它同革命灾变当作运动的符合愿望的或被承认为不可避免的阶段的政策相对立。”[7]440因此，在伯恩施坦看来，修正主义就是指社会改良主义。19世纪70年代后，资本主义社会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开始逐步出现垄断组织，而工人阶级的待遇有了一定的改善，同时资产阶级的力量也更加强大，在此情形下，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改变自身命运的难度大为增加，而以社会改良方式通过议会选举的“和平斗争”无疑是一条可能的道路。恩格斯正是根据这种时代环境的变化对无产阶级的斗争策略进行了反思，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选举胜利给了他足够的信心，因此他才会在去世前得出应利用资本主义制度现有条件，通过社会改良来进行和平斗争，从而逐步完成社会变革的结论。 伯恩施坦作为恩格斯遗嘱的执行人，其思想深受恩格斯的影响，同时他所游历的英国、德国都是资本主义国家中较为发达的国家，他所看到的社会现状应该说是与恩格斯晚年反思时的情形是基本相同的，因此他不但继承了恩格斯的上述结论，更根据自己的观点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修改，他的观点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基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社会现实和无产阶级运动现状的思考。但是，伯恩施坦在宣扬社会改良主义时将社会改良极端化，主张放弃革命，将社会改良视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唯一手段，片面夸大它的作用。实际上，马克斯恩格斯历来强调要认识到这种社会改良的局限性，指出它不可能实现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变革。特别对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具有的严重的贫富分化、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等顽疾，它只能缓解，无法根除，这就是社会改良主义的局限性。 2.正确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今天我们所处的环境已与马克思主义的产生背景大不相同，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历史已经证明，指望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标准答案是不现实的，那种过度迷信经典理论中的条条框框的做法只会使我们的事业陷入教条主义的误区。中国共产党人历史上曾因教条主义遭受过重大挫折，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则是在总结经验教训后，对正确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提供的宝贵经验。 世界无产阶级运动中的各国政党领袖在具体实践过程中遇到的情况大不相同，因此他们在实践环节中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如何对待出现的问题也自然难以一致。所以伯恩施坦和列宁在斗争策略上出现分歧也就不足为奇了。值得人们思考的是列宁根据俄国实际坚持马克思的暴力革命学说取得了胜利，而伯恩施坦的观点也是根据他所处的具体环境提出的，他们两者的目的实质上都是希望实现社会主义的胜利。然而由于伯恩施坦的观点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理论，并且自诩其理论为“修正主义”，因此遭致列宁的批判，这也在情理之中。列宁的观点虽然符合俄国的实际，但未必符合英国、德国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之前毕竟只是一种理论，能否成为真理必须经过实践的经验，由历史事实来证明其正确与否，“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3.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应打破教条主义的束缚，鼓励大胆探索。从根本上说，赫鲁晓夫提出的“三和”外交政策并非是修正主义观点，其实质是在教条主义的指导下的脱离实际。但当时我们没有看清赫鲁晓夫教条主义的实质，指责其“三和”政策是对外取消了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对内取消了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从而将“左”倾的教条当成了修正主义予以批判，使得两党间的分歧和争论也转变为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 在20世纪60年代“中苏论战”爆发前，中、苏两党都曾批判铁托领导下的南斯拉夫共产党是“现代修正主义”，铁托在被斯大林制裁的情况下，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技术设备，搞工人自治和部分企业私有化的试验，这些措施实际上都是结合本国情况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是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一种积极探索，不应被批判为“修正主义”。对此，邓小平同志曾说：“任何大党、中党、小党，都要相互尊重对方的选择和经验，对别的党、别的国家的事情不应该随便指手划脚。”[8]236事实上中国后来取得改革开放事业的成功，就在于邓小平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敢于探索，走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4.坚持求真务实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走适合自己国情的特色发展道路，是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健康发展的明智之举。两次对“修正主义”的批判，其问题核心都是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观点和经典论断。历史已经证明，凡是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都必然会使自身事业遭受损失，而学会在实践中科学合理运用马克思主义，坚持“求真务实、与时俱进”的不但取得了成功，同时也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亦是马克思主义经久不衰的根本原因。 如何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某个人、某个政党可以一言定论，而是要经过社会实践的检验，有时甚至是很长时间的检验，由那个具体实践环境中的人民来判断。这一点邓小平同志在1989年会见苏共中央书记戈尔巴乔夫谈及中苏“论战”时曾有明确的表述，他指出：“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8]291追昔抚今，我们应当从历史中学会在意识形态领域与他人、他党、他国求同存异，允许他们走与我们不同的道路，不要着急下结论、定基调、扣“帽子”，甚至搞得剑拔弩张。如今的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通过改革开放正在不断富强，这也是我们党通过建国后几十年的曲折探索后找到的符合国情的道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按照与时俱进的要求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结果，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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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殷叙彝.伯恩施坦读本[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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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阎明复.回忆两次莫斯科会议的胡乔木[J].当代中国史研究，北京:1997,(3).

[6]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M].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422.

[7]伯恩施坦.社会民主党内的修正主义(伯恩施坦文选)[M].人民出版社,2008.

[8]邓小平文选(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黎 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