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的改革开放对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启示

内容摘要 1953年赫鲁晓夫上台后开始对苏联经济、政治等各个方面进行改革，首创了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之先河。赫鲁晓夫改革开放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第一例改革，其所取得的经验教训为后世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启示。从这个意义上说，赫鲁晓夫改革开放理论实践对我国改革开放事业有着重要的历史启示和借鉴作用：赫鲁晓夫公开批判斯大林、推翻冤假错案、进行思想“解冻”的做法对我国彻底否定“文革”，正确评价毛泽东，平反冤假错案，掀起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启示；赫鲁晓夫改革开放命题提出的伟大创举激励着我们，促使我国正式提出改革开放的概念并对其进行科学界定；赫鲁晓夫改革开放以农业为突破口的选择，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农业率先提供了有益的历史经验；赫鲁晓夫经济体制改革的局限性促使我国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根本变革，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赫鲁晓夫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实践，也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稳步推进提供了历史的经验教训。

关 键 词 改革开放 赫鲁晓夫 我国 历史启示

作者 1张喜德，中共中央党校科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2蔡丹，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业博士生。（北京：100091）

1953年赫鲁晓夫上台后开始对苏联经济、政治等各方面进行调整和改革，首创了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之先河。赫鲁晓夫执政11年，也改了11年。其改革开放有着巨大成就，也遭遇很大挫折。历史总是前后相继的，后人总是在前人开创事业的基础上，又吸取前人经验教训而取得辉煌事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赫鲁晓夫改革开放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第一例改革，无论其成功与否，其所取得的经验教训都会成为后世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的经验教材，对其改革开放理论和实践的正确推进起到宝贵的历史启示和借鉴作用。所以，赫鲁晓夫改革开放经验教训对我国改革开放事业不无启示和借鉴作用。在这里，我们简要回顾一下赫鲁晓夫改革开放和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历史进程，从“改革开放思想准备”、“改革开放命题提出”、“改革开放体系构建”三个方面来谈谈赫鲁晓夫改革开放理论实践对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启示。

改革开放思想准备——赫鲁晓夫的历史创举对我国的历史启示

一、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公开批判与我国对“文革”的彻底否定

1.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公开批判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在这个报告中他详细揭露了斯大林大搞个人崇拜及其他种种破坏法制和民主的行为，以及这些行为所造成的严重危害。报告揭露了斯大林利用党和人民赋予他的权力和地位大搞个人崇拜、个人迷信；严重破坏党的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个人集权、个人专断作风严重。报告还批判了斯大林的“人民敌人”概念和搞“大清洗”的错误做法，指出在社会主义已经基本建成、敌我矛盾已经不是社会主要矛盾的情况下，斯大林却大搞阶级斗争，运用暴力手段大肆清洗党和苏维埃的工作人员，其目的是要借助于“大清洗”和镇压“人民敌人”来排除异己。报告还对斯大林在卫国战争、在民族问题、在农业问题等方面所存在的一些严重错误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值得注意的是，赫鲁晓夫在严厉批判斯大林的同时，并没有全盘否定斯大林。报告指出了斯大林的巨大历史功绩，肯定了他在革命战争时期以及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所起的积极作用，“斯大林在过去是为党，为工人阶级和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做出过重大贡献的”［1］。

当然，赫鲁晓夫在批判斯大林错误时，也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和不足。尤其在分析个人崇拜产生的原因时，他把原因主要归结于斯大林的个人品质和性格缺陷，而没有更多地看到体制和制度方面存在的问题。但总体来说，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公开批判，在苏联国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掀起了一场影响深远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有着重大推动作用。

2.我国对“文革”的彻底否定

赫鲁晓夫评价斯大林的做法对我国产生了重要启示。我国在如何对待“文革”，如何评价毛泽东的问题上借鉴了其正确的做法和有益经验，同时也吸取了其教训，从而使我国对这个问题处理得更成功，更圆满，效果也更好。

“文革”结束后，随着拨乱反正的深入进行以及改革开放的展开，如何评价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尤其是“文革”错误，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日益显示出极端的重要性，历史地摆在党和人民的面前。在这种情况下，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中央果断做出了通过党的历史决议形式，为党和国家过去的历史以及领导人的功过是非做出正式结论的英明决策。用他的话说，这叫总结历史，开辟未来。他认为这个时机已经成熟，“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2］。在起草决议的过程中，邓小平又多次发表谈话，对历史决议起草的总的原则和其他一系列重要问题提出了重要的指导性意见。

在邓小平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在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顺利通过。《决议》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同经过实践检验是正确的毛泽东思想区分开来，既否定了“文革”等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又维护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决议》坚决否定了“文革”，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3］。《决议》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4］。《决议》对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尤其是“文革”错误进行了实事求是的揭露和批判：“这个期间工作中的错误，责任同样也在党中央的领导集体。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也不能把所有错误归咎于毛泽东同志个人。这个期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这就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5］。由此，《决议》并没有全盘否定毛泽东，而是在此基础上正确地评价了毛泽东，认为毛泽东虽然对“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严重错误负有主要的领导责任，但这终究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6］。《决议》概括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涵义，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决议》的通过标志着我党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历史任务的顺利完成。

二、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时期冤假错案的推翻与我国对“文革”时期冤假错案的平反

1.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时期冤假错案的推翻

斯大林时期大肆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和民主，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赫鲁晓夫意识到推翻这些冤假错案对于纠正斯大林时期的种种错误，彻底批判个人崇拜有着积极的意义。他指出：“审查结果已经证明，那些在大清洗年代受难的同志都是赤胆忠心的革命战士，难道我们忍心让他们仍然遭受不白之冤而继续关在监狱或流放地？况且，这些同志的冤情迟早要被昭雪，早昭雪我们便会占据主动，赢得人民的尊重”［7］。因此从1953年起，他开始逐步进行平反冤假错案工作。苏共中央还专门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负责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从1954年到1956年，法庭已经恢复了37000多人的名誉。针对党的其他领导人出于各种利益考虑对平反工作百般阻挠、设置障碍，赫鲁晓夫指出，要“像一般所说的‘用金钢砂擦去污秽’一样来触及我们的缺点，而不要害怕触动自己朋友的痛处。这就能够发掘出新的巨大潜力，并使它服务于我们的共同事业”［8］。在二十大上所作的秘密报告中，赫鲁晓夫对斯大林利用“人民敌人”的说法，通过暴力手段进行“大清洗”的错误做法进行了严厉批判。苏共二十大之后，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展开，仅1956—1957年，就有700万—800万人被释放回家，另外500万——600万人在死后得到平反昭雪。赫鲁晓夫平反冤假错案对于扭转当时极不正常的社会政治生活局面，恢复党和国家正常秩序，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也为彻底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奠定了十分重要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