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塑立的逻辑理路：基于两个《历史决议》的分析

摘要：《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塑立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的两个重要文献。它们在继承性与发展性的互动互进中，创造性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的中国化转化，成功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创性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成为被全党全国认可认同并将永远坚持的党的指导思想和伟大旗帜，为实现新的历史转折以及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以两个《历史决议》为参照，考察和分析党塑立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逻辑理路，对于深化认识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脉络，准确把握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化发展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和认识论意义。

关键词：《历史决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160（2016）04-0033-07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党的历史上独特且重要的两个文献。它们在毛泽东思想成为被全党、全国人民认可认同并将永远坚持的思想旗帜的演进过程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以两个《历史决议》为参照，考察和分析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塑立的逻辑理路，对于深化认识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脉络，准确把握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

一、以中国革命建设发展的内在诉求为逻辑起点，为塑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提供现实依据

马克思指出，任何思想的产生都有一定的“基础”——个人和历史环境，都依赖于一定的历史条件。追寻两个《历史决议》起草的思路历程可以发现，它们之所以将塑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作为中心议题，主要因应了中国革命建设发展的内在诉求和现实需要。

1945年的《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是在抗日战争即将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国共政争渐起的背景下展开的。残酷的国际、国内斗争形势为党的发展及中国革命的推进提出了一系列严峻的挑战：一是如何澄清思想混乱以团结一致向前看。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但在具体运用时，在如何处理理论与实践的问题上，党内一直存在着思想分歧。分歧的焦点是，是一切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还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出发。在革命斗争的过程中，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党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做教条的现象逐渐滋生并日益浓厚，使党的事业先后经历了“一右三左”的巨大冲击，特别是王明的第三次“左”倾错误，给中国的革命事业带来极大的危害，一度把党逼到生死存亡的边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党内包括中央领导层在内，分不清路线是非。抗日战争爆发后，党组织得到迅速扩张，这种错误思想路线的存在对内部的凝聚力和外部的控制力造成了重大的压力，严重危害着中国革命的前途。要结束党内的思想纷争，必须要确立起一个核心意识形态，才能实现党的团结，进而有效地应对抗战胜利后随之而来的革命大风暴。二是如何凝聚“党力”以实现与国民党相颉颃的现实需要。随着抗日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国共两党在统一战线内部的冲突愈益明显。为了争取抗战胜利后的有利态势，国民党从政治、舆论、军事等方面发动对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攻势。1941年，叶青出版《毛泽东批判》一书，发动了一场对毛泽东领导力和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能力的攻击战，严重威胁着党内外的稳定。1943年3月，国民党以蒋介石的名义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大肆宣传“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发起对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进攻。为与国民党相颉颃，势必要求中共要采取一些关键行动提升自己领导人的政治影响力。三是如何应对共产国际解体所产生的冲击。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中共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思想上、组织上都受到它的约束；以苏俄经验为参照一直是党内很多人遵循的革命思维和基本政治逻辑。随着共产国际的解散，国民党也加紧推进对中共意识形态的攻击，宣称“共产主义不适用于中国”，“中国共产党就要分裂了”，要求“解散中国共产党”等等。为有效地消除共产国际解散后的消极影响，中国共产党需要尽快地培育塑造自己的政治权威，在理论上提升自己驾驭全局和中国革命实际领导者的地位。解决上述三个问题也就成了1945年的《历史决议》的重要任务。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正确领导，使他在党、军队、政府以及群众中一直具有很高的威信。这种在连续挫折中树立起来的威望，逐步凸显了其作为“正确路线代表”的地位和形象。毛泽东思想作为这种正确领导在意识形态上的表现，其地位也就无可争议地被凸显出来。因此，通过塑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来凝聚党力成为解决上述问题的思路核心。

中国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之时，距离“文化大革命”结束还不到五年，当时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消解“文革”带来的政治创痛，重塑人们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前途的信心。为此，必须要对建国32年来发生的历史曲折作出为党内外大多数人所能认同和接受的结论，才能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解决好这个问题的核心，就是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因为自1935年遵义会议确定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以来，毛泽东一直是我们党的领导核心，直到他逝世。他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伟大实践中逐步塑造起来的政治权威在全国都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维系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的精神支柱。但是，其晚年在理论与实践上的错误也是上世纪50年代后期逐渐发展的“左”的错误及“文革”发生的主要根源之一。如果不能正确地看待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就不可能实现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从而将党和国家的工作纳入正确的轨道。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不是孤立的个人的错误，它不仅“关系到党的团结和国家的安定，更关系到党和国家未来的发展道路。”这就决定了能否正确解决这一问题成为党和国家能否从危机中走出来的重要前提和关键所在。毛泽东逝世以后，随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和拨乱反正的全面展开，中国社会舆论场对如何看待毛泽东晚年错误及毛泽东思想是否还能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等重大问题的争论，形成了两个意见高度对立的阵营，或将之神圣化，或污名化。这场主要表现为对毛泽东功过及毛泽东思想指导作用认知纷纭的思想论争，产生了十分严重的影响。论辩双方出于各自的价值观和利益考量，引申夸大毛泽东身上的某个符号。一些论者打着“解放思想”的旗号，以反“左”纠错为借口，极力贬损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更有甚者，直接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妄图否定党的领导，摧毁社会主义制度的吸引力。与此同时，国际社会也在议论和揣测“毛泽东以后的中国”，并以此为风向标，观察中国的走向。西方舆论界更是鼓噪出一种“非毛化”的提法，恶意宣传我国正在“否定毛”。可见，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评价就像斯大林之于苏联一样，还是个世界问题，关涉“中国道路”的走向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途。“党内党外和国内国外都很关心，都在注意我们怎么说。”但如邓小平所言，“你不拿出一个东西来，重大的问题就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鉴于1945年《历史决议》的成功经验，再次借助“历史决议”的形式和效力就成为对内消除思想分歧，对外表达鲜明立场和态度的最佳选择。在1979年的理论务虚会上，邓小平提出像1945年《历史决议》一样，作一个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建议，得到许多同志的赞同。

二、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构理论话语，为塑立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权威提供有力支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对马克思主义合理而又合乎逻辑的理论延伸。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在开创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创造性理论成果。因此，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构理论话语就成为两个《历史决议》塑立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一个重要维度，不仅可以使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基本逻辑上保持一致，而且可以为塑立其“指导地位”提供理论支撑。

马克思主义是以唯物辩证法为基础建构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反复申明，他们的理论不是用某种现成公式去套现实而得出的结论，也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而是不断“发展着的理论”。当它应用于各国具体实践时，“必须完全脱下它的外国服装”。这一理论品质成功搭建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和“本土化”的理论桥梁，为马克思主义在不同语境的创造性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同时，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运用于苏俄革命的成功实践，又为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和“本土化”提供了实践依据，也直接唤起了与俄国国情相似的中国的仿效热情。“走俄国人的路”成为中国先进分子的现实选择。受苏俄语境马克思主义发展路径的影响，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主观上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语境创新性发展的必要性也有一定的认识。早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李大钊就提出过“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的思想；蔡和森不仅提出了“主义”需要与“实际”相结合的思想，而且提出了“要在自己的争斗中把列宁主义形成自己的理论和武器”。毛泽东虽然不是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路的第一人，但他却较早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主要开拓者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创立者。他在领导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实践中，在对中国国情和革命经验教训进行科学判断和认真总结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实际，一步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的具体结合和理论创新。“毛泽东思想”概念的提出正是对这一历史事实的承认和理论概括。但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来看，毛泽东思想从概念提出到被全党认可和接受，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大革命失败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虽然对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理论和实际问题作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逐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一毛泽东思想，但由于教条主义的干扰，直至延安整风前，全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还存有思想分歧，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地位并没有被全党认可。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王明就针对毛泽东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着重提出了五点“注意”：首先须学习马列主义不能庸俗化和牵强附会；不能以孔子的折衷和烦琐哲学代替唯物辩证法；不能以中国旧文化学说来曲解马列主义；不能在“民族化”的误解之下忽视国际经验的研究和运用。随后又再版了他的教条主义的政治纲领《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这种理论和政治氛围中，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很难以广泛的认可度被确立下来。因此，1945年的《历史决议》在塑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时从逻辑上导向了如下主张：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阐释毛泽东思想是在对马列主义进行创造性运用和发展基础上形成的重要理论成果，由此推进全党对毛泽东理论贡献和毛泽东思想“指导作用”的认同。它着重批评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内曾经出现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论述了历次“左”倾错误在政治、军事、组织、思想方面的表现及其产生的社会根源、思想根源以及它给中国革命带来的严重危害。同时，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阐述了毛泽东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提出一整套合乎中国革命需要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从根本上端正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明确了怎样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坚持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这个核心问题。它的通过，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经成为全党的普遍遵循，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价值获得了普遍认可。

虽然中国革命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相继取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创建了新中国，但面对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东方大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现代化建设这一崭新的课题却遭受了巨大的挫折。“文化大革命”不仅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陷入严重迷误，也使全党全国在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上达成的价值共识被打破。这说明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需要不断解决的问题”，同时也意味着这将成为重塑毛泽东思想理论权威和指导地位的决定因素。因此，从方法论维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般规律、具体路径、实现条件进行重新阐释，把全面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作为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前提，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为保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性的根本方法，是1981年的《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反思得以继续展开，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得以重塑的重要前提。在这一前提下，1981年的《历史决议》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理论基点构架起一个清晰的框架和范围：它从思想维度澄清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思想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明显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极大地统一了全党的思想认识；它从理论维度阐明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定义和基本体系，从六个方面阐述了毛泽东思想对马列主义的丰富和发展，使毛泽东思想的内涵界定走向完善，极大地推动了全党对毛泽东思想理论贡献的认同；它从认识论维度进一步揭示了毛泽东思想的本质，强调其是行动指南的方法论，指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就是贯穿在它的各方面理论中问的最基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极大地深化了全党对毛泽东思想科学价值的认知；它从政治维度肯定了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重大意义，从坚持和发展的“结合”上建立起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态度，重塑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真正实现了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同时为孕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邓小平理论奠定了基础。

三、利用“决议”的权威总结历史经验，为提升全党全国对毛泽东思想的价值共识提供实践依据和政治保证

在人类生活的文化定向中，历史蕴含着一种巨大的力量，发挥着难以蠡测的作用。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中，历史科学同样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马克思、恩格斯甚至称，“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在他们看来，任何理论体系，都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只要注意研究历史，注重“平凡而明显的历史事实”的革命作用，就能够解答任何“历史性的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历史是研究个人行为和社会行为的基础材料，是获得科学认知的重要前提，从历史中得出的结论无疑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因此，要厘清毛泽东思想对中国革命建设的价值和作用，提升全党乃至全国对毛泽东思想的价值共识，中国共产党所经历的具体的历史实践所提供的经验和教训是最好的依据。它不仅可以检视这一思想理论的正确性，而且可以论证党塑立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合理性。在这一方面，1938年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下简称《教程》）无疑为中共提供了用“历史法则”成功诠释问题的具体模式。它在总结联共（布）建党、夺取政权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系统阐述了俄国马克思主义、联共（布）党的建设理论，论证了对斯大林崇拜的正当性，成功培塑了斯大林在苏共的理论权威。它被誉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知识的百科全书”。对20世纪各国共产主义运动来说，它的出版无疑为其它国家及政党“以俄为师”提供了范本。延安时期，在毛泽东的直接带动下，中共不仅对该书进行了系统推介和学习教育，以“学习世界革命的经验”，而且还发起了广泛的学习党史运动和对党的原始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因此，以《教程》为直接参照，从中国共产党建设发展的“具体”的历史实践出发，通过历史事实的分析来论证毛泽东思想的价值和作用，成为合乎逻辑的选择。

但在特殊的历史时期，要达到党内外思想在毛泽东思想上的高度一致，以充分动员一切力量迎接即将到来的革命大风暴，仅仅凭借“历史”内容的阐述是不够的。况且在当时的历史情势下，中共不可能按照《教程》的路子搞出一部全面、系统而又具有权威性的党史。通过政治纪律的介入来整合思想认识无疑是一种加速实现历史目标的有效手段。“决议”在政治生活中所具有的强大约束力使其成为最佳选择。“决议”主要指多个主体根据表决原则对议论的事项做出的决定，近代以后，成为公文的一个文种，泛指政党的领导机关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对重要事项经会议讨论、表决通过形成的表示决策性意见的文件。一般具有如下特点：一是权威性。决议是党的领导机关意志的反映，决议一经公布，全党上下都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二是指导性。决议表述的观点和对事项的评价都具有指导意义。据笔者查阅，作为公文文种的“决议”，最早见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此后，“决议”逐渐在中共中央的正式文件中频繁使用。中共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更是将党员绝对服从全国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议决加以明申。党章是一个政党最基本的政治纲领和组织纲领，是“最根本的党纪党法。”对无产阶级政党的成员来说，党性规定要接受和服从党的纪律。这一党性原则催生了一种组织氛围，使人们更加容易接受党的倡导和决定。将“服从决议”写入党章在一定程度上使服从决议和执行决议成为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必备的素质。因此，利用“决议”的形式来总结党的历史在当时条件下具有巨大的历史合理性，不仅可以为提升全党在毛泽东思想上的价值共识提供了科学的根据和雄辩的说服力，而且可以运用“决议”政治权威统一党内认识。

以上论述的两点在两个《历史决议》中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一方面，两个《历史决议》都是对党的历史的学习和总结。1945年的《历史决议》从宏观上对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24年的历史实践加以考察，以党所经历的具体的历史实践为依据，批判、揭露了党内三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错误的内容、表现及其危害，同时，系统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理论和基本观点，论证了毛泽东思想的政治和理论价值，使全党对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意义”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对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历史的”“具体”的分析，作出全面且科学的回答，是1981年的《历史决议》最突出的特点。它虽然要解决的是新中国成立32年来党的问题，却将视角延伸至建国前28年的历史，立足于党的整个60年的历史来评价毛泽东的功过，论述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从而“为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提供了全面的根据”。另一方面，两个《历史决议》都贯彻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是凝聚全党智慧的结晶。在两个《历史决议》的起草期间，都经过多种形式、规模的讨论修改与意见征求，最终经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为实现全党在思想认识上的高度一致，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提供了政治保证。

四、以实事求是为认识论基础，为毛泽东思想提升为党的“指导思想”奠定思想基础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科学发展的理论体系，从根本上是由其实践品格所决定的。它遵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认识论原则，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断突破思想束缚，在实践中不断检验真理与发展真理，实现认识和理论的与时俱进。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抽象概念的中国化阐述。它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

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史看，实事求是和主观主义的斗争是哲学上两条路线的斗争。在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全面系统科学总结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同两种形式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毛泽东认为，思想路线问题是我们党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伟大事业更进一步的首要问题。为了使全党克服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倾向，他从思想上对主观主义进行了系统的批判，并在《反对本本主义》、《实践论》和《改造我们的学习》等哲学著作、文章中，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两个方面对“实事求是”的内涵进行了科学界说和深刻阐述，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所奉行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中国化表述。

从一定程度而言，党的理论创新，就是坚持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科学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不断突破旧的思想观念束缚的认识与实践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创性的理论成果一毛泽东思想，就是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结果，并随着这一思想路线在全党的确立而达到成熟，进而成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两个《历史决议》不仅在“实事求是”的指导下，实现了党对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推进了马列主义在中国的理论创新，而且使“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以广泛的认可度被确立下来。可以说，两个《历史决议》在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基础上形成了一脉相承、超越发展的思想联系。

1945年的《历史决议》作为延安整风运动的结晶，是彻底否定教条主义、反对主观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实事求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就寓于决议的基本思想中。它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逻辑支点，通过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政策主张同“左”右倾错误的比较分析，从政治、军事、组织、思想方面客观地揭露和系统地批判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错误路线的严重危害，深入分析了这些错误产生的思想和社会根源。同时，特别强调和高度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科学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创造性地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理论和实践，阐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策略的主要观点，从而勾勒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轮廓和主要内容，实际上宣示了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其作为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应用和发展的理论成果的重要价值和地位。它不仅从根本上清算了“两化”错误倾向在党内的影响，而且从思想路线的高度确立了实事求是的认知原则，并用“政治决议”的形式肯定下来，从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发展提供了正确的方法论原则。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时，不仅重申了实事求是的原则，而且特意在前面加了一个解放思想。邓小平指出：“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1981年的《历史决议》科学评价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它不拘泥于第一个《历史决议》既有经验和结论局限，在继承与发展的互动互进中更加突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辩证分析的方法和历史分析的方法，更加完满地贯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不仅妥善解决了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评价这一核心问题，而且为重塑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奠定了重要基础。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它突破前一个《历史决议》只谈功不谈过的局限，实事求是地承认了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对其犯错误的根源进行科学的、历史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否定了把一切功劳或过错都归于毛泽东一个人的错误认识，为维护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奠定历史基础；其二，它从思想理论的性质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作了新的界定，指出毛泽东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理论，概括和阐释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及其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使在“左”倾思潮影响下脱离实际的党的指导思想“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保证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为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再确立”提供了有利的认知条件；其三，它厘清了个人与集体混为一体的含混表达，揭示了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关系、毛泽东思想同中国革命实践的关系、毛泽东个人与党的领导集体在毛泽东思想创建和发展中的贡献及其关系、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个人晚年所犯错误的区别，从而将毛泽东的错误理论和实践排除于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之外，成功实现了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个人思想、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错误认识的有效“分离”，为毛泽东思想在新的政治环境中再次获得人们的认同和接纳起了重要作用。

实事求是，既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也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创新性发展的基点。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努力沿着实事求是的路子走，不仅将实事求是作为“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变世界的根本要求”，而且作为“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两个《历史决议》通过对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实事求是的阐述来论证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价值和指导作用，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精髓具体化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毛泽东思想最终成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旗帜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及政治基础。

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的塑立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充满政治色彩的现实命题，与党的意识形态建设产生着强烈的共鸣，与社会主义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休戚相关。在毛泽东思想成为被全党全国认可的思想旗帜的逻辑演进中，两个《历史决议》扮演着关键的角色，起着重要的作用。前者以新的理论思维系统论证了毛泽东所开拓的理论与实践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贡献以及对中国革命的科学价值和指导意义，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发展赋予清晰论证的理论形态一毛泽东思想奠定了根基，实现了全党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的空前团结。但是，其二元对立的思维取向和“个人”与“集体”混为一体的话语表达又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理论罅漏，以致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全党乃至全国对毛泽东思想的认知总是与毛泽东个人开拓的理论与实践联系在一起，毛泽东思想一度被理解为毛泽东个人思想的全部总和，这也成为建国后“个人崇拜”畸形生长和社会主义建设探索失误的重要因素。1981年的《历史决议》是推进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新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它摈弃了明显的二元价值对立话语，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分析历史、分析问题要历史的逻辑和理论的逻辑相统一的原则出发，在分清历史是非的基础上，科学阐述了毛泽东思想的深层内涵和它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使陷入迷误的毛泽东思想回归“正轨”，为实现新的历史转折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思想基础。

责任编辑：曹桂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