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革命生涯与红七军

邓小平曾经说过：“我是个军人，我的真正专业是打仗。”那么，如何理解这句话呢？笔者以为，作为一名伟大的无产阶级军事家，邓小平的革命生涯的的确确是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与发展紧密相连的。具体而言，领导发动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创立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是年仅25岁的邓小平在大革命失败后，从实际出发、独当一面地团结国民党左派举行武装起义、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成功实践，是他打仗专业的开端。邓小平革命生涯的辉煌成就，发端于红七军的血火征程；他信念坚定、热爱人民、实事求是、坚毅果断的品格，淬炼于红七军的艰难困苦。一代伟人邓小平，身上始终洋溢着勇往直前、开拓创新的红七军军人的勇气和锐气。

一、心中始终牵挂红七军

从1929年8月底受党中央派遣赴广西工作，到1931年3月离开红七军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邓小平在广西战斗生活了一年半左右。期间经历了百色起义、龙州起义以及红七军、红八军创建，巩固和发展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军事斗争，红七军主力北上远征转战桂湘粤边等重大历史事件，邓小平担任中央代表、红七军前委书记、红七军红八军政治委员等职，率领英勇的红军战士，在严酷的条件下进行了浴血奋战。由于种种原因，邓小平后来没有再返回红七军，在此后的军旅生涯中，也没有直接指挥过红七军发展沿革后的部队，但是，在他心中，始终装着对红七军深深的牵挂，他的人生，也始终与红七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作为红七军主要领导人，邓小平较早深刻反思了红七军的经验教训。离开红七军后，邓小平于1931年3月中旬到达上海。4月29日，他写出了一万多字的《七军工作报告》。这份报告详细叙述了红七军、红八军的建立、发展经过和战斗历程，左江、右江地区地方党组织的状况及土地革命开展的情况，客观总结了各方面工作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既是研究这一时期邓小平在红七军活动的宝贵资料，也反映了作为当事人的邓小平思考问题的深刻程度，特别是他最后总结出工作中的十条错误，初显了他思想敏锐、举要驭繁的战略思维。这篇文稿后来作为开卷篇收入《邓小平军事文集》，是对红七军时期在邓小平军事生涯中所占地位的最好注解。

邓小平特别怀念在革命战争中牺牲的红七军英烈。红七军军史是一部集体奋斗、群星荟萃的创业史，无数先烈抛头颅、洒热血，长眠于祖国大地；活着的人，揩干身上的鲜血，继续完成未竟的使命。邓小平深深怀念在革命战争年代牺牲的红七军英烈，对他们的光辉业绩作出高度和中肯的评价并给予大力宣传，还关心烈士家属工作生活的妥善安置。1963年，他为广西军区政治部编辑的《广西革命回忆录》题词：“用革命的事迹来教育我们的子孙万代，像我们前辈那样，永远当一个革命者，永远当一个为人民大众的集体事业服务的社会主义者，永远当一个共产主义者。”〔1〕

韦拔群是邓小平患难与共的亲密战友，也是邓小平特别怀念的革命先烈之一，1894年出生于广西东兰县，是壮族人民卓越的革命战士，广西农民运动的先驱、红七军和广西右江革命根据地的领导者之一。1930年4月，邓小平在武篆停留近一个月，同韦拔群等着手领导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根据地建设，制订《土地法暂行条例》、《共耕条例》等，以右江苏维埃政府名义颁布。为了摸索、总结经验，韦拔群亲自到自己家乡试办共耕社，并动员家人带头入社。共耕社举行成立的庆祝大会时，韦拔群与邓小平等一起佩红领带出席。韦拔群在会上号召世代贫苦的农民要做过去祖宗没有做过的事情，努力搞好生产，拔掉穷根，过幸福生活。邓小平代表红七军前委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希望共耕社“成为一个发展生产的火车头”。邓小平、韦拔群经常深入群众，细心了解他们的思想反映，及时解决生产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在共同战斗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30年10月红七军北上时，韦拔群奉命留下坚持右江革命根据地斗争。1932年10月光荣牺牲。

三十多年后，1962年12月，为纪念韦拔群牺牲30周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满怀深情地写下长篇题词：“韦拔群同志以他的一生献给了党和人民解放的事业，最后献出了他的生命。他在对敌斗争中，始终是英勇顽强，百折不挠的。他不愧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英雄。他最善于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的疾苦，对人民解放事业具有无限忠心的崇高感情。他不愧是名副其实的人民群众的领袖。他一贯谨守党所分配给他的工作岗位，准确地执行党的方针和政策，严格地遵守党的纪律。他不愧是一个模范的共产党员。韦拔群同志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他永远是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后代学习的榜样，我们永远纪念他！”〔2〕一向行文以简明扼要著称的邓小平用两百多字来题词，足以证明他对韦拔群缅怀的情感之深。与此同时，他还趁原红七军军长、中共中央监委会副书记张云逸到广西视察之机，托他代表自己专程从南宁到东兰祭扫韦拔群烈士墓，并向烈士敬献了花圈。

“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处境艰难，但他在1968年撰写的《我的自述》中，依然动情地回顾韦拔群的英雄业绩：“广西右江地區，是一个比较有群众基础的地区，这里有韦拔群同志那样优秀的、很有威信的农民群众的领袖。东兰、凤山地区是韦拔群同志长期工作的地区，是很好的革命根据地。”

邓小平深深牵挂着红七军方方面面的事情。1978年1月，就李明瑞儿子错案的问题，邓小平在有关报告上批示：“李明瑞烈士的家属要妥善安排”，并交由当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韦国清负责处理。1981年12月，百色起义52周年纪念时，他亲笔题词：“纪念李明瑞、韦拔群等同志，百色起义的革命烈士，永垂不朽！”〔3〕1992年，他以“一位老共产党员”名义捐给希望工程的款项用在红七军曾经战斗过的热土——百色地区平果县凤梧乡仕仁村小学，这是广西开办的第一所希望小学。

红七军，在邓小平心中，永远是那份风华正茂年代的珍贵记忆。

二、掌握统一战线政策的典范

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之一。邓小平的统一战线思想博大精深，其内容跨越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邓小平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思想更是邓小平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依然是我们立足新的实践，站在时代前列来解决一系列新问题新课题的指导思想。

邓小平统一战线思想起源于红七军时期。红七军的创建与发展，见证了统一战线这一法宝的巨大威力。邓小平1929年春夏之际赴广西肩负的使命，如他自己所说：“我是中央的代表，任务是做上层统战工作和领导广西全盘工作。”

邓小平在做统战工作中，实事求是，审时度势，在加强党组织建设的前提下，不囿于当时党内“左”的倾向，努力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时，坚持民族平等政策，把少数民族人民团结到党的旗帜下。他把统战工作的重点放在对俞作柏、李明瑞等国民党左派军人将领的团结、教育、争取工作上。他襟怀坦白、真诚相见地宣传解释党的政治主张，共商讨蒋、反桂系军阀的重大事项，派出经验丰富的干部做兵运工作，特别是他亲自抓北伐名将、军队实权派人物李明瑞的统战工作。在百色、龙州起义的关键时刻，当李明瑞试图拉起队伍另立山头、重走军阀混战的老路时，邓小平多次同他彻夜长谈，宣传革命思想，介绍全国的革命形势，指出军阀混战的危害，和盘端出发动百色、龙州起义，成立红七军、红八军的计划，说服李明瑞打消参加军阀混战的念头。在邓小平的睿智与热诚的感召下，李明瑞毅然与旧营垒决裂，走上革命道路，担任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红七军军长，在武装斗争的洪流中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和红军指挥员。李明瑞的入党介绍人是邓小平，邓小平是经请示中央批准后介绍李明瑞入党的。这一成功范例，受到周恩来在1944年《关于党的“六大”研究》中的高度评价：“后来的事实证明，敌军大部队的哗变和投降红军，都是由于我们在军官中进行了工作。如广西李明瑞的一个师变为红军，江西第二十六路军的起义，都是由军官领导的。”〔4〕

革命的道路是不平坦的，充满着艰辛探索。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也经历了曲折发展的过程。对李明瑞这样从旧军队过来的红军将领，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者始终抱着怀疑和排斥的态度。尽管从广西到江西苏区七千里艰苦远征已经证明李明瑞是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但这位红军的优秀指挥员、身经百战的虎将，最终没有倒在杀敌的战场上，却于1931年10月牺牲在“左”倾机会主义肃反路线下。

每每提及这件事，邓小平言辞中总“闪露着激动的难平之情”。20世纪70年代中，“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第二次复出时期，他多次在毛泽东面前固执地重复着一个话题：“李明瑞是被错杀的”。1986年春节期间，邓小平在桂林同广西领导同志讲述他同李明瑞并肩战斗的往事时说：“七军北上开往江西的时候，李明瑞从来没有骑过马。我和他带一个先遣连，一直走在队伍的前面……”，“你们要多宣传李明瑞，他是一个能艰苦奋斗的人，勇敢，善于指挥，行军、冲锋、打仗总在前。”这一年，他为李明瑞家乡北流县明瑞中学题写校名。这一年，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李明瑞》关于李明瑞是不是“左右江起义领导人之一”出现争论时，他亲笔批示：“称李为‘左右江领导之一’的提法，是正确的。”〔5〕从而一锤定音，平息争论。

1992年南方谈话，这份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中，我们从邓小平一段振聋发聩的话中又仿佛看到李明瑞若隐若现的影子：“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6〕红七军，在邓小平心中，永远是一面以史为鉴的镜子。

三、初显独当一面、善于打开局面的雄才大略

红七军时期，邓小平虽然只有二十五六岁，但从他1920年16岁远渡重洋寻求救国救民的革命道路时算起，也已经历练了十个年头了。在法国勤工俭学的五年零三个月中，他经过深入的考察、比较，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成长为一名职业革命家。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近一年中，他比较系统地钻研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了解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历史，积极参加和组织党的活动，经受了党内生活的锻炼，提高了宣传组织工作的能力。北伐战争期间，他从苏联回国直接参加革命斗争，在冯玉祥部的军事学校从事教学和政治工作，开始接触军队。

大革命失败后，从1927年夏任中共中央秘书开始，邓小平在党中央机关整整工作了两年。他在这一特殊的工作岗位上，亲历了党的许多重大事件，积累了多方面的工作经验。因工作原因，他列席临时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议，也经常代中央起草给各地的指示信，内容涵盖群众工作、游击战争、城市工人运动、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党组织的整顿与发展以及党的组织机构的调整等方面。对于中共六大和六届二中全会的精神，邓小平更是有直观的理解和深刻的掌握。中共六大制定了反帝反封建、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的革命纲领，批判了“左”右两种错误倾向特别是盲动主义错误。六届二中全会检查了六大以来的工作，确定继续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开展游击战争，扩大苏区，建立红军，纠正非无产阶级意识，加强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等项任务。而这一时期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井冈山革命斗争的经验以及红四军发展中的重大事件都给邓小平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所有这些，都是来广西之前邓小平身上装备的理论武器。

到广西后，结合实际情况，邓小平很快拿出办法，驾轻就熟地开展工作，1929年9月，在邓小平指导下，广西特委召开代表大会。会议传达了中共六大和六届二中全会的精神，通过了《广西党的政治决议案》，确定了以武装斗争为中心的总路线，选举了新的中共广西特委。这就首先为广西党的工作谋划了一个整体蓝图。其次，在开展武装斗争的具体决策上，邓小平有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成功经验的理论武装，因此，他在领导“兵运”工作时，深知“兵运”工作如果不与工农斗争结合起来，必然导致失败。所以，在领导百色、龙州起义时，他极力做通李明瑞等国民党左派军人的工作，把 “兵变”后的部队开往农村，同农民革命运动相结合，开辟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再次，邓小平注重细节，对实际工作的重要环节周密筹划。他牢牢掌握党指挥枪的原则，无论部队怎么改编，都确保军队中从总前委到连支部党的组织机构的完备无缺，这就保证了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下部队都打不垮、拖不烂。通过恢复和组建各级党组织，扩大党员队伍人数，增強了党的组织性、纪律性，以及凝聚力、战斗力，为开展各项工作打下坚实基础，提供强有力的保证。此外，他还重视宣传培训工作、群众工作、根据地建设等。他要求每一位红军战士都要充分认识做宣传工作的重要性，说：“红军每一个战士都要学会使用两杆枪，除了手中的武器外，还要掌握一杆宣传的武器。要做到是战斗员，同时又是宣传员。”“把道理讲清楚，就能动摇和瓦解敌人。”在部队整训期间，他亲自编写训练班教材，多次给学员们讲课，作政治形势报告，介绍井冈山开展土地革命的经验。

总之，在广西战斗的这一年半时间，是邓小平第一次独当一面地领导一个较大区域的全面工作，他坚持独立思考，从实际出发，开创性地开展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等方面的工作，初显了善于打开局面的雄才大略。红七军，历练出世纪伟人邓小平。

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文集（一九四九—一九七四）：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53.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一九0四—一九七四）：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1740.

〔3〕〔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790，1119.

〔4〕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183.

〔6〕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5.

（责任编辑付国英王丽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