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背景下《黄帝内经》英译研究

“一带一路”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重大战略构想，是用文化将历史、现实与未来连接在一起而成为中国面向全球化的战略架构。中医药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而且在医疗保健方面具有巨大的实用价值。弘扬中医药文化，不仅对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具有深远意义，而且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健康方面有着重要作用。作为中医药文化的集大成之作，《黄帝内经》不仅是人类医学的宝贵遗产，也是人类科学与智慧的结晶。因此，《黄帝内经》英译研究意义重大。

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较为系统和完整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是中国医药之祖、医家之宗。它包括《素问》《灵枢》两大部分，各81篇，是中医药学习者和实践者必读的经典著作之一，也是世界各国研究我国古代文明史、医学史的重要著作。自1925年德国人Dawson节译《素问》并以学术论文的形式发表于医学史年鉴的第1个《黄帝内经》译本至今，《黄帝内经》的英译已经走过了近百年的历程，产生了15个英文译本。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黄帝内经》英译的理论研究，并从以下三个方面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观点。

一、《黄帝内经》的英译研究

到目前为止，已有15部不同时期的《黄帝内经》英译本正式出版，按照译本类型可分为三类：一是全译本，如李照国译本。二是节译本，如罗希文翻译的《素问》译本。三是编译本，如伊尔扎·威斯女士（Ilza Veith）译本。在15部英译本中，有近一半是外国研究者及外籍华人的译作，这表明西方人学习中医的兴趣越来越浓厚，他们有了解中医药文化的意愿。

各译本从历史的角度，对源语、目的语、译者和读者文化素养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总结和评价，对于中医翻译乃至于中国古籍文献翻译都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翻译理论研究

在中国崛起的今天，传统的以向译入语靠拢的归化翻译方法已经不能满足国家文化输出及软实力构建的政治文化需求，中医翻译西医化必将抹杀中医概念的完整性和独立性，中医翻译界近年来的争论和探索也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

20世纪90年代，西方翻译家韦努蒂（Lawrence Venuti）提出了“异国情调化翻译”，其主张是以异化的翻译方法来处理翻译中遇到的文化问题。随后，深圳大学教授蒋骁华提出了典籍翻译的“东方情调化倾向”。陕西中医药大学教授李永安将“东方情调化”翻译方法引入中医翻译以保留中医独特性。另外，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兰凤利则强调中医翻译的“译者主体性”。

黑格尔认为“存在即合理”，在中医英译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被译者遵循和反复实践的翻译原则和方法虽有不完善之处，但经长期实践形成的这些翻译策略以其现实合理性为我们留下了充分的再研究空间，使得我们有可能从中找出符合未来《黄帝内经》翻译规范化趋势的策略。目前《黄帝内经》翻译的主要方法为：直译、意译、音译、释译等，而相应的翻译原则有：一是李照国提出的“译古如古，文不加饰”，即在翻译时，尽可能保持原文的结构形式和表達方式，尽量不增词语；不在译文中作发挥性解释，以杜绝衍文的出现。二是运用语料库的研究方法，从某一角度对《黄帝内经》翻译方法和策略进行比较、分析、归纳，从而发现问题，得出结论，指导翻译方法。三是字对字的翻译方法，即汉语逐字解释翻译。四是以信息传译为主，调整原文语篇结构以适应译语读者习惯。

三、翻译策略意义重大

上下五千年的灿烂文明造就了中医药博大精深的防病治病理念和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我国中医药文化对外推广传播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因此，研究有利于中医药文化传播的《黄帝内经》翻译策略意义重大。

首先，对《黄帝内经》英译现状及译本进行对比研究，发现不同译者对于中医典籍英译的不同翻译策论和理论运用，有利于探索最优表达方式和最佳翻译模式来指导实践，提高《黄帝内经》的翻译水准。其次，在目前传统翻译方法主宰中医翻译实践、中医翻译界不断尝试探索新理论和新方法的大背景下，研究《黄帝内经》翻译对于中医药翻译理论的发展创新意义深远。最后，在强化文化产业、输出本国价值观念为主的软实力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下，《黄帝内经》英译的研究必将更好地发扬祖国医学、传播中华文化，从而推动人类社会及人类医学的发展。

【本文系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中药名翻译策略研究”（13K00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陕西中医药大学外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