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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上世纪80年代的五段人生经历

作者: 浏览数: 关键词: 我在 上世纪 年代 经历 人生

【相关链接】范永进,1979年7月入伍学习飞行。1980年10月复员后在上海市委办公厅招待处工作。1986年7月毕业于华东政法学院(现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专业。先后供职于上海市国际经济贸易研究所、上海市外国投资工作委员会、上海市证券期货管理办公室、上海上市公司资产重组领导小组办公室、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现任上海爱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引言

1961年我在上海出生,自小喜欢关心国家大事,目睹耳闻了许多世事变迁。1979年7月踏入社会,八十年代的十年间,有幸先是当兵,复员后第二次参加高考成为大学生,毕业后分配到上海国际经贸研究所从事研究,后来进入朱镕基同志创建的上海市外国投资工作委员会开始从政至今。我在上世纪80年代这段有趣难忘的人生经历——到过五个地方,身份也相继自然变换,自己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也没有太在意和深究,直到现在到知天命的年岁了,才愈加感到这是我的一种奇遇、一笔财富,是时代的向好加上自己的努力等诸多因素,成就了许多个人的向往,真是发自内心庆幸自己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改革开放的好时代,改革开放的大时代。

一、当兵,在空军二预校和四航校

1.选择当飞行员

1979年7月,我从位于上海市黄浦区延安东路上的上海市江西中学毕业。当时有两种选择,一是参加高考上大学,这在当时是很好的选择;二是选择当飞行员,这样就能实现自己一直以来当兵的梦想。经过权衡,我选择了后者。

7月26日,我离开上海到了部队,成为上海这年招飞入伍的202人中的一员。当时市征兵办公室在上海市政府大礼堂(现在福州路江西路口)召开了南新兵及家属和有关方面参加的盛大欢送会,我有幸代表全体招飞入伍的新兵作了主题为“人民送我学飞行,我学飞行为人民”的发言。会后还招待大家看了墨西哥电影《叶赛尼娅》。

空军飞行员的培养是先到空军预备学校,预校结业后,学员们再分赴空军航校,按机种、专业开始新的学习和飞行训练。当时,全国有两所空军预校,一是河北保定空军第二航空预备学校(简称二预校),另一个是吉林长春的空军第一航空预备学校。我们一批人被分配到了二预校(中国人民解放军86004部队),与山东、浙江、四川、河南等其他省市学员重新编队后,我作为第21期第九学员队的一员,开始了飞行学员生涯。值得一提的是,我国首位进入太空的“神舟五号”航天员杨利伟,就是比我们晚3期的二预校校友。1980年3月,从二预校毕业后,我又来到了石家庄空军第四航空学校(中国人民解放军86130部队,现空军第四飞行学院)飞行一大队,成为第35期飞行学员。我当兵的时候,已赶上恢复高考,我们是第二届完整的高中生。1979年招飞体检在高考前就开始,我参加了高考,但是没等分数下来,我就到部队了。我们这批兵与以前的兵源比有了明显的变化,开始影响和优化部队的结构。这种变化,我当兵时已开始感觉到,后来逐步成了趋势:

2.艰辛训练

部队训练的场景,我们至今还历历在目:立正、稍息,双杠、单杠,旋梯、滚轮,射击。跳伞,飞行……在部队你追我赶、力争上游的氛围下,大家都很能吃苦,也必须吃苦。记得部队运动会上,一些上海兵不穿钉鞋光脚跑百米,还跑出了冠亚军的好成绩。这些训练,在常人和家人看来,包括我们现在回想起来,都是非常艰辛,甚至是恐怖的,但这种训练对飞行员而言是非常正规和必要的。

当时的预校相当于中专,航校相当于大专(现在飞行学院已是本科了)。无论是预校还是航校,都是封闭式教学和训练,有严格的作息制度。空军的伙食标准当时是每人每天三元,地勤兵只有四毛七分。所以一直有人说,飞行员是万里挑一、用黄金堆出来的。当然,与其他兵种相比,飞行员有其特别的要求。飞行员在高空飞行时,经常做特技动作,身体需要承受的压力非常大。其中,最大的挑战是晕机。这是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无法体会的,特别是突然加速向上跃升的时候,相当于自身体重五六倍的重量压在身上,瞬间体重增加好几倍,同时血液迅速下流,严重时会导致眼睛黑视。由于体质不同,有些人一上飞机就吐,后来条件反射看到飞机就吐,甚至发展成—上机场的汽车就吐。对于一个合格的飞行员来说,无论是技术、毅力、魄力,还是精神状态,都要经受极其严厉的考验。我在多次飞行训练中,不太适应高强度的飞行特技动作,后来停飞了。当时内心也很苦闷,总觉得自己没有完成任务,这对要强的我来说,算是人生第一次大的挫折。

3.光荣入党

我从少年时代起,政治上就一直积极要求上进。那时,读高中时还不能人党,我中学毕业那年被评为上海市三好学生,当时大家也知道我考过大学成绩不错,所以部队首长和教员也都很尊重我。我在预校里是班长、在航校里是副区队长。当时部队有《空军报》和《战友报》等报刊,《空军报》还专门对我进行了采访,报道我是从上海来的,还考上了大学,很安心在部队学习训练成长等,得了不少奖。南于我各方面表现突出,1980年8月,在我们同期学员中,仅我—人率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二、工作,在上海市委招待处

1.复员回上海工作

由于离家后深感亲情难舍,加上想继续读书求学,我停飞后选择了复员同上海。凭着飞行学员政治过硬、各方面都比较优秀的条件,我被安排到上海市委办公厅招待处,也就是现在的东湖集团下属的瑞金宾馆工作。

市委招待处下辖瑞金宾馆、兴同宾馆、东湖宾馆、西郊宾馆和虹桥迎宾馆五大别墅式宾馆,主要用于接待中央领导同志和友好国家首脑。当时的市委招待处副局级处长葛非是位老革命,他曾经跟着刘伯承、邓小平大军打天下,又跟着陈毅、粟裕大军南下解放上海,之后长期在接待岗位工作。招待处人事科长叫陈国。我报到时他带我去体检,问我:“还有战友要回上海吗?”我说,有啊,飞行学员淘汰率蛮高的,我们一共去了202个人,我是第一批回来的。结果。后来又有好几个复员战友都进了招待处工作。

当年瑞金宾馆有四栋别墅楼,我存二号楼工作,后来我才知道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时,陈毅、邓小平等都存瑞金宾馆住过。1981年8月初,我正式成为中共党员。之后,我参与组建_r宾馆团总支,担任首任书记,与当时其他兄弟宾馆的团干部经常接触,大家都是年轻人,也基本都是复员军人,充满了热情和干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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