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化”过程中的日本人看到的上海“现代化空间”

摘要：对日本人来说，上海是一座具有深刻意义的城市。从西方列强强迫日本开国的江户末期到明治维新推行日本式现代化(日语里被称为近代化)的时代，为数众多的日本知识分子来到上海，亲眼目睹了在上海这座城市里正在展开的“现代化空间”及其引起的社会连锁反应。日本知识分子对这些连锁反应的看法，既显示了从外国人的角度去看待上海“现代化空间”这一活动的特质，也反映了日本和上海各自具有的现代性的本质，以及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和文化冲突。本文通过分析刘建辉《魔都上海——日本知识分子的“近代”体验》，论述上海“现代化空间”给日本知识分子带来的影响。

关键词：上海；日本知识分子；现代化

Abstract：Shanghai is a city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Japanese.From the later Edo period when the Western Great Powers forced Japan to open up for trading to the Meiji Restoration period when Japan was undergoing its modernization，a large number of Japanese intellectuals visited Shanghai.They witnessed the social activities of “modernization space” deployed in this city and its domino effects.The viewpoints of Japanese intellectuals to such social domino effects not only revealed the nature of the “modernization space” in foreigners’eyes，but also reflected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conflicts between the modernization of Japan and Shanghai.This article hereof discusses the influence of Shanghai “modernization space” on the Japanese intellectuals by analyzing The Magic City of Shanghai—the Modern Experience of Japanese Intellectuals，written by Liu Jianhui.

Key words：Shanghai；Japanese intellectuals；modernization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01(2007)03-0119-15

引 言

日本国内有很多研究二战前日本知识分子尤其是日本作家与中国关系的论文，其中大部分是对知识分子或者作家个人的研究，例如通过研究日本知识分子所阅读的中国书籍、在中国的旅行体验以及与中国人的交流，深入探讨他的内心世界。以大正时期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为例，有关他中国旅行的论文有《芥川龙之介<上海游记>——里见医院之二三事》[1]、《关于李人杰——芥川龙之介<中国游记>中的人物》[2]、《北京的芥川龙之介——围绕胡适与鲁迅的关系》[3]等等，此外有很多分析中国题材作品的论文，不胜枚举。然而很少有著作能超越对作家个人的研究，以广阔的视野来论述上海城市空间与日本知识分子的关系。笔者所了解到的此类专著有：《魔都上海—日本知识分子的“近代”体验》[4]、《言语都市?上海1840—1945》[5]、《上海文学印象——日本作家之光与影》[6]等。本文以其中已有中文译本的《魔都上海——日本知识分子的“近代”体验》为例，旨在整理作家论点，确认史实，讨论一些研究日本人与上海城市的时代文化背景问题。

一、都市“上海”的特殊性

在论述前，先简单回顾一下当时“上海”的特殊性及其对日本的存在意义。我先陈述特殊性。第一，众所周知，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具“现代”化的城市(“现代”是性质问题，是一个既渊深又难论述的问题，在此暂不展开多谈)。1842年《南京条约》缔结以后，1845年上海在道台协议的基础上，议定第一次土地章程并开办了英国租界。作为外国贸易的商业地区，形成了以轻工业为中心的近代工业地区，上海成为别处无法企及的产业社会。随着产业的发展，它很快确立了都市所特有的生活样式，出现了百货商店、娱乐设施。上海不仅在经济、物质方面凸显出时代的最尖端，而且政治方面也出现与西方、日本及中国其他区域的最激烈的冲突。在西方资本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意欲吞并中国的局面下，上海的中国人开始从民族意识着手，形成了与之抗衡的特殊价值，因此形成了与其他中国内地不同的一座磁场。第二，其独特的世界主义。上海作为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在世界大都市里有其特殊的世界主义性质，在上海生活的多种族多民族的人难以融合。上海有着来自各个国家的人，虽在同一租界生活，但是他们各自都保留着自己国家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此外，租界还有其特殊性，英国政府并不承认租界的行政机构“工部局”。上海租界不是由国家之间以法律形式制定的，而是按经济贸易需求成立的一个特殊区域，行政上是由少数英国商社控制的“独立自治区域”。1862年法国租界与英国商社相对抗，脱离工部局的管理独自成立董事会，1863年美国租界与英国租界合并构成共同租界，租界的形势又大不相同，上述状况一直延续到1941年日本占领租界。

上海租界本意是外国人的居住区，可是1853年小刀会起义以后，华洋开始混居，1860年开始太平天国之乱，令各国开始装备自己的军队，1854年英美法单方面共同宣布第二次土地章程，出现“国中有国”的情况。随着大规模移民进入租界，1919年在这“国中有国”里，日本人已成为上海人数最多的外国人。

二、上海对日本的意义——反映“近代”化的镜子

对日本人来说，“上海”是从江户幕府到二战时期空间距离最近的国际化大都市，而且不需签证便可以过去，它在反映中国的“西化”历史的同时，也反映日本式“近代”(注：日本把“现代”这一词称为“近代”。在本文中我意识到日本、西方、中国的“现代”的差别。表示日本的“现代”的时候，特意用“近代”的词语。)发展过程。19世纪中叶，中国和日本都受到欧美列强的侵略，开始对外开放，步入“现代(近代)”化的征程。这意味着两国都卷入了“世界市场”，而在此之前两国各自闭关封锁。然而面对第一次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两国的步伐并不相同。日本提出“脱亚入欧”，决心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和文化；另一方面又以平安时代为榜样，希望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体制独立国家，回归日本创立独特文化的上古时代，与世界列强相抗衡。这两种意图相互碰撞、相互对立，显示了日本人对自己的国家和西方的定位。这种情况下，日本加强对中国，尤其是上海的观察与交流，借此反观自己的现实，加以比对，以确定自己的国家认同。

在日本江户时代后期，学界已经分为儒学、兰学、国学，分别象征当时日本知识分子对中国、西方和日本的认同。儒学之中被吸收作为与政治相结合的体制当属“朱子学”，这是谋求官职必修的学问，表面上看起来非常流行，但实际上只起到支撑封建道德的作用。在这种状态下，国学在考察日本独特文化的过程中出现。到18世纪中期，为了探讨儒教、佛教传入之前的日本古来独特思想，国学勃兴。早期国学对日本古典进行自由性研究，对现实具有批判性。后期则倾向于神道思想，排除儒教、佛教，成为以日本为中心的复古主义，发展到有排斥性的攘夷思想。兰学是从唯一有贸易关系的荷兰传来的西洋学问，是从医学等实用方面的学术开始，引入西方的天文、土地测量等科学，随后翻译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类书籍，令武士阶层对当时封建体制产生疑问。三种学问中，儒教作为官方的统治工具，很受政府重视，而且上层人士拥有的汉文教养也相当高，一定程度上与中国文化背景相近。

然而，两个国家打开国门后，随着中国在当时国际社会中渐渐落伍，日本也不像以前那样尊中国为文化大国。日本人看待中国以及中国人的现实类似“镜像”关系：可以看到东亚各个国家的现代化轨道。尤其是上海，它就是中国的西方，日本要学习的西洋文明也部分存在其中。并且，在租界中中西方对抗时，日本也直接参与，在租界的势力竞争中角逐，可以说对日本人而言上海就是一幅世界缩图。

三、刘建辉著《魔都上海——日本知识分子的

“近代”体验》——两个相反的作用 第一，江户末期受到的影响。

刘建辉认为：对日本人来说，上海的存在意义以明治维新为界限而发生变化，原因是上海的“现代”与明治维新后日本形成的“近代”有所区别。依据他的解释，上海的“现代”是在传统老城厢和半殖民地“租界”并存的状况下产生的，从一开始就具备世界性。这个“现代”对于一个国家的整体性不利，当时的日本认为不能走这样的路。

作者提出，以明治维新为界，上海对日本的影响有两个：一个是上海对日本这个“国家整体”的影响，是江户幕府末期日本明治维新的催化剂；另外一个是进入明治以后，日本人关注上海的体验，上海影响了 “国民个人”的思想。

江户幕府末期，日本对选择向西方开放还是攘夷摇摆不定，在这个过程中当然会对西洋进行考察，然而作为体现近代西化的西洋“基地”，上海是最临近的探索场所。从1862年千岁丸的幕府使节团到上海开始，一共有4次这样的派遣；(注：1862年4月派遣幕府的贸易船千岁丸；1863年3月派遣箱管附属官船健顺丸；1865年4月幕府派遣三人幕吏；1867年2月派遣浜松和佐仓两藩。)此外当然也派遣了使节团到欧洲。因为都以上海或者香港为起点，这两地的见闻是他们最先开始的“现代”体验、“西洋”体验。这些使节团半数以上先经过上海这个日本面向欧洲最近的入口，日本人在上海的租界亲身感受到了当时的繁荣，体验了西餐、钢琴、摄影等“西洋”文明，通过技术、印刷等等近代设施了解了西洋的先进，不得不修正“攘夷”政策。与欧洲使节团相比，被派遣到上海的使节团更为深入地探索“西方”的本质，在发现租界先进性的同时，也发现了近代西洋殖民主义的租界压迫。当时的考察者大多是幕府的官员和各藩的武士等统治阶级，他们的“西洋认识”主要反映在政治上——通过在上海对西方的新认识，回国后主张把原先封闭的各个藩只对准幕府的“地方主义”政策，变成了全国一致对准“世界列强”的“民族主义”。这是明治维新之路的重要一步，可以说是近代日本“觉醒”的开始。

另外，上海出版的书籍对幕府末期的日本也产生了影响。在采取锁国政策之时，日本依靠荷兰、中国贸易商船提交的报告以及购入的书籍来搜集信息。当时住在中国的耶稣教士是用汉文著作来宣传西洋知识的。日本幕府在采取严格的进口政策大约一个世纪之后，将军吉宗对汉译以及西洋书籍的进口有所缓和，而中国雍正皇帝却改变政策，令耶稣教士的著作活动全部停止。因此中国作为先进“信息”国家的地位下降，而日本则推出奖励兰学的政策，以长崎港为窗口，通过荷兰商船的信息以及书籍积累西洋信息，在100年间超过了中国。然而在上海开放以后，这个位置又完全颠倒过来。刘建辉从两个侧面解释了这个现象：一个是上海开放以后新教徒的传教士很快来到上海，以墨海书馆为基地发行了很多汉文西洋书籍；另一个是运输书籍的交通通道的改变。

江户时代以后，日本主要是通过来自乍浦(今浙江平湖)的商船(日本称宁波船)了解海外信息，此外还有从上海以及长江沿岸的船只(日本称南京船)。然而19世纪60年代由于太平天国之乱南京陷落后，贸易商四出奔逃，乍浦港停运，上海港取而代之，书籍对日出口增多。此时的上海，不仅成为东亚最大的压倒广州、乍浦的对日出口港，而且人员来往频繁，物流、信息都开始聚集，成为一个信息源。

提到对日本幕府末期有影响的书籍，有1842年魏源出版的《海国图志》。它结合以往的耶稣会和来华不久的新教传教士的著作编著而成，之后增补两次，是当时中国最高水准的介绍西洋情形的书籍，而且书中部分内容已超过当时日本的兰学水准。刘建辉详细介绍了1843年搬进英国伦敦会所的麦都思、雒魏林建立的墨海书馆、印刷厂设备、协助西方人翻译的王韬等。墨海书馆也影响了中国的知识分子，被认为是介绍西洋的一个窗口。传教士的这些宣传活动固然有传教的目的，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其中更为深远的一个意图：宣传近代欧洲的合理精神，让作为读者的中国人对照中华秩序，以西洋各国为榜样，接受新的“现代国家”体制。然而这些汉译的西洋书籍并没有启蒙当时的中国人，由于出版活动的热潮以及出口途径的增加，上海数不胜数的“汉译西洋书籍”出口，大量的西洋知识流入日本，反而对日本发挥了作用。

根据笔者查证的资料，在上海等地发行的汉译西洋书籍到了日本后，八成以上以手抄或者翻刻的形式广泛流传到整个日本，知识的普及度远远超过中国内地。汉译西洋书籍作为藩校(注：18世纪末期左右，诸藩为了藩士的教育设立藩校，传授知识和武艺等。)教科书使用。幕府为了统摄大量流入的海外信息，发行《官板ﾊﾞﾀﾋﾞｱ(BATABIA)新闻》、《官板海外新闻》、《官板海外新闻别集》3份报纸以及《遐迩贯珍》、《官板六合谈》、《官板中外新报》、《官板香港新闻》、《官板中外杂志》5份杂志，因而海外信息得以及时迅速普及。这些报刊广泛地传授给日本人新知识，包括地球是圆的这样的天文地理知识、民主主义的概念、一般西洋文化、风土人情、人道主义、资本主义的生产样式等等。根据刘建辉的介绍，这样的知识对处于中国秩序与幕藩体制之下的中国和日本的知识分子有着相当的冲击力，因为它们都与新的国家观和政府观相联系。可以说这些知识是形成现代国家“模型”的一个参考。

以上是书籍带来的对现代化的影响，另外也有人员流动的原因。因为台风漂流到海外而在国外待过一段时间、期待日本开放后回国的漂流民，以及长崎港口开放之后搬进的西洋人，也对日本的近代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第二，明治维新后。

在书的后半部分，刘建辉论述了上海成长为国际化都市的历史过程，论述了在关注明治、大正、昭和等时期日本近代化程度的同时，各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是如何关注上海的。日本明治维新后开始推行“文明开化”政策，力图以民族主义为号召实行“国民国家”，于是，上海丧失了“中转站”的意味。半殖民地上海完全没有民族同一的“现代”性就成为一种威胁，明治政府开始把上海作为日本对大陆的政策上有策略推进的一个“基地”。

另一方面，对日本人来讲，与在“近代国家”统制之下日益受束缚、感到“闭塞感”的日本相反，上海成为日本人想象之中的“浪漫”之都，是实现“冒险”的梦幻之所。对希望“逃离日本”的日本人来说，这个混沌的都市正是最近的“避难所”、最近的“乐园”。

明治时代前期来过上海的有岸田吟香(注：岸田吟香Kishida Ginkō(1833—1905)，报纸记者。在大阪跟着绪方洪庵学习兰学，到江户认识J.C.Hepburm博士，帮助博士编写日本第一部日英辞典《和英语林集成》，庆应3年在上海发刊。在此之前，他创办了日本第一家民间报纸《海外新闻》。实业方面他开办了从江户到横滨之间的海上运输公司。庆应4年跟美国人Eugene M.VanReed创刊《横滨新报もしほ草》。明治6年他进入东京日日新闻当编辑。他常常到中国去，写了《富国论》、《清国地志》，在筑地开了训盲院，出力办日清贸易，明治33年在上海开办东亚同文书院。)、海军大尉曾根俊虎、汉学

① 冈千仞Oka Senjin (1833—1914)，汉诗人、汉学者，生于仙台。嘉永5年，20岁的他入昌平黌，跟着佐藤一斋、安积良斋学习汉学，几年后当选为书生寮的舍长。从小忧虑国家政事，戊辰战争爆发时，对仙台藩主说勤王之大义，受罚被投狱。明治3年到东京，历任大学教授、太政官修史官，明治11年辞职后经营家塾绥猷堂，培养后进。门下有原敬、片山潜、尾崎红叶、北谷逃透谷等。明治17年到中国，跟《普法站记》的作家王紫诠有深交。

② 尾崎行雄Ozaki Yukio(1858—1954)，政治家。在庆应义塾学习，当过官吏，做过《邮便报知新闻》、《朝野新闻》、《民报》等的记者，发表政治小说论、人物论、政治论，第一届众议院选举以来连续25次当选，历任大隈内阁法相、东京市长，他以孤高自持的护宪政治家而闻名。

③ 永井久一郎Nagai Kyūichirō (1852—1913)，生于尾张藩武士阶层家，留学Princeton大学后，就任明治政府文部省、内务省官员，后来进入实业界，1897年来华出任日本轮船公司上海分公司总经理。与李珀元有深交。家冈千仞(鹿门)①、尾崎行雄②，他们都是来上海追梦的知识分子。虽然他们都有着很高的汉文素养，但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对孕育出汉文的地道的中国“老城厢”毫无兴趣。在心理上他们希望跟亚洲联结，但又站在“租界”中的外国人的视角，谴责“老城厢”生出的诸多弊病。

明治后期，访问上海的日本人开始再度关注“老城厢”。那时因为与“老城厢”相邻存在的“水乡”受到重视。日本人已经在“近代国家”的道路上走了30多年，自认为已跻身世界列强。刘建辉认为，就是在这样的作为“近代人”的宽容态度之下，日本人才会开始重视“水乡”。以前在东京极其普通的“水乡”风景由于东京的发展而踪影全无，上海的“水乡”被日本人当作失去的东京的一个影子。如永井久一郎③，在上海他是日本邮船公司分店店长，既是日本资本主义的海外精英，又是个善于与妓女调情并享受传统江南水乡生活的汉诗人。由此看来，上海已经不仅仅是个追梦的场所，更是个享乐的场所。

其次，大正时代交通网的健全，贵宾会以及日本旅游局的成立，兴起并促进了中日旅游风潮，(注：贵宾界于1893年成立；日本旅游局于1912年成立；1911年11月中朝边境鸭绿江大桥建成；朝鲜铁路与满洲铁路相连，实现了朝鲜、满洲路线的日本与欧洲各国国际运输的连通。中国也在1906年开通京汉铁路；1908年完成沪宁铁路；1911年京奉铁路、津浦铁路开通等等。)吸引了很多知识分子来到上海。刘建辉列举出谷崎润一郎(注：谷崎润一郎Tanizaki Junichirō (1886—1965)，小说家，生于东京。他站在日本浪漫派的立场，审视女性的恶魔性、色情受虐狂、独特的女性尊拜、母性思慕等主题，创造唯美、颓废的作品。代表作品有《刺青》(1911年，GBB75山书店刊)、《痴人爱》(1925年，改造社刊)、《G86D0蓼虫》(1915年，改造社)、《阴翳礼赞》(1935年，中央公论社刊《摄阳随笔》所收)、《细雪》(上卷 1946年，中卷1947年，下卷1948年，中央公论社刊)等。)、芥川龙之介芥川龙之介Akutagawa Ryunosuke(1892—1927)，小说家，生于东京。因为母亲发狂，他在东京下町的外婆家长大。下町的封建大家族制度和精神背景让他养成“性格”，而不让他造成“人格”。这样的环境里，活的意味并不是自己从内心出发的发展，有时候是对他人演戏的“处事”。而且收养他的外婆家是下町里的名家，他作为一家的主人，又作为一个作家，在“家”和“自我”之间，保持两者的平衡。外婆家历代当“奥坊主”，在江户将军府工作。这家庭里传下来的江户时代的文化、世纪末的世界文学，给他造成文学风格上很大的影响。它具有唯美、城市性、理智倾向、细腻、华丽和典雅等特色，对文体、形式主义具有强烈的兴趣。他的敏锐审美感发挥在作品的形式上，因此他在短篇小说里试探各种各样的小说形式。据主题来分，他的代表作有：王朝故事《罗生门》(1915年11月《帝国文学》登载)、《鼻子》(1916年2月《新思潮》登载)等；现代小说《手巾》(1916年10月《中央公论》登载)、《蜜柑》(1919年5月《新潮》)等；故事《香烟与魔鬼》(原题《香烟》，1916年11月《新思潮》)、《神的微笑》(1922年1月《新小说》)等。其他江户时代故事、开化故事等，这里不列举了。、井上红梅井上红梅Ynoue Kōbai(生GECAF年未详，一说1881—1949)，中国文学研究家，生于东京。大正2年到上海过放荡不羁的生活。他写出《支那风俗》3卷(大10、4—5上海日本堂书店)，被认为是“支那通”。其著作有《金瓶梅支那之社会状态》(大12、3—10日本堂书店)全3册，以及跟武田泰淳共译的《支那边疆视察记》上(昭12、12改造社)。后来他翻译鲁迅的小说(《鲁迅全集》全1卷(昭7、11改造社)，参加改造社的《大鲁迅全集》全7卷的翻译工作。在《改造》、《文艺》上发表从上海发出的中国动态与作家的信息。、村松梢风村松梢风Muramatsu Syōfū(1889—1961)，小说家，生于静冈县周智郡。本名是村松义一。1917年在《中央公论》发表《琴姬物语》后，真正开始创作，由“情话”得一定的名声。其它有《近世名匠传》(1923年1—5月《中央公论》)等人物评传。等人，陈述了他们各自眼中的上海。例如谷崎润一郎在第一次来华之后，写了14篇与中国相关的小说、纪行文、戏曲，其中虽然没有直接提到上海，但是可以发现作品的江南背景，通过谷崎独特的文学感性理解他描写的“水”与“女人”的关系。芥川龙之介1921年3月作为大阪每日新闻社的海外视察员被派遣到上海，停留了一个半月。1925年，他把所见所闻写成《中国游记》。刘建辉评价其描写了作为半殖民地上海的城市性格以及背后难以挽救的虚无主义。可是，芥川的观察仅仅停留在表面，并不涉及内涵。不过他却像谷崎那样，对“水乡”不抱有“幻想”，依据现实创造出《湖南之扇》中玉兰那样的女强人形象。芥川讨厌上海，把它比做“别样地点的西洋”、“低下的西洋”。刘建辉认为芥川追求的是“本土性”，否定上海就是讨厌“融合”，否定非“单一”的“现代”空间，他把芥川定位为追求“单一”、“近代”的日本知识分子。

井上红梅是传播上海文化的重要人物，1918年在中日各界名人的大力支持(注：支持他的，有佐原笃介(《上海周报》社长)、余G9862民(《上海神州日报》社长)、欧阳予倩、张春帆、石井柏亭(西洋画画家)、木下G9674太郎(诗人)。)下创刊《支名风俗》杂志，并持续3年，主要介绍“中国人的五大嗜好——吃喝嫖赌戏”。井上红梅本人行为非常放荡，对性风俗方面很感兴趣，翻译了张春帆的花柳小说《九尾龟》，1921年杂志发行单行本之际还以“嫖界指南”为题收录其中。至30年代，井上红梅改变风格翻译鲁迅全集，发表揭露蒋介石独裁统治的纪实文学。翻译《鲁迅全集》的时候还有一段插曲，作者鲁迅本人相当吃惊，在给增田涉的书简中表示不满。刘建辉推测，井上红梅把鲁迅领衔的左翼文学认为是时代的风俗，他周围的上海“时代风俗”变化了，所以井上红梅的风格也改变了。

村松梢风在读了芥川龙之介的《中国游记》之后，对芥川批评的“蛮市”怀有兴趣，于1923年3月来到上海。第一次停留了两个半月，这次体验在《魔都》里得以体现，此书在“上海物”(注： “上海物”是以上海城市为主题的书的总称。)中最为有名。其中描写上海魔都的黑暗面以及作者的放荡，表明作者被“无秩序不统一之事”、“混沌不知所以然”所吸引。此外，村松梢风停留期间通过佐藤春夫给田汉的介绍信，得以和田汉、郭沫若、郁达夫等“创造社”成员相识。在与这批中国文学者交流之后，谷崎润一郎、佐藤春夫(注：佐藤春夫Satō Haruo (1892—1964)，生于和歌山县东牟娄郡。1918年由谷崎润一郎推荐，登上文坛。由《田园的忧愁》(1919年)立名，以《殉情诗集》(1921年)、《退屈读本》(1926年)而与芥川龙之介等作家一起代表大正期的日本文学。著作涉及很多领域：诗歌(创造、翻译)、小说、纪行文、戏曲、评传、自传、研究、随笔、评论、童话、民话题材故事、外国儿童文学翻译、翻案等。)、金子光晴(注：金子光晴 Kaneko Mitsuharu (1895—1975)，诗人，生于爱知县海东郡。1919年12月，随美术商铃木幸次郎去欧洲，他开始了解西方文化。回国后，发表诗集《金龟子》(1923年新潮社刊)。逗留上海的体验以及经过上海到欧洲的放浪让诗人获得“异邦人”的眼光，批评欧洲在以东南亚为殖民地的基础上繁荣的现实，诗文里说：“石头和铁钢的文明具有的巨大系统，我看这些，觉得是‘邪道’”。(《政治的关心》)他脱出日本的视角，又得到批评欧洲的视角，创作了真正的独创性长诗《鲛》。二战时期，他是唯一的反战诗人。代表作有《马来兰印纪行》(1940年10月山雅房刊)、《落下伞》(1948年日本未来派发行所刊)、《人间悲剧》(1952年12月创元社刊)、《IL》(1965年5月劲草书房刊)等。)等人访问上海，此后1925年他为了京剧演员绿牡丹再次来到上海。因为中国方面的朱启绥私吞演出费用，他为解决此事又不得不往返于中日两国。通过这件事情，他更深入地了解了上海，这在《上海》(骚人社、1927年)、《新中国访问记》(骚人社、1927年)等书中得以体现。

金子光晴通过诗人自身独特的感觉，描写了虚无、颓废的上海，那是“摩登”大都市腐烂、蠢蠢欲动的一个侧面。金子光晴分别在1925年4月、1927年3月、1928年12月来到上海，他发现的是身体感觉上的颓废，刺激诗人灵感的是流淌在上海的“污浊”，尤其是“臭气”，这使得他抛弃以前的观念上的颓废，开始追求感觉上的颓废。刘建辉总结这是“颓废诗人”与“颓废”上海的难得的邂逅。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上海以轻工业与贸易为中心飞速发展，成为与纽约、伦敦、巴黎并列的世界大都市。进而由于美国、日本资本的大量渗入、民族资本的兴起，加速了都市的近代化发展，“摩登”性与“大众”性的时代已经到来。“摩登都市”是在20至30年代建造起来的，外滩的欧式建筑物就是在这个年代建造的。这个时代也开始出现娱乐设施、百货店、西服、流行短发。此外，在“大众”性这一点上，20至30年代人口急速增长，至1930年人口达到314万5千人。其中人口的三分之一是在工厂、交通部门工作的劳动者，他们处于社会的底层，是支撑上海的最大“势力”，他们通过工人运动开始有自我主张。这些特征和同时期发展的近代都市有共通之处，而上海与别处不同的是因为其半殖民地的性格，虽然同样摩登，却经常是花花绿绿的，黑暗面更残酷，刘建辉论述日本作家青睐上海也是因为这一点。在这个时期来到上海的横光利一，后来以五卅事件为背景写了一篇长篇小说《上海》。其中，横光利一把人群的集合比做流淌的河水。刘建辉解读这部小说认为：与其说作家描写个别人物，毋宁说作者希望勾勒出上海整个城市的映像。另外，吉行ｴｲｽｹ(荣助)(注：吉行ｴｲｽｹYoshiyuki Esuke(1906—1940)，小说家，作家吉行淳之介的父亲。生于冈山市，本名是荣助。上冈山一中后，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四年级便退学到东京去。大正13年发行《卖耻丑文》，写出反映关东大震灾后的虚无气很浓的戏文。昭和5年参加“新兴艺术派俱乐部”，写出《女百货商后》。他的新奇想象力和大胆的文体有独特的风格，是现代主义的一个典型。)在1930年3月至1931年4月间来过上海一两次，作品中描写上海的金融资本以及所产生的奢侈。

1932年以后，正如在直木三十五(注：直木三十五Naoki Sanjūgo(1892—1934)，小说家，生于大阪。1911年他上早稻田大学英文科预科，与菊池宽、芥川龙之介开始交往。1929年在《周刊朝日》上发表《由比根元大杀记》，从1930年到1931年在《东京日日新闻》、《大阪每日新闻》发表《南国太平记》，确立流行作家的地位，写了时代小说、时局小说、现代小说等作品和很多以大众文艺为主题的文艺评论、随笔。)的《日本的战栗 上海篇》里所描绘的，上海体现的仅仅是战场上自以为是的日本人和民族主义。同时在此以后，各界的多元的看法以及对日本人来讲“上海”的意义都已经消失了。

结 语

此书正如刘建辉在后序部分所叙述的，在结构上前半部分论述江户幕府末期的比重要大一些，明治以后的论述要相对简略。其实正因为前半部分详尽的论证，才得以使后半部分展开的明治维新以后上海的意义转换显得更有说服力。幕府末期的论述体现出上海对日本的影响，通过大量资料的搜索，从多角度来论证江户幕府末期的武士们通过在上海的体验获得的思想转换，论证书籍与运输途径，分析墨海书馆的书籍发行活动、书籍的种类、印刷技术、翻译负责人，考察进口汉文西洋书籍引起的冲击、人员流动的作用。

在后半部分，对比来上海的日本作家，得到个别作家研究所难以觉察的作家间意识的差异，更得以了解作家对上海感觉到的精神世界全貌，笔者觉得是比较成功的。尤其是从明治后期的永井久一郎开始至与上海相邻的“水乡”、“水”相关的分析是出彩的地方。

然而遗憾的是，对明治以后作家的分析还是稍显粗糙。这是由于分析的对象比江户末期复杂的缘故。原本作为外国人居留地的上海租界，随着中国人混居开始复杂化。租界里展开的现代化空间与受到租界的影响而变化的“老城厢”的现代化之间，也有激烈的冲突。而且不仅上海城市本身的情况相当复杂，还要考虑日本国内的近代化进程与每个来沪人士的各自日本式近代化的接受。在上海的“现代化”和日本国内的“近代化”以及每个作家怎么接受这些日本国内的“近代化”的方面，作者的分析可能有点笼统。我想日本人欣赏上海相邻的“水乡”、“水”的感情可以说一种怀乡病(nostalgia)。按照罗兰·罗伯逊[7：160]的解释，是相当于19世纪后半以后出现的“现代的、故意的” 怀乡病，与从1870年左右到1920年代中期在世界各地的知识分子中间出现的现代民族主义有很深的关系，是一种政治性怀乡病。分析它的时候，应该从具有政治意图的创造传统的视角分析。援用罗兰·罗伯逊的这些看法，我们可以分析怀乡病的背后的国家认同，进一步考察“现代化”和“近代化”的问题。

作者书名用的“魔都”这个词，从村松梢风发表“魔都”以后便代表日本人对上海的认识。“魔都”的“魔”表示摩登的“摩”与魔鬼的“魔”。上海的城市空间具有激烈的矛盾，物质方面的繁荣与政治的不毛之地、令人难以想象的大富裕与大贫困、先进性和颓废性等，在同一个狭窄的空间里混淆共存。这些城市的光明与黑暗的巨大反差是迷惑日本人的很大原因。每个来沪的日本作家怎么描写令自己迷惑不已的上海城市魅力?分析这些日本作家笔下的上海形象，我们就可以形成日本人描写出来的上海城市文学史，而这方面，刘建辉是一个先行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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