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族文化背后的晚清乡绅社会反教情绪及表现样态

摘 要：晚清乡绅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在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变化的关头，他们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困境，在民族心理上难以接受这种猝然而至并欲以主人地位取代民族文化的外来的异类文化。而仅凭过去的思想文化资源，他们又找不到解决问题的答案和出路。作为当时社会的精英，他们对现实的感受尤其敏锐和痛苦，而他们又是当时社会大众中儒家传统文化权威的具体象征，是当时民间话语权的表达者，所以，当西方基督教文化侵入中国内地，尤其是农村时，他们便责无旁贷地站出来代替大众表态。在传统面对挑战之际，他们很难心平气和地做出明智的选择，这种情感和民族心理习惯上的反抗趋势，呈现出合情却不合理的猜忌与恶感的样态，这是中国知识阶层走出传统模式的必由之路，只有经过这一盲目、自发阶段后，他们才能逐渐变化开放。

关键词：乡绅社会；反教情绪；基督文化；民族文化；表现样态

中图分类号：C9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7)03－0132－07

Discussing Feeling and Form of Expression that Society of Country Gentlemen at the last Reign of Qing Dynasty had Attacked Christianity at the Back of National CultureDAI Bin-wu

(Sichuan University History Culture Insitute,Chengdu,Sichuan 610064,China)Abstract：The country gentlemen at the last reign of Qing Dynasty was a special social groups,at the crucial moment of modern times society of transformation and change in China ,they fell into unprecedented cultural difficult position,they hardly accepted external unusual culture which came suddenly and replaced national culture with status of owner from national psychology. They didn’nt find out answer and way out saving question,only relying on former ideological culture resources.As then social representative figure,they felt especially sharp and pain,they also were concrete symbol of authority of Confucian school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e then social masses,and they were expresser of nongovernmenal standpoint,as a result, when western Christianity culture invaded Chinese inland,special countryside,there was no shirking the responsibility,they were on behalf of masses’s standpoin.They hardly had a

sensible selection with quiet in mind and peace and peace in disposition,when tradition confronted ch-

allenge.The rebellious tendency of emotion and nationally psychological custom appeared reasonable and no sensible form of superciliousness and jealousy and ill felling which was the road Chinese intellectual who walked out from traditional form must follow or take.Only after passing the blind and spontaneous stage,they possibly gradually changed and opened.

Key words:Society of Country Gentlemen;Felling of attacking Christianity;Christianity culture;National culture;Form of expression

在1840年鸦片战争的硝烟中，中华帝国沉重而威严的国门第一次被迫向远涉重洋而来的不速之客打开了。那些明火执杖闯进国门的外国人中，既有野蛮的强盗，又有现代文明的“牧师”。[1]（P5）基督教传教士凭借不平等条约先获得在通商口岸布道聚会的权利，到1860年《北京条约》的签订时，又明确规定基督教有在中国内地传教、购买或租赁房地以及建立教堂的权利。从此，传教士更深入中国各地进行传教活动。当时的乡村知识群体蓦然面对极具挑战态势的西方文化侵略时，不免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并陷入了文化困境，一方面他们在心理上难以接受外来的异类文化居然处于统治地位或强势地位的现实状态；另一方面凭着在两千多年的历史经验里固有的“化外夷狄”，中华民族保持自己的高度文明化育四夷的尊贵地位及中外华夷文化交流模式的认识和禀赋，他们企图以此作为从文化切入开展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并企望又一次获得胜利和成功。事实是，中国主流文化曾有过多次与异族或异域文化交往的经历，每一次打交道的结果都是无数开化有限的“蛮夷”放弃自己的文明而跻身到华夏的大家庭中；即使像以佛教为载体的印度文化，以伊斯兰为载体的中亚、阿拉伯文化也在几经冲突后，在不同程度上采取与中华文化交融共存的方式，所以为数有限的几次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虽是以武力征服开始，却以文化被征服而告终。[1]（P10）在前所未有的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变化背景下所开展的基督文化与传统民族文化的这一次惨烈的冲突斗争及其结果，以乡村知识群体对外来异类文化所作出的反应，不仅可知中外文化冲突的烈度，而且比较生动，具体表现传统民族文化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作用价值、意义及今后的基本走向等等。

一、民族文化视野中的反教情绪

因鸦片战败的外交交涉，中国官绅阶层从承认现实以经济、文化方面的让步谋求维护基本政治权益的考虑出发，决定采择接受基督教及其文化的态度。而比较地远离权力中心的乡绅群体则因其文化、思想惰性而采取与官绅并不相同的立场态度。因此在这样背景下开始的乡绅群体对基督教文化的审视，其起步是充满艰难与痛苦的，因为绅士比中国任何其他社会阶级更加深刻地与民族文化水乳交融，更全面地坚持中国是一切文明的中心的主张。他们从孩提时代就接受儒家传统和价值的教育，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声望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积极同这种传统和价值打成一片的行动上。因此当民族文化受到攻击时，绅士阶级遭受的损失最大，也使他们极度的恐惧不安。[2]（P622）加之基督文化是向我们民族几千年积淀心理和情感的前所未有的挑战者，在绝少变化的中国知识群体情感的天空中，绝不容忍异类文化占一席之地的，所以他们只能藉传统民族文化为依托，对基督文化他们缺乏异类文化反击的经验，同时习惯也促使他们取绝对对抗的态度。

中国知识群体反对基督教一类非主流文化，并非始自晚清。佛教传入中国时就曾有文化之间的斗争，而中国封建社会在唐代达到极盛转而日渐衰败后，传统思想体系的包容和开放性也随之日渐丧失。从宋代开始，中国的国家政权与理学思想体系越来越分不开，被视为异端的信仰和实践越来越成为在社会、政治和文化方面对以儒家为基础的民族文化观念构成最大威胁的东西。[2]（P619所以当16世纪末西方传教士在华恢复传教活动时，就被当时的知识群体贴上异端的标签。反对基督教最早的重要著作是浙江徐昌治所刊行的《破邪集》，它辑录了“南京教案”时期及其以后的反教言论。清初，杨光先（1597--1669）刊行其《不得已》，即掀起了一场反对基督教的轩然大波。杨光先死后约两百年内，《不得已》的影响仍广泛存在。不过这一时期，知识群体对基督教的看法仍很模糊，在鸦片战争的余波里，许多著名的知识分子，如魏源、夏燮、徐继畲等正是基于这种思想倾向有专文或专书，对基督教的教义与历史进行比较肤浅的批判性的评述。洋务时期的知识群体仍将基督教视为异端。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即称太平军是“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以致“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并强调：“倘有抱道君子，痛天主教之横行中原，赫然奋怒以卫吾道者，本部堂礼之幕府、代以宾师”[3]。奕?也反对在北京和内地各省传教。他说：“近年沿海地方，业为所惑，即粤逆亦借耶稣以惑人心，京师首善之区，若遭盍诱，则衣冠礼乐之族，夷于禽兽。”[4]可见当时的知识群体基本一致的对基督文化具有憎恨之情。但是作为一个拥有众多成员的社会阶层，绅士本身从来不是铁板一块，随着朝廷对列强的屈从、退让，同时也较多与西方文化，包括基督教接触而对其有进一步的认识后，跻身于官场的传统知识分子认识态度开始发生变化，他们不再像自己的同阶层的大多数人那样顽固地、盲目地反对基督教文化了，其最初往往采取缄默的态度。而70年代的郭嵩焘、曾纪泽在湖南遇鬼教则打，遇鬼书则烧的强大声浪中竟提出了对教案应持平办理的主张，认为中国“但须自强，乃能有济，断非毁一教堂，杀一洋人，便算报仇雪耻。” [5]（P334）对绅士的盲目反教提出了批评。在中国近代社会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进一步发展变化，以及国家救亡运动的层层高涨，晚清乡绅群体经历数十年的社会变迁和现代化的浸濡影响之后，他们原先生存的社会环境和经济基础受到致命打击，日渐败落。尤其在1905年科举制废除之后，几乎断绝了传统士绅的再生之源，同时，新式教育开始兴起并广泛传播，更加动摇了士绅们对传统文化精神的垄断地位。在这种情况下，绅士的内部结构渐次发生着相应变化的现象更有新的发展。身处困境的士绅便从各自条件出发，逐步发生历史性分化与转型。一些沿海省份、口岸城市的士绅深受重商思潮和商品经济因素增长的影响，他们将资本投资于工商业，逐渐转化为“绅商”。绅商与外来事物接触较多，思想较开发，易于从新角度、新的利益考虑外来事物，对于基督教也重新认识。沿江省份的士绅则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即接受新教育和新知识，从观念上改变以适应新环境需要，办起了新式学堂。过去士绅知识不出儒家经义和八股诗文，而此时所学者皆为近代科技知识与思想观念。这些知识和观念都触发了士绅对过去经验的怀疑，同时也触发了他们信仰的变化，而这种变化一旦与外来基督教教义、教规和宗教生活接触，就必然使士绅的传统观念发生转变，进而重新、全面、深刻认识基督教。[6]随着其经济、政治、社会地位的提升，这一部分士绅在社会思想方面拥有了较多的话语权，他们对基督教文化的态度日渐占据社会的主导地位。

然而，我们知道，中国是个政治伦理本位的社会，纲常礼教成为封建的正统思想，作为意识形态的儒家文化千百年已渗透到每个中国人的血液中，规范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而作为儒家传统文化载体的知识群体是纲常伦理的主要传承者和维护者，他们担承着承前启后、承上转下的作用。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模式下继承生活的他们，其对外界的认识与前部分乡绅群体对外来文化的入侵比一般的民众要敏感得多，他们的立场态度和表现则是当时乡村社会的代表。而席卷大半个中国的农民起义，对他们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使他们痛感封建统治正在没落、衰败中，在残酷镇压农民起义之同时，他们亟欲重建封建秩序，其中包括对封建纲常伦理等。这种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动机一度集中反映在对基督教的态度上，并突出表现其偏激、狭隘、盲目自大等等。如《湖南阖省公檄》称英吉利（英吉利三个汉字都照例被加上了“口”字的偏旁，以示藐视、唾弃）“其主或女而或男，其种半人而半兽，山书所谓倮虫，汉译所谓 人者也。” [7]（P1-2）在极尽丑化、矮化西方文化的同时，他们竭力地抬高并神化自己的民族文化，鼓吹“孔孟圣教”，“极高明而道中庸”，按此逻辑，其结论自然是中国现有天地间最完备的真理，自不须外人来传其教了。当然也不容许任何外来的干扰。如王炳燮所说“中国之人自有中国之教，为中国之子民，即当尊中国圣人之教，犹之为外国之人世守外国之教也”[8]（P14）故不论外人动机如何，其在中国传教，均应拒绝。[9]（P15）所以要“扫邪保护正道，灭鬼保护华帮”，“第一求保三教，第二求护纲常，第三求保社稷，第四求护农桑，五保黎民妻子，六保贵府闺房”。[7]（P167）这些观念在晚清乡绅社会中广泛存在，他们将一个陌生的客体对象纳入了陈旧的认识结构，以固有的标准、过时的经验，来判断已经变动了外部世界。这种崇古轻外的思维定势，缺乏理性、变迁的诱导因素，阻塞着人们把触角伸向新知，产生对于时局变动的更深入的思考。而“官员若不保护，百姓自立主张”， [7]（P167）说明中国地主阶级—传统文化的主要传承者已发生分裂，其掌权者已不能或不敢出来捍卫民族文化。当然，晚清知识群体在历史出现大变动的条件下。最初自发的本能反应既带有盲目性的猜忌和缺乏理性的绝对排斥和攻击，同时也是在屡遭挫折而不明原由时的茫然，不甘而寻求解脱无可奈何的自我安慰、排解。只有在这些心态彻底破灭并理性正视现实，从这种状况进入到为已经处于困境中的传统民族文化找到新的出路，使民族文化在空前未有的挑战面前自我调节自我优化时，中华民族才能真正走出困境和厄运。

二、民族文化心理驱力下的反教表现样态

乡绅社会用以维系人心和试图以之对抗基督教的唯有他们心目中万古常青的本原文化，在维护儒家文化完整性为其指归的观念体系内，乡绅社会对基督文化的认识不可能产生新样态的观念，只能限于这一文化传统注定的圈子之内，在传统合力的引导下，自然引发出合乎他们身份和地位由故步自封而生的猜忌与盲目排外而生恶意攻击的情绪。在晚清特定的社会氛围中，乡绅那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民族文化心态，视基督教是异端邪说的认识和判断是传统观念的必然结论。加之鸦片战争中中国的战败及遭受的屈辱、侵害等令人难以忍受的事实，对此他们积极加以传播。又由于乡绅“是受命于官宪而办事，或协助官府办事，”“充作政府官员和当地老百姓之间的中介人”，[10]（P51）被老百姓看作“代圣贤立言”的偶像，他们对基督教的认识和态度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我们知道，流言是各个国家中带有普遍性的传播现象。晚清乡绅社会关于洋人洋教的讹言，带有民族心理中保守性的烙印，并成为乡绅社会反教情绪的一种独特的排泄方式。

一方面他们利用讹言的传播激起民众反教情绪的高涨。当时，晚清的民族危机使中国社会自上而下地弥漫着忧患感。官僚畏惧大权旁落。商人焦虑洋货狂潮。而乡绅社会对于教会势力渗透的不安，不仅在社会心理领域占有最大的覆盖面，而且体现了乡绅社会反馈于时代变动的特殊性。乡绅群体认为教会在华的所作所为无一不是觊觎我疆土，欺罔我黎民，甚至“谋朝篡位”。这种认识除反映乡绅社会对于基督化追随殖民化的直观感受之外，也包含着他们对政治现象的某些习惯性见解：入侵必定是为了改朝换代，取而代之。[11]1888年1月，流传于山东兖州的一份“绅帖”说：基督教诱人“入教后，有事即以教民为兵，……并驱令打头阵，使我中国人自相残杀。 [12]（P414）1886年7月，出现于四川的一份揭帖则按照造反称王的图式来塑造基督教，说传教士在重庆鹅项颈修建教堂，意在“永爱金殿，哄惑生人，每逢朔望，登殿称君”。[7]（P128）1869年7月的遵义揭帖也评击教会“名为经堂，实为梁山”[12]（P1612）把基督教描绘成一股割据叛乱势力的形象，激起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使人们体味到“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严酷现实。这一现实给乡绅社会造成的物质威胁和心灵痛苦，是晚清乡绅社会自身所无法调节的。他们对洋教征服的焦虑感、畏惧感就成了深入人们内心的经验，而弥散在整个乡绅社会，从而激起对基督教更加普遍的猜忌与恶感情绪。

另一方面，他们用传统的伦理观念为价值尺度来评价异质文化，对凡是不符合这一尺度的东西加以夸大渲染，通过一个“疑似事实”的过程，产生出各种敌对性和恐惧性的传闻。如把入教洗礼说成是“男女同浴”，教士为入教者沐浴是借机奸淫；将作礼拜看成“使各贫苦妇女每月入堂四次，迨入堂后给以钱文，令吞凡药，逼使顺从，逞其色欲”；[12]（P1628）认为作弥撒是“群交”、“乱伦”；视行终傅礼为“奸尸”或“挖睛”。有的乡绅还编出这样的“三字经”：“人死时，夷入房，代殡葬，刳割取，心肾肝”[12]1487以描绘基督教的仪式等。对于基督教“密室忏悔”（特别对女教民而言），则被满脑子“男女授受不亲”的他们毫不犹豫地推测为“密室宣淫”。这些针对教会的流言有一个共同的内容，即渲染洋教如何残害中国人的身心性命。执着于生存价值和人际和谐的伦理精神，由于对教会的猜忌与恶感的片面认识而滑到了非理性形态。相当一部分揭帖还涉及到了西方国家的生活方式。其中印发时间较早而内容又较典型的一种，是1862年的《天主邪教集说》。这个文件夹杂有大量无知的曲解。如“君臣父子皆以兄弟相唤，母女姑媳借以姊妹相称”；“父死子可娶母，子死父可娶媳，亦可娶己女为妇”；“每七日一礼拜，……群党喃喃诵经。事毕，互相奸淫以尽欢”。[7]（P7—8）资本主义社会的平等观念和生活方式，被儒家伦理文化的思维方式，折射成了“半人半畜”的生活画面。还有不少揭帖表现了对西方医学、化学、工矿交通技术的迷惘和恐惧：“汝医者实欲盗我人体为宝”，“刺人心肝，盗人脑髓，取人眼目”，“其取睛之故，以中国铅百斤，可煎银八斤；其余九十二斤，仍可卖还原价”。至于宣传洋人洋教采升折割、采阴补阳、以及火车、电线、采矿、照相都要用人心眼珠的讹传，更不胜枚举。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即使是这类纯粹出于臆测性的讹言，也渗透着儒家伦理文化和华夏民族高人一等的优越感。这类揭帖力图叫人相信，华夏民族的骨血才是最宝贵的，只有中国人的人心眼珠才能炼银配药，“而西洋人眼罔效”。[7]（P9）这些言论，反映了乡绅社会对于基督教及其他西方文化那种半属无知半属嫉妒的心理。这一类的宣传比较容易地为狭隘、无知、偏激的民众所接受，也曾在当时中国社会中造成极深刻的影响。

本来对于基督教传播的恶果，晚清乡绅社会因其政治上有一定的功名资格，和一般的民众相比，他们具有较强的话语权和鼓动功能，加之在野清流的地位又使其能保持较为独立的人格和话语机会，在清楚地认识到传教士超乎布道之外的险恶用心后，他们不能容忍这种文化侵略，并因而用一定的话语权利来捍卫自己的文化权威和表达自己的情感。这在当时应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所以对晚清以至民国年间，相当一部分乡绅代表着下层民众反对外来文化侵略和冲击的言行应予肯定。但也应指出这种对抗带有较多的感性色彩，采取了猜忌和恶意攻击粗陋形式，其中虽包涵有朴素的传统爱国主义精神内核，然而这种思想认识的长期存在，对于中国近代社会趋向改革、开放却是一种负面的因素。

三、反教情绪的宣泄途径与表现样态的民族性

一个社会如果有正常的排泄途径，如引导怀有猜忌心理的人去和对手竞争，猜忌心理也有可能被转化成进取心理。然而乡绅社会无论是在政治权力还是文化水平上，都不可能与教会相匹敌。他们没有足够的力量与传教士相竞争，满腔的猜忌情绪就只能通过另一条渠道来宣泄：拒阻教士入境和禁止他们居留，使民众没有机会接触教士，从而达到消除基督教文化的威胁，维持其道德和文化的权威。其宣泄的主要途径是发行大量的反基督教作品。很长时间以来，有关研究者对这些作品的评价多从反侵略的角度予以过多的肯定。现在，我们应该从近代社会的日渐开发和转型变化作实事求是的辨析。

我们知道，随着传教网络的延伸和西方文化的传播，晚清乡绅社会并没有由少而多地获得相应的知识，而是由于文化权威丧失的危机感的加深而诱发了更加普遍的抵触情绪，并且越来越强烈地影响着他们对于西学与洋教的猜忌与恶感。这样，富有理学道统的湖南首先出现了一套完整的防止传教士入境的“团防法”，希望利用地方的民团组织，阻止传教士传教。[13]“凡外来医术星相，及一切形迹可疑人，无论何人遇见，速即捉送团总处，严行究诘。如身间搜出有邪教符咒等事，即凭众治死。即未搜出确据，亦严逐出境。” 在江西流传的《士民耆庶公议》，其作法亦主要在于对该省的教士予以恫吓，对民众加以激励，申明决心，绝不允许传播基督教。[13]（P34-35）数年后，该省赣州府士民又发布公檄，申明：“遇有奸民入境，查系天主教匪，立即鸣锣传知远近，会齐壮丁，各整器械，驱之出境。教匪倘敢恃强，定当格杀无论。”[12] 为了禁绝民众与传教士的联系，同治初年，当法国教士拟在河南南阳府城内购买土地建造教堂时，当地士绅即纷纷反对。除多次联名禀请官府予以制止拒绝外，[12]在同治七年，发布《公议条规》，主张“天主教实邪教，断断不可容其在城关居住；凡赁给天主教房屋，限七日即行逐出，如违，并伊屋扒毁；或有无耻劣绅，官府一气，私通天主教者，亦即毁其房屋。”[12]光绪二年，湖南士绅先后发布《士民公传》与《洋防条约》等文件，宣称：“洋人入境，不问有无情弊，立即格杀，毋令遗遁；天主教设立教堂，立即约众拆除。”[12]“各县无论城厢，倘有以地售卖与逆者，入堂受教者，暗通逆夷为患者，本族查知，即行溺毙。仍即分告各乡团，倘有人讦讼，各团则共执其人，处以废病，置之境外。逆夷入境，希图立官传教通市者，随时随地集勇剿杀，不容漏网。”[12]晚清乡村社会这种反教情绪的表达方式，是当时绝大多数士大夫对中国传统文化存亡绝续问题的共同忧思，其所表达的是传统文化面临着异类文化的严重挑战下的空前危机，也是他们在乡土社会重塑自己文化权威和道德标榜的实际动机。这种表达方式既包含有强烈的爱国主义因素；但也表现这种爱国主义观念带有极浓重的感性色彩。同时也表现他们不顾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和现实，企图简单搬用文化专制主义的手段，采取禁绝、隔离等极端作法拒绝基督教的传播。事实上，这种作法是逆时代潮流而动，而且已与当时的社会环境相抵牾了。

值得注意的是，当传教士凭借条约所规定的特权，以本国政府为后盾，在中国的乡村进行传教，对乡绅社会在文化和道德方面的领导地位不断提出挑战时，乡绅社会已得不到本国政府的支持，因为在列强的胁迫下，清政府明令宣布外国传教士享有在华传教权，并动用政府权利对之进行保护。由此可见，在当时中国，封建地主阶级中能站出来反对外国侵略者的已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即这个阶级中与广大民众更接近的中、下阶层。当然，他们反对外来侵略者也主要在文化、精神领域内展开。同时，在此情况下，乡绅阶层只有利用其在乡村社会的威望和地位，进行社会动员，用禁止民众信教的方法来回应基督教的挑战。为了限制外国教会在华的传布，乡绅社会极力利用儒家传统文化的这类理念进行抵制和排斥。如《辟邪纪实》针对基督教不崇拜偶像，提出“无论官绅庶人家，堂中必设神龛，供天地君亲师五字牌，及祖先神主。团总每季会同团众挨户查验，有未设者，商众处治。”为了消除基督教崇拜的影响，则明确规定：“街市乡村地图，及挨家门阈，必凿十字架形，不愿者以从邪教论。”乡绅群体认为凿十字架于家家户户必经之路上，则行走必须踏践或跨越，这样就可阻止民众信奉基督教。再辅以传统的连坐之法：“立五家互结牌，各具保结，如查出一家有从邪教者，五家连坐。五家中或有知情先行声扬者免坐。每族必设族团，如本族有从邪教者，查出即缚至宗堂处死，更为便捷”。[12]在随后的《湖南阖省公檄》中也有类似内容和作法。就这样，乡绅社会由采取隔绝、封闭的方式企图抵制基督教文化的冲击，而且其情绪、方式日渐极端。

西方基督文化在中国的传播，是前所未有的对中国民族文化----精神价值目标的挑战与摧残，这些改变了中国历史上各种宗教和教派的传播模式与交流常态，并使得中国传统民族文化再不能像历史上的作法那样以一种优势的态度对待外来文化了，一方面是因为传统民族文化面对现实挑战已显现出其衰败、过时、不合时宜，另一方面，再不能以传统文化“教化”外来文化，相反，不少的中国人在另一种强势文化的吸引下竟然放弃自己的文化而皈依于异域文化。而这种情绪又因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而变本加厉。基督教的信仰和习规从教堂辐射到乡村社会的各个生活层面，并通过人生的出生洗礼、坚振、礼拜弥撒、婚礼和终傅，把社会日常生活和习俗牢牢地笼罩在宗教的统治之下。[11] 其宗教组织和礼仪的完善规则为中国传统宗教所不及，同时正如孔汉思所言：“传教士和所有的白种人一样相信自己的种族优越，一旦面对它本国传统，他们十有八九表现得不体谅、不变通并且倨傲不逊。”[16]（P220）因此，乡绅社会对传教士的武力情绪是士绅的实际利益和民族文化传统受到严重威胁和伤害后为保全自身存在而采取的几至绝望和极端的反应。从某种意义上讲，恰恰是因为他们首先是受到损害和凌辱的弱者，只能采取最直接的武力来宣泄自己的不满情绪。这种情绪自咸丰十一年就开始了。这一年，四川有人撰写《植纲扶纪---讨洋人檄文》，倡议采取武力行动对付教会的传教。[12]《湖南阖省公檄》也主张用武力解决湘省的传教问题。[13]在官僚阶层也有人提倡“焚其教堂”，[14]但没有被朝廷采纳。同治六、七年间，福建罗源县，也有士绅痛斥天主教，号召驱逐。在贵州遵义，因教民打毁炎帝庙内神坛经像，士绅于是领导民众将该城教堂及所办学校、医院一一打毁。随后刊发告白，号召驱逐教士，严厉惩治为恶的教民，并勒令所有的教民悔改。[12]光绪年间，宣扬武力排教的言论越来越多，湖南的《士民公传》称：“天主教设立教堂，立即约众拆毁。凡堂内人等，无论入教未入教，一并剪除。”晚清乡绅社会面对从未遭遇过的强势的外来文化，采取了非常态的文化交流作法：猜忌、敌视以至使用武力进行排拒。这既是中华民族对外来文化侵略的一种强烈反应，也是中西文化在近代世界化进程中的一次较量，这次较量既表现西方文化的霸气，同时也表现中国传统民族文化维护者的保守、无能、守旧、愚昧无知。在此心理情绪支配下，江苏镇江的《京江阅世人告白》、湖南的《齐心拌命—湖南通省公议》、《擎天柱—湖南宁乡等八州县举贡生员孔海学等上总理衙门公禀》、湖北宜昌的《玉差巡查中国事务前封齐天大圣平坚猴孙示谕》等都主张用武力清除教士在中国的影响。[13]在这种武力情绪反复与交错的传播过程中，社会成员不仅传递这些信息的本身，而且根据以往的经验和现实的感受，随时加以情绪化的发挥。[17]（P189）武力情绪的传递变成了情感的传递，人们的情感彼此刺激，互相调动，到处感染，就把对基督教文化的猜忌与恶感的情绪，通过社会心理领域，唤起乡村民众的武力反教激情。在此态势下，教案呈多发趋势，遍及许多省区，大规模的民教冲突数以百计，小的不下千数。教案达到如此的广度和深度，显然与晚清乡绅社会的武力反教宣传的社会动员性有密切的联系。在乡绅阶层进行反教社会大动员的影响下，终于爆发了一场规模宏大的义和团反教运动。

晚清乡绅社会的反教情绪及其表现样态，是中国民族文化内隐文化心理对外来文化的一种本能反应。晚清乡绅社会是传统民族文化的代表，他们在心理上很难接受这种外来的异质文化。迎受外来文化，就是承认自己文化优势和道德神圣地位的丧失，也就是，或至少是承认必须对自己赖以生存的传统民族文化做部分的否定。而传统文化承担着乡绅社会的全部情感与习惯，在传统面对挑战之际，乡绅社会很难心平气和地做出明智的选择。这种情感和心理习惯的反抗趋势，极易产生猜忌与恶感样态的文化误读。但是，乡绅社会对基督教文化的误读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总结、分析其由来、后果，探析其更深次的原因，对于中国社会的转型变化，实现人们心理上的开放，达到中外文化平等、正常交流的状态，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我们应该吸取的必要历史教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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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张永贵等编：《教务教案档》[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4

[13]吕实强：《晚清中国知识分子反教言论的分析之一——反教方法的提倡（1860—1898）》[A].载《近代史研究集刊》[J].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第四期

[14]《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六

[15]胡维革、郑权：《文化冲突与反洋教斗争---中国近代“教案”的文化透视》[A]，载《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1996年第1期。

[16]秦家懿、孔汉思：《中国宗教与基督教》[M].上海：三联书店，1990[17] 程歗：《晚清乡土意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责任编辑：石 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