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存在论视域下的语言观

摘 要:随着“感性活动”原则在存在论的根基处造成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哲学革命,马克思把语言也导向生存之维来理解。与传统形而上学对语言的理解不同,在马克思看来,语言乃是现实的、感性的意识;语言作为人对存在本身的一种前概念、前逻辑地领悟和把握的凝结,它表明的是人的本己的存在方式或活动方式;语言是历史的,因为语言根植于感性活动中人的存在的历史展开;说人生存于自己的文化世界中,实际上就是说人生存于语言的世界中;语言之所以是人自己的存在,是因为语言是“感性的自然界”。

关键词:存在论;语言观;感性的自然界

中图分类号:A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9)10-0031-06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科规划办课题“感性存在与感性解放——对马克思存在论哲学思想的探析”(2008YBB129)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闫慧远(1975- ),女,河南许昌人,吉首大学哲学研究所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生态哲学;刘兴章(1962- ),男,湖南桑植人,哲学博士,吉首大学哲学研究所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与现代西方哲学。

一

进入问题讨论之前,我们需要澄清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在马克思那里,没有专门的逻辑学哲学著作,也没有专门的语言哲学著作。的确,马克思不像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等人对语言有过专门研究。不仅如此,而且涉及甚少。然而,也正如列宁所说,在马克思那里,虽然没有“小写”的逻辑学著作,但马克思却有“大写”的逻辑学著作(指《资本论》)。同样,我们也可以说,在马克思那里,虽然没有“小写”的语言哲学著作,但马克思却有“大写”的语言哲学著作。由于“感性活动”原则的提出在存在论的根基处造成了一场哲学革命,所以在马克思那里,他对人、自然界、历史等重大问题有着完全不同于传统形而上学哲学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和理解,对于语言问题,亦是如此。固然,马克思论及语言的地方是那么零星、散见,但“旨约意远”,可谓“言有尽而意无穷”。所以我们说,马克思有大写的语言学哲学,指的是马克思对语言是从生存论—存在论上来理解的。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关于语言有这样一个存在论意义上的命题:“思维本身的要素,思想的生命的表现的要素,即语言,是感性的自然界。”^[1]90在马克思看来,语言乃是人的感性存在的一个维度。语言作为这样一个维度,它说的是:“现实的人”是用自己的双脚站在“呈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他们以自己的对象性活动创生着自己和自己的世界。显然,这里作为“感性的自然界”的语言,它所呈现的不是主体性哲学话语中所表达的人的一种表象性的单纯持存,而是人在大地上的“逗留”和人在其中的“漫游”。

就在马克思提出“语言是感性的自然界”这一命题过去一个世纪之后,海德格尔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1946年)一文中(实际上在《存在时间》中,他就已经把“言谈”看作人的生存的一种样式而且在《通向语言之路》中对日本学者指出,对于语言的理解,人们应该重视《存在与时间》中第34节的意见)也提出了类似马克思的那个命题。在谈到“思”与“存在”的关系时,他这样说道:“思完成存在对人的本质关系。思并不制造与影响此关系。思只是把此关系作为存在交付给它自己的东西向存在供奉出来。此一供奉的内幕就是,存在在思中形成语言。语言是存在的家。人以语言之家为家。思的人们与创作的人们是这个家的看家人。”^[2]358依据海德格尔完整的意思来表述应该是这样的:语言来自存在,语言是由存在“装配”的家,同时,语言也是存在自身的澄明,而人就居住在语言的房屋中。

显然,作为从生存论—存在论来理解的语言,理当不能仅仅被看作人的精神的一种劳作,不能仅仅被看作人的一种行为能力,不能仅仅被看作人的情感、思想交流和表达的工具,而应该被理解为人的本己的生存方式或存在方式。

二

把语言看作人的感性存在的一个维度,乃是马克思存在论哲学革命的必然结论。如果说,传统哲学的实质或形而上学的实质是用对“存在者”的思想代替对“存在”本身的思想,因而它为人提供的世界不过是一个概念的世界或抽象思想的王国,那么,马克思“感性活动”原则的提出,则是在存在论的根基上对这种概念世界或“超感性世界”的彻底瓦解,它让人和人的世界回到了现实的、感性的大地上。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这样谈到他对现实的人和现实世界的理解:“当现实的、肉体的、站在坚实的呈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的对象时,设定并不是主体;它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此这些本质力量的活动也必须是对象性的活动。对象性的存在物进行对象性活动,如果它的本质规定中不包含对象性的东西,它就不进行对象性活动。它所以只创造或设定对象,因为它是被对象设定的,因为它本来就是自然界。因此,并不是它在设定这一行动中从自己的‘纯粹的活动’转而创造对象,而是它的对象性的产物仅仅证实了它的对象性活动,证实了它的活动是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的活动。”^[1]105显然,马克思通过“对象性的活动”原则把人和人的世界(存在)从“纯粹的活动”(自我意识)的幽禁中解放了出来,即把sein(存在)从Bewusstsein(意识)中解放出来,并进一步把sein理解为“感性活动”。这一解构和理解表明,马克思一方面拆卸了从笛卡尔以来的近代哲学以“我思”(主体)设定“对象”的哲学形而上学建制,另一方面,也正面地表述了自己的存在论哲学思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明确地就自己的哲学和传统哲学在路向上的本质差别这样说道:“德国哲学从天上降到地上;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地上升到天上。”^[3]30这里所谓的“德国哲学”,实际上也意指整个传统哲学。因为从一定意义上看,德国哲学是整个传统哲学理论的最高成果和最后表现形式。与传统哲学驻足于抽象思辨的王国不同,马克思哲学注目的焦点是人们的现实生活世界。在马克思看来,惟有从现实生活的过程中才能理解和把握一切意识的真实和历史的真实。但是只有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也才有“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3]31。这里的“实证的科学”,当然不能被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那种经验实证主义的东西,而是指“历史科学”或历史唯物主义。固然,“历史科学”也诉求于“经验”,但这种经验指的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对存在本身的那种原初体验和领会,而非理性形而上学视域下的那种主观经验或意识经验。显然,作为“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生过程”的“经验”的“历史科学”,它所要去“描述”的是“to be”,而不是“being”,亦即这种“历史科学”是要去思“存在”,而不是执着于“存在者”。

由于马克思把“存在本身”从它对于概念思维的从属地位中解放了出来,或者说,把“存在本身”移植到“在内存在”形而上学的建制之外,“存在”再也不是那种作为被“我思”(纯粹主体)设定的“存在者”来理解的“存在物的思想”或“存在物的观念”,即不再是空洞的抽象概念,而是现实的人的生存或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由于“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3]30,所以“意识”、“存在”和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三者本质上属于一个东西。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存在或人的实际生活既不可能依赖于生物意义上的本能存活,也不可能靠纯粹概念的逻辑知识预先提供一种生活理念和模式,而是靠人在感性活动中的人的“意识”,靠“意识到存在”。这里的“意识”当然不是“主体哲学”那种纯粹的“自我意识”,而是人们在实际生活中的“感性意识”,是“感性活动”的意识或“实践的意识”。而所谓“意识到存在”,即是说,人的生活是以自己的“感性意识”或“实践的意识”去体验和领悟存在。这个体验和领悟一开始就伴随着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因为人正是依赖这种感性意识积极地筹划和展开自己。无疑,这种体验和领悟是前逻辑、前知识、前概念的。惟其如此,存在才不是一种抽象的概念,而是人们“从头到脚地陷入其中的东西”。

马克思对传统哲学的逆转,本质重要地体现在他对“语言”的理解上。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语言”有这样一个说法:“只有现在,当我们已经考察了原初的历史的关系的四个因素、四个方面之后,我们才发现:人也具有‘意识’。但是人并非一开始就具有‘纯粹的’意识。‘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注定要受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震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3]34-35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如果说,人的存在是基于感性意识或实践的意识,那么,人对存在的体验和领悟的意识,一定意义上和一定时候必然凝结在人的语言经验中。因为没有语言,一个存在的生存者与另一个生存者在交往中的基本协调就没有办法达成。但是,语言不应当仅仅被看作是声音和意义的统一体,更不应当委身于人们的纯粹意愿和驱使而作为对存在者进行统治的工具。因为语言在本质上乃是一种“意识”,是一种“实践的”、“现实的”意识,是被体验和领悟到的人们自己的现实生活的“存在”(“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存在)。

从马克思对语言和意识、和历史的存在论关系的揭示看,它体现了如下最基本的语言思想:

第一,语言是实践的、现实的意识或感性意识。在马克思那里,他对意识有两种最基本的划分:一种是感性意识,一种是异化意识。感性意识,即实践的意识,是人的文化生命的基础,它基本上可以被看作“反思前”的原初意识,体现的是人的原始性的存在状态。而异化意识,指的是随着劳动分工出现后所产生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具有虚幻的性质和欺骗的色彩。当马克思把语言看作是一种感性意识即人们对自己实际生活(存在)的体验和领悟时,是人在感性的物质交往中对自己生存世界的构建时,马克思的意思是:语言不可能是一种纯粹精神的活动,不是我们说话活动的单纯制成品或一种工具,它是对人来说并向人展开的、显现的整个生存世界,即“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生存世界。从马克思所说的——“‘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注定要受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震动着的空气层、声音,即语言”——这句话看,马克思无非是要揭示语言的感性特质。所谓“物质的”,乃是指“感性的”;而所谓“震动的空气、声音”,不过是一个形象的说法,它不是科学意义上的或实证意义上的论证。语言的感性特质,根源于“存在本身”的感性性质,亦即源自人的前逻辑、前概念的“原初在世”。

在马克思看来,在作为凝结着人们对存在的体验和领悟的语言经验中,一切事物不是在主体性哲学中那种语言规范的对象和描述的对象,也不是科学判断的对象,而是人的感性存在的“在场性”。这种在场性,是一个“世界”作为一个视域向人的展开性,实际上也就是世界通过语言被揭示或显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这样一句话:“我对我的环境关系是我的意识。”^[3]35这里“环境的关系”,指诸种关系,包括社会历史环境和自然环境,诸环境关系构成人生存的整个世界。所以,这句话也就是说:我对我的世界是我的实践的、感性的意识,是“语言”。乍听起来,似乎不可思议,其实,这就是我们上面讲的:意识不过是对存在的一种体验和领悟,而语言不过是这种意识的凝结。由于“我对我的环境关系”根本上是建立在感性活动的基础上,所以“我”与诸环境的关系也就是一种感性的现实的关系。“我”就生存在这些关系中,这些关系是“我”作为人的自身的现实,是“我”的现实的世界。“我”意识到这些关系是“我”自身的现实,是“我”的生活世界,不是靠对生活和世界在概念上或逻辑上的先行的一种把握,不是靠对生活和世界先行的科学研究和认识,而是依赖于“我”存在时就有的对存在的体验和领悟。反过来说,这种体验和领悟的意识不是别的,它就是“我对我的环境关系”(我的存在)。这种意识凝结成一种语言,所以语言道说或显现的也仍然不过是“我对我”的诸环境关系或“我”的现实的世界。无疑,这种前概念、前逻辑的感性意识所凝结成的语言是语言逻辑语法生成的基础,而不是相反。

第二,语言是历史的。在马克思那里,语言的历史性根植于人的存在的历史性。与传统哲学不同,马克思不是从抽象的理性去理解人的存在,而是从人的感性活动或生产劳动去理解人的存在。而作为如此被理解的“存在”,当然指的是人自己的“实际生活的过程”。马克思这样指出,“人们之所以有历史,是因为他们必须生产自己的生活,而且必须用一定的方式来进行:这是受他们的肉体组织制约的,人们的意识也是这样受制约的。”^[3]34可以说,这是马克思从“劳动”、“生产”的生存论意义来说“历史”的存在论根据。由于人们的“存在”就是人们的实际“生产生活”的过程(历史),而“意识”不过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且这种意识又必然被凝结在“语言”中,所以马克思认为“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显然,这不仅因为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即历史就是在感性意识或实践意识中的展开,而且这种感性意识或实践意识在一定时候必然被凝结在语言中方能形成人的现实存在。具体说,既然历史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而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又惟有通过把“感性意识”凝结成“语言”才有可能得以展开,那么,说“人的现实的历史”就是“生产生活”的历史,实际上也就是说,历史是感性意识展开的历史,也就是语言形成和产生的历史。在这里,“生产生活”、“感性意识”的展开、语言的形成和产生本质上是同一个过程,即人自己诞生的历史。因此,在马克思那里,语言的历史性不过是根植于人的“原初在世”在存在论上的一种规定,即存在的历史性。根植于存在历史性中的语言,显现的不过是人的生存的一种涌流或涌现。我们看到,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把这种语言叫做“自然语言”。所谓“自然语言”,指的是从“原初自然”(Natur,即physis)而来经验的语言。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从这种原初自然而来经验的语言,乃是一种“本真的语言”,因为这种语言在道说中显示着人的生存的涌现(即“存在的到来”)。而语言的历史性,正是寓于“存在的到来”中。在《走向语言之途》中,海德格尔这样说道:“绝没有一种自然语言是那种无命运的、现成自在的人类自然(Menschennatur)的语言。一切语言都是历史性的,即便在人并不知道现代欧洲意义上的历史学之际,语言也是历史性的。”^[4]

三

如果说,“语言是感性的自然界”这一命题是马克思存在论语言思想最为经典的表述,那么,要对这一命题有一切近理解,我们尚需回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去,联系马克思提出这一命题的上下文(context)去理解。

马克思这一命题是在谈科学要从“感性”(“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出发、“从自然界出发”时提出的。这里,我们把该命题的上下文在引述上稍作扩张,这样会看得更清楚些。他是这样说的:“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人是自然科学的直接对象;因为直接的感性自然界,对人来说直接是人的感性(这是同一个说法),直接是另一个对他来说感性地存在着的人;因为他自己的感性,只有通过别人,才对他本身来说是人的感性。但是,自然界是关于人的科学的直接对象。人的第一个对象——人——就是自然界、感性;而那些特殊的、人的、感性的本质力量,正如它们只有在自然对象中才能得到客观的实现一样,只有在关于一般自然界的科学中才能获得它们的自我认识。思维本身的要素,思想生命表现的要素,即语言,是感性的自然界。自然界的社会的现实和人的自然科学或关于人的自然科学,是同一个说法。”^[1]90

马克思上面这段文字的意义逻辑是这样的:作为现实的科学定当或应当从感性出发、从自然界出发。由于人的“历史本身是自然史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1]90,所以从感性出发、从自然界出发,就是从现实的人出发,从感性的自然界出发,因为直接的“感性的自然界”就是另一个“感性地存在着的人”。自然界是关于人的科学的直接对象,这不仅因为人的第一个对象——人就是自然界、感性,而且因为人的感性的本质力量只有通过对象化到自然中去才成为客观的现实。由于关于一般自然界的科学就是关于人的科学,所以人也就能在这样一种关于自然界的科学中获得“自我认识”或自我确证。为什么可以获得这种认识或确证呢?因为:就科学研究的思维要素看,这种思维要素本身即语言不过是在人的感性活动或生产劳动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而在此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语言就是人自己的生活世界或文化世界。如果说,人的现实性或人的现实的感性生命的存在需要从因其感性活动与其发生本质关系的那个对象(自然界)中去认取或获得确证,那么,语言所表明的人的这个对象也不过就是“另一个对他来说感性存在着的人”,即“感性的自然界”。就科学理论的思想生命看,这种思想生命的表现要素即语言作为人自己的“普遍意识的活动”(这里指的是“感性意识活动”)的凝结表明的不过是人“以现实的共同体、社会存在物为生动形式的那个东西的理论形式”^[1]84,而作为社会存在物的人的“理论存在”就是人作为“感性的自然界”(“现实的人”)的理论存在。可见,如果说,人是生存在自己的活动中,生存在自己的文化世界中,那么,可以肯定的是,人也就生存在自己的语言中。所以就科学是一种“语言”形式看,无论是作为思维本身的要素,还是作为思想生命的表现要素,都是现实的人自己作为“感性的自然界”的存在的显现或展示。正是如此,自然界成为社会现实和自然界成为人的生活要素(通过自然科学在实践上的运用),也就是人的自然科学或关于人的自然科学实际上是同一个说法。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看到,马克思是在谈到科学(自然科学和关于人的科学)的出发点和基础(感性、感性的活动、感性的自然界),以及科学作为人的“自我认识”的样式进而谈到语言的。在马克思看来,现代社会已经出现重大变化,其突出表现是:过去那种“高傲地撇开人的劳动的这一巨大部分而不感觉自身不足的科学”已经日渐式微,而一种真正的“自然科学展开了大规模的活动并且占有了不断增多的材料”,它“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做准备”^[1]89。如此一来,科学作为一种语言形式即科学语言,也就自然成了人们现实生活中的主导语言形式。尽管这种语言是一种异化形式的语言或“非人的”语言,然而马克思认为,它毕竟显示着或让人看到人作为现实的“类的存在物”的“感性的本质力量”,它让人作为现实的人的存在、作为“感性的自然界”的存在于语言中得到了确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科学或语言是人的“自我认识”,亦即人对自身存在的思想或意识。

这里,马克思辩证思想的伟大就在于他看到了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的语言的“非人性”,但却没有简单地予以否定和抛弃。不仅如此,与分析其它异化现象一样,马克思意欲从这种异化现象中去理解人的现实生命存在。在马克思看来,一种语言(科学语言或计算、运算语言)之所以是非人性的语言,就因为语言在本质上是属人的语言,就像“工业”是人的感性活动(劳动)的现代形式或异化形式。事实上,马克思这里是要说:惟当知道了什么是“本真”的语言时,我们才能经验到“非本真”(“非人性”)的语言,以及它是何种意义上的非本真的语言。惟有保持着对本真语言的关注,我们才可期待非本真的语言是否会出现转折以及在何时出现转折,即转向本真的语言。如果说,非人性的语言在本质上不过表明人的非人性的存在,那么,惟有认真地对待这种非人性的生存方式,方能在其转折中有所作为,即真正实现对异化的“扬弃”。

马克思对语言的分析始终是在语言的源头上展开的,即始终是在感性活动的存在论高度来论说的。他要指证的是:从根基上看,语言是感性的,是“感性的自然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现代形而上学的科学观尤其是自然科学观有这样一个批判。这一批判有两个方面:其一,形而上学的科学观认为,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是纯粹“物理世界”,即纯粹客观的世界。马克思说,这是错误的!因为根本就不存在一个与人无关的世界。既是世界,它就是人(此在)的存在论之规定,是人的世界,是感性的世界。其二,形而上学的科学观认为,自然科学作为一种理论体系和知识,乃是概念思维或逻辑思维的结果,因为它是以概念和逻辑为基础的。马克思说,这又是错误的!如果把科学理解为一种语言,那么语言的基础乃是感性的,是感性活动、感性意识提供的,感性、感性的活动才是科学的真正基础。所以,马克思这样指出,说什么生活有它的一种基础,科学有它另外的一种基础,那纯粹就是谎言!^[1]84

“语言是感性的自然界”的命题,作为对语言感性性质的揭示,作为对人的感性存在的揭示,表明在语言中显现或显示的是人与大地的原初关联。由于感性活动是对象性的活动,所以当马克思从感性活动去理解人的存在时,是把自然界联系起来说明的。因为人自己的感性,只有通过别人(自然界),才对人本身来说是人的感性。如果说,在费尔巴哈那里,现实的人和现实的自然界还仅仅是一种“感性的对象”,彼此还是外在的,存在着互相确证的意图,但缺乏互相确证的活动能力,那么,马克思通过感性—对象性的活动原则,使得“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和“人的自然本质”得到了真正的理解。现实的人或现实的自然界,是在感性的活动中历史地、且同时生成的。正是如此,现实的“感性地存在着的人”也直接就是现实的“感性的自然界”。“语言是感性的自然界”这一命题,一方面说明,人的存在于根基上不能脱开自然界(大地)。因为自然界不仅是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不仅是语言的感性的物质基础,而且也是人的生命活动对象。另一方面也表明,“感性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是人的“生活世界”,它呈现在由“感性意识”(人对自己存在的领悟)凝结而成的语言中。人在感性的自然界中,在感性的世界中,也就是在语言的世界中,语言是人的在世方式。用海德格尔的话说,人在语言的世界中,也就是在“家”中。因为,“从语言的这种存在的历史的本质看,语言就是存在的家,就是由存在来安置并由存在来装配妥当的家”^[2]377。

如果我们承认“人的异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关键问题”^[5],如果我们承认当今时代人的本质在越来越彻底理性化组织和管理的社会已经遭到严重地戕害,而这一后果,按照海德格尔说法,乃在于形而上学对存在本身的遗忘,那么,要重新唤起人们对“存在”的记忆,以便回到原初的那个“生活世界”(在那里,人们能够有居家的感觉和能够在完整的意义上“生活”)中来,就必须从根基上展开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因为历史地看来,由于形而上学过早地霸占语言的权利,以致今天语言拒不向我们承认它的本质:它是存在的真理之家。^[2]363而要执行这一批判任务和准备我们自己的答案,就得花时间领悟马克思关于语言的生存之维的思想。□

参考文献: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2]孙周兴海德格尔选集:上[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孙周兴海德格尔选集:下[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1145

[5]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17

责任编辑:戴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