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中晋察冀边区党和政府对科技事业的领导

我们党向来重视科学技术，哪怕在环境异常艰苦的战争年代，只要条件允许，便想尽办法推动发展科学技术。晋察冀边区是我党在华北建立的第一块敌后抗日根据地，地处河北、山西、察哈尔三省交界的区域。这里山高势险，交通闭塞，经济落后，生产力低下，科学技术更是空白。边区成立后，党和政府致力于推动科学技术发展，建立了一支很有特色的科技队伍，并使之成为巩固边区、建设边区、战胜敌人的重要力量。即使在抗战相持阶段的1942年和1943年，晋察冀边区被分割，根据地极度缩小，反“扫荡”、反“蚕食”战事频繁的最困难时期，边区的科学技术不但没有停滞，反而有明显的发展，使边区成为科技人才聚集，科技成果不断出现，科技水平相对较高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之一。这些都是与边区党和政府所采取的科技方针政策分不开的。

一、成立自然科学界协会，团结边区全体科技人员，统一领导和组织边区的科学技术研究

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建立后，陆续聚集了一批从平津等大城市撤离的科技人才。他们中有共产党员，也有其他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有边区的公务人员，也有散居边区各地的民间人士；有支援我抗日斗争的国际主义者，也有滞留边区的国际友人。这批人中不少还是著名的学者。尽管他们从属不同的阶级、阶层，有着不同的信仰和国籍，但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抵抗日本法西斯的侵略，为抗战出力。他们的聚集给晋察冀边区的科学技术带来了生机。

边区的党和政府非常重视这支科技领域的基本力量，为了把边区的科技人员团结起来，进行有组织的科学技术活动，更有效地为边区建设和抗战服务，1942年委托共产党员成仿吾，以文化界著名人士和边区参议会议长的身份，联络科技界名流，发起成立“晋察冀边区自然科学界协会”的倡议，组成了筹备委员会。经筹备，于同年6月10日至14日，召开了边区第一次自然科学大会。一百多名科技工作者出席了会议，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肖克、边委会主任宋劭文到会祝贺并讲了话。大会听取了一些科技工作者的研究报告，制定了科技工作计划，研究决定正式成立“晋察冀边区自然科学界协会”，选举班威廉、陈凤桐、张珍、傅来、王士光、张芳、刘再生、胡仁奎、姜希贤、柯棣华、林迈可、江一真、李彪辰、殷希鹏、张苏、祖德铭等组成科协理事会。理事会成员中，具有较高水平的专家学者占有很大比例，显示了协会的代表性和权威性。如班威廉是英籍物理学教授、燕京大学物理系主任，傅来是奥地利医学博士，胡仁奎是边区行政委员会副主任，柯棣华是印度援华医疗队成员、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长，林迈可是燕京大学外籍教授，江一真是军区白求恩卫生学校校长，殷希鹏是留日病理学博士、河北大学医学院教授，张苏是边区政府实业处处长，等等。根据边区实际情况和各学科特点，理事会下设电学会、工学会、农学会、医学会等学会组织；各学会再分设专业组，如工学会设有机械、化学、土木、采冶、纺织等五组。边区科协为了最广泛地吸收科技人才，制定了《晋察冀边区自然科学界协会简章》，确定科协的宗旨为“团结全边区自然科学家与自然科学工作者，开展自然科学的工作，为抗战建国服务。”规定边区内“凡在自然科学理论和实践上有心得和建树者，从事自然科学工作或具有自然科学研究能力者”都可为本会会员，从制度上保证了会员来源的广泛性，最大限度地扩大了协会的容量。到1943年7月，边区科协召开首次代表大会前后，协会会员已有150余人，其中工学会会员48人、农学会会员30人，电学会会员39人，医学会会员31人。

晋察冀边区自然科学界协会的建立，极大地凝聚和整合了全区科技力量。边区主要领导高度评价称“这是对敌斗争上有头等意义的工作”。事实也证实了这一点，协会对推动边区工农矿业的生产，技术的改进，对发展边区经济，建立自给自足的经济基础，都起到了重大作用。

二、宏观上确定抗战期间边区科技工作的中心任务，倡导科学工作者从边区具体实际出发进行科学研究

晋察冀边区历史上就是经济落后之地，成为敌后抗日根据地后，又处在敌人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之中。边区要生存发展，就必须建立起自己的经济基础，以打破敌人的扼杀政策。1943年7月，边区政府在边区自然科学界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指出：边区的科学研究要“围绕着生产与战争这两个中心”来开展，并提醒与会人员，边区的经济是以农业为基础的，我们的科学研究不能忘记这一基本事实。要求科技工作中心任务就是为经济服务，帮助军事、农牧、工矿、医药卫生等部门逐步具备自力更生的能力，以满足长期抗战的需要。为此，边区科协在其纲领中明确提出了“帮助边区经济建设，改善边区人民生活”的科技工作方针，在宏观上把握住科研的方向。

当时在边区科研工作中存在一种脱离实际的倾向，超越条件允许的范围，不适当地强调正规的科研环境，科研成果不管在边区实用与否，研究与应用脱节。对于这种倾向，肖克在边区科协会议上指出，边区处在敌后的困难环境中，物质条件的缺乏，“这都是我们自然科学在改进研究中应注意的重大特点，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工作收效更大。”1942年12月，聂荣臻司令员在军区扩大卫生会议上的总结，针对科研脱离实际的问题，讲了一段充满哲理的话。他说我们的科学家“一方面要追求科学，一方面不要把科学变成教条，须知一件事物，即使有科学根据，并不是在什么地方对什么人都适用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很科学的一套，拿到今天这敌后游击战争与经济落后的环境里是行不通的”。聂荣臻对白求恩创办“模范医院”受挫后，根据边区实际情况写的《师野战医院的组织与技术》中，把红十字汽车换成骡子，汽车司机改成马车夫的作法予以很高的赞赏，他说：“这种改变就是把高度的科学知识运用到边区的具体环境，是很科学的。正因为他有科学的基础，才会想到在这样环境下怎样做到科学化。今天汽车在边区之不科学，正如骡子在美国之不科学一样。”他要求边区的科学工作者很好地研究白求恩的遗著，希望并相信“边区的科学家是能够在边区现实环境下想出办法来，一面不否认科学，一面要使科学运用在具体环境。”聂荣臻司令员指出“这就是我们对科学家的态度，也就是科学家对科学应有的态度。”边区党的领导同志的意见，无疑是符合当时边区实际的，对边区科学技术研究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在这种实事求是搞科研的精神指导下，边区科技界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如在医药方面，研究人员就地取材，研制中草药和医药代用品，以补充边区医药的短缺；他们研制的亚砒酸生命素达1000磅以上，使患上疟疾后的病人能普遍吃到这种有效的补药。军工方面，研究出硝化甘油炸药中甘油提取的关键工艺，解决了高压水蒸汽分解油脂的难题；独创了以雷银（以银为原料）代替雷汞制造雷管的新工艺，克服了水银来源缺乏的困难，等等。边区科技工作者所取得的科技成果得到了英籍教授班威廉的备加赞扬，他说：“在今天环境下能够造出东西，才是真正的科学家。今天在艰苦抗战中他们成了科学家，那么在反攻后新中国的建设上，他们的岗位也将是很重要的。”

三、重用科技人才，制定政策提高科技人员生活待遇，奖励和保护科研成果

晋察冀边区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吸收各地的科技人员到边区工作，并根据每个人的专长，安排合适岗位，充分发挥每个科技人员的作用。以边区军事工业为例，1938年夏，冀中军区就护送一批来自天津的知识分子到边区，并以他们为主体组建了技术研究社，开展军工科研工作；1939年边区成立工业部后，只要是工程技术人员，就分配到工业部去，委以重任，有职有权；后来为了使科技人员更能发挥专长，又成立了技术研究室，对推动边区的军工生产，新产品研制，武器的改进等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边区党和政府在物质条件十分匮乏的情况下，还千方百计改善科技人员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根据军区首长指示，白求恩卫生学校规定每逢行军和反“扫荡”，老教员一人一骑，其他人两人一骑，平时一人一室，最多两人一室，穿的衣服都是被服厂特制的，吃饭专门开小灶。1942年，敌人对边区实行大封锁，夏末秋初，粮食不接，机关部队以杂粮瓜菜充饥，有时难得搞到了一些米面，便优先供应教员。边区行政委员会曾多次制定科技干部生活优待政策。1945年，行政委员会颁布的《晋察冀边区修订优待技术干部办法》对科技干部的待遇作出详细规定，将技术干部按能力、学历和贡献，分为技正、技士、技佐、技术员四个档次，其待遇分别是：技正每月小米600—1200斤，技士每月小米450—800斤，技佐每月小米250—500斤，技术员每月小米200—250斤。办法还规定“有特殊功绩者或特殊技术者，得特别优待，其经常工作有成绩者得予加薪”。在边区，这种待遇是比较优厚的了，每个档次的待遇标准明显高于其他相应职务的人员。当时，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每个机关干部都有生产定额和上交任务，而优待办法规定“技术干部不交纳机关生产任务”，使他们能够集中精力从事科学技术研究。

边区的党和政府非常重视保障科技人员的权利。1939年4月3日，晋察冀边区政府在颁布的《奖励生产事业暂行条例》中，专门设“专利”一章，规定凡在生产上首先发明者，仿制舶来品著有成效者，改良土法著有成效者，可以向政府申请专利，经政府验收合格后，批准其专利权，年限三至十五年不等，专利权归首创人。条例还对专利报酬作出明确规定：“凡政府或团体经营者引进专利技术后，应付相当报酬或按比例抽取‘红利’给专利所有者；此外，凡涉及军事秘密不得予以专利者或申请专利未批准，而其成果确有成效者，政府应给予相当的报酬。”1941年7月，晋察冀边区政府又特别颁布了《奖励生产技术条例》，规定凡“生产技术的新发明，现有技术的改良，外货代用品的制造，矿产的发现”，经边区行政委员会核准，予以奖励。奖励有荣誉和奖金两种。荣誉奖分为建立研究所（即以发明人的姓名命名）、荣誉宣扬、奖旗、奖状、奖章五种；奖金最低100元，最高10000元。随着边区经济的发展，财政情况的好转，1945年，边区行政委员会又调整了奖励金额，达到了1万元至100万元，有特殊发明和贡献者，边委会还予以特别奖励。这些以边区最高行政机关名义发布的办法和条例，使科技人员的生活待遇、科研成果的奖励和保护，得到了有效保障，极大调动了科技人员的积极性。

四、尊重科研规律，提高与普及并重，在大力提倡应用技术研究的同时，也为学术理论研究开辟园地

战争环境下边区科技工作的当务之急是解决战争和生产中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当时的科研人员大都是受行政和军事部门领导，这样有利于把边区有限的科技力量集中起来，组织科研攻关。而事实证明这样做确实很有成效。如军区工业部、卫生部组织搞的弹药和医药科技项目，都是采取行政领导组织方式完成的。但也并非事事都采取行政干预手段，在一般情况下，主要由边区科协负责。1942年7月22日，边区科协首次代表大会在会务问题决定中就明确指出，“协会的经常性工作为政治上团结科学工作者，进行学术研究，普及科学思想与技术，其工作要与行政密切联系，但不能混淆。”强调了科协工作的相对独立性。边区科协是在党和政府宏观指导下进行工作的，它根据边区的实际需要制定科研规划，进行组织协调。这样既保证了科研工作的正确方向，又可以照顾到科研工作的特殊性，使科技人员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充分发挥其专长。

晋察冀边区这种科技管理体制，使得行政领导与团体协调相结合，集中与分散相结合，重点与全面相结合，普及与提高相结合，调动了科学技术人员的主观能动性，取得了很大成功，科技事业得到了比较全面的发展。从边区科协成立到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这段时间，无论是应用技术研究，还是学术理论研究，无论是较高水平的科研成果，还是宣传普及科学知识，都取得显著成绩，表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学术理论研究方面，边区科协创办了《自然科学界》杂志，多次举办学术报告会，加强了学术交流，提高了科技人员的学术理论水平。这时期发表的有代表性的研究论文有《大炭炉化铁》、《小鼓风炉冶炼生铁略谈》、《煤油的研究》、《粟性状相关研究》、《制碱法》、《玻璃试制经过》、《中国古代科学琐谈》、《纸浆的碎解及胶填料》、《绷带对于骨折的效用》、《大麦黑穗病的防治研究》、《黑豆绿肥实验成效和价值》、《血型》等。外籍学者也发表了不少学术论文，如林迈可的《避音器的制造》、《日晷的原理与制造》，傅来的《疥、肺（结核）自觉症及预防治疗法和疟子症》，班威廉的《液体氦气的研究》、《超等导电率的理论》。这些都反映出边区科学研究水平。

应用技术研究更是硕果累累。工学会成立不到一年，就在军工、造纸、工具制造等项目取得重大成绩。农学会成立半年多中，在作物育种、肥料试制、植物栽培、病虫害防治方面完成多项成果。如研究人员从120多个谷类品系中筛选出“811”和“燕15号”，可提高产量15%—20%；从50多个玉米品系中确定“平4号”，亩产可达500斤；从20多个小麦品系中选出“曲2”品种，可比一般品种小麦增产30%；此外还完成了肥料施用、抗旱播种、大麦黑穗病防治等课题。医学会重点针对边区最需要解决的医病卫生开展课题研究，自制了多种药品和医药代用品，取得良好效果；研究出针灸治疗疟疾，治愈率达90%；设计出部队正规护理制度；研究成功交感神经摘除术、外伤性下肢神经痛治疗法、胃肠结合术等。

科学知识宣传普及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边区科协与行政系统、合作社系统、群众团体系统联合推动科普工作，举办科普讲座，举行流动展览会，出版科技通俗读物，开办民校讲授科学知识，编辑中小学教材和“农业生产常识”等，推动了边区群众性的科学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普及了老百姓的科学文化知识。

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之所以能从科学技术十分落后地区，很快转变成科学技术活动较为活跃，具有较高科技水平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之一，关键因素就是边区的党和政府实事求是，尊重人才，按科研规律办事，制定出符合边区实际的科技发展方针，组织落实，政策对头，措施得力。这样就使得在边区现实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发挥出科技人员的聪明才智，促进了晋察冀边区科学技术事业的迅速发展，出现了一个繁荣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