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60年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回顾与反思

摘要：新中国60年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经历了曲折发展的过程。前30年实行的是“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这个政策主要是针对从旧社会过来的200多万知识分子提出来的，并具有一定的适用期限，新中国成立初期取得了一定的正面效果，但是它本身带有一定的“左”倾色彩，其主要错误是把知识分子归于资产阶级范畴。该政策在实践过程中虽然有过1956年和1962年两次短暂的调整，但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指导思想的作用，这个政策最后变成了无产阶级在各个思想文化领域实现“全面专政”的极“左”政策。“文革”结束后，党中央否定了“两个估计”，重申“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公开宣布废除“团结、教育、改造”的旧政策，实行“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为核心的新政策，知识分子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要从知识经济时代特征和我国的实际出发，深入分析当前我国知识分子的现状，进一步认识我国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如实地把他们看作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体，即一个活动于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与社会管理各个领域的社会集团；不但要调动知识分子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而且要调动他们政治参与的积极性，扩大“公共知识分子”的队伍，唤起他们的良知，使之担当起应有的社会责任；重新解释“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科学含义，坚定地走与工农相结合、与实际相结合的道路。

关键词：“团结、教育、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中图分类号：C912.3；D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0)01—0146—08

一、新中国60年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曲折发展

新中国60年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经历了曲折发展的过程。前30年实行的是“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其间虽有两次短暂调整，但没有根本改变，直到“文革”结束才得以废除。后30年实行的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基本政策，知识分子工作大有改观。

1、“团结、教育、改造”政策的提出到1956年的短暂调整

“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党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既要急需利用知识分子又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作了错误判断的情况下提出来的。在解放战争的后期，为了与国民党争夺知识分子，为了准备全国胜利，中共十分重视团结、争取知识分子的工作。1948年1月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文件《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指出：“对于学生、教员、教授、科学工作者、艺术工作者和一般知识分子，必须采取慎重态度。必须分别情况，加以团结、教育和任用，只对其中极少数坚决的反革命分子，才经过群众路线予以适当的处置”。他在谈到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时又说：对于一切可用的旧知识分子、旧艺人、旧医生的态度，是采取适当的方法教育他们，使他们获得新观点、新方法，为人民服务。“团结、教育、任用”六个字可以说是对当时知识分子政策的很好概括。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认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之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中国革命将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对民族资本主义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民族资产阶级成了革命的对象。在这次全会上，毛泽东说：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利用、限制并逐步消灭资产阶级。对于知识分子，他又作了进一步的分析，认为除一部分“革命知识分子”外，大部分的“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它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都属于资产阶级的范畴。我们既然对资产阶级实行“利用、限制、消灭”的政策，对它们的知识分子当然相应地要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于是“团结、教育、任用”的六字方针变成了“团结、教育、改造”的六字方针。所以，在中共的知识分子政策发展史上，七届二中全会是一个重大转折。

“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其原意是：(1)对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采取“包下来”的办法，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分配给他们适当的工作，争取他们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事业；(2)采取适当的方法教育他们，改造他们不适应新社会的思想、立场、态度和旧的世界观；(3)引导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实现“知识分子工农化”，使他们逐步转变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

新中国成立之初，以上政策的实施，收到了一定的正面效果。表现在把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宣传教育机构、学校、文化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中大约200多万的知识分子，包了下来，解决了他们的就业问题、生活问题，安排了适当的工作，使之安心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服务。通过政治理论和时事政策的学习，通过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等社会运动的教育和锻炼以及思想改造运动中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广大知识分子在政治立场、思想觉悟上有很大的提高，分清了敌我，对中国革命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政策有所了解，对共产党、新社会的认同有所进步，有的开始确立了为人民服务的世界观，清理了自己的政治思想，有的增进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指导自己的学术研究，从而有助于他们在新社会中做好本职工作。

但是这个政策存在的局限性和负面作用也很明显：这个本来只是一定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对一部分知识分子(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适用的政策，后来变成了长达30年、适用于所有知识分子的政策，这个政策始终存在着尖锐的内在矛盾，在执行中，很多地方搞成了既要利用知识分子，又要打击知识分子。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实行的以“教育改造”知识分子为目的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大批判”及其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就是这一政策所造成的。

1951—1952年的思想改造运动，很多地方把原来的自我教育变成了群众批判，并与“交代历史”、“清理反革命”相结合，伤害了许多知识分子，使他们中的一些人因受“群众暴力”的威胁，产生了“犬儒主义”或自贬自辱的“原罪感”，扼杀了很多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精神和勇气，损害了一些知识分子对执政党的感情。1951年开展的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开了由领导人亲自发话、把学术问题上纲为政治问题、对文艺作品进行粗暴错误批判的先例。1953年开展的对梁漱溟思想的批判，则把民主人士对执政党的政策和工作建言献策，当作“代表地主阶级利益”、“反对总路线”的言论，进行无端指责。1954年开展的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和对胡适思想的清算，则把具有不同学术观点的知识分子当作“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进行政治围攻，是对知识分子的改造从思想层面进入学术层面的重大步骤。1955年发生的胡风事件和其后的肃反运动，打击了更多的知识分子。

上述多次政治运动，特别是胡风事件及由它引发的肃反运动，伤害了许多知识分子，造成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非常紧张，严重影响了科学文化教育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