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处理知识分子问题的历史经验

摘 要：正确处理知识分子问题，事关党和国家工作全局。高度重视做好知识分子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团结广大知识分子积极投身国家建设，在短时间内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和社会秩序。在反右派斗争中，知识分子受到伤害；“文革”期间，知识分子遭受打击，致使社会主义事业蒙受极大损失。改革开放后，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拨乱反正，确立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为核心的政策，激发了知识分子投身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进入新世纪，党中央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和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社会主义现代化高速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知识分子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做出了一系列新部署，广大知识分子正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新贡献。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历史经验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17）02-0022-06

正确处理知识分子问题，事关党和国家工作全局。高度重视做好知识分子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习近平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处理知识分子问题的历程，可以看出，什么时候处理得好，党和人民事业就蓬勃发展；什么时候处理得不好，党和人民事业就容易遭受挫折。这是一条历史经验，一定要牢牢记取。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对知识分子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广大知识分子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

新中国成立时面临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国内形势。在国际上，新中国的成立虽然得到苏联、东欧以及亚洲人民民主国家和一些西欧国家的承认和支持，但遭到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敌视和封锁。在国内，国民党军队的残余力量负隅顽抗，经济上生产萎缩，民生困苦，百废待兴[1]。巩固革命胜利果实，全面恢复国民经济，需要广大知识分子的参与。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团结知识分子。毛泽东早在1939年就强调：“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2]新中国成立后，他再次强调要“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3]。当时，我国知识分子大约有400万人，除少量是来自解放区的革命知识分子和从海外归来的爱国知识分子，大多数是来自原国民党统治区即“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4]。党对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采取“包下来”的方针[5]：对其中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给予适当工作；对其中有代表性、有影响、有特殊专长的知识分子委以重任；对失业的知识分子帮助他们就业；对社会上有声望的年老失业的知识分子采取各种方法加以照顾。务使各方面的知识分子能够发挥所长，各得其所[4]76。这些政策调动了广大知识分子投身新中国建设的积极性。

1953年，我国启动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当时我国知识分子在数量和业务水平上难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快速发展的需要。由于在对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待遇上存在某些不合理现象，特别是一部分党员对党外知識分子持有某些宗派主义情绪，在相当程度上妨碍了知识分子作用的充分发挥。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中共中央于1956年1月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在会上所作的报告详尽阐述了正确处理知识分子问题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完成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之间的关系，明确宣布：知识分子中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团结、教育、改造旧知识分子的同时，党又用了很大的力量来培养大量新的知识分子，其中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劳动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6]。这一论述是党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正确处理知识分子问题的理论和政策依据，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知识分子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

二、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在探索建设道路时，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出现严重失误，致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受损失

1956年，国际形势发生了意想不到的突变。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的严重错误，在国际上引起了极大震动。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发生后，西方国家趁机掀起了反共高潮。激烈的国际阶级斗争形势影响了党对国内矛盾的分析和判断。1956年4月，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促进科学和文化繁荣，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7]；1957年2月，他承诺要保障更多的言论自由[7]343-347，接着又发动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帮助中国共产党整风[7]455-456。但当来自知识分子的批评过于激烈时，毛泽东的判断是“事情正在起变化”，“资产阶级和曾经为旧社会服务过的知识分子的许多人总是要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他们“正在向工人阶级及共产党猖狂进攻”[7]472。为此，约55万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其中绝大部分是知识分子。1957年9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3]475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将“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认定为我国存在的两个剥削阶级之一[8]。这样一来，1956年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所做出的知识分子中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正确判断被改变了[9]。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国际国内形势更为复杂。1960年7月，苏联单方面决定全部召回在华专家，废除中苏两国相关技术合作协议，致使我国经济建设面临极大困难。1961年到1965年，蒋介石在美国支持下筹谋“反攻大陆”，遭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沉重打击。由于党轻率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加上自然灾害的发生，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至1961年间发生了严重困难。从长期极端激烈、残酷的阶级斗争中走过来的党，对当时形势估计得过于严峻，重新绷紧了阶级斗争的弦，在1963年确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方针。这一时期，尽管周恩来和陈毅等人为调整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做过一些努力，但成效不大。此后，党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逐步升级，阶级斗争被扩大化、绝对化，扩展到知识分子最为集中的意识形态领域[4]94-95。1963年，开始对一系列小说、电影、戏剧展开政治批判；1964年，这种批判扩展到了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教育学等各个学术领域。上述批判不仅把不同的学术观点当作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而且把学术问题当作政治问题，错误地给有关人士戴上了“修正主义分子”“反党分子”等帽子。“文革”期间，“四人帮”利用这种错误并把它推到了极端，把知识分子视为阶级异己分子，当作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进行疯狂打击，致使党所领导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联盟遭到极大破坏，社会主义事业遭受极大损失。

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对知识分子政策进行拨乱反正，极大地发挥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粉碎“四人帮”后，在邓小平的领导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下，党中央开始拨乱反正，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做出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

党对“左”的错误进行纠正是以解决知识分子问题为起点的。为从根本上解决对知识分子的认识问题，邓小平首先引导我们党确立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1978年3月，鄧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10]随着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邓小平反复强调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实现人类的希望靠科学，第三世界摆脱贫困靠科学，维护世界和平也要靠科学”，“中国要发展，离开科学不行”[11]。1988年9月，邓小平提出：“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11]275肯定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必然要肯定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知识分子是劳动者。1978年，邓小平提出：“承认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就连带要答复一个问题：怎么看待科学研究这种脑力劳动？”“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人是不是劳动者呢？”“总的说来，他们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10]88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重申：“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一样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必须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

新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核心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1977年5月，邓小平呼吁“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10]41。1978年10月，胡耀邦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召开的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座谈会上指出：现在我们的知识分子队伍人数有两千多万，其中绝大多数是新中国成立后我们自己培养出来的；建国初期参加工作或者说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仅占一小部分，而且经过世界观的改造，其中绝大多数几十年来跟着党走，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努力工作。“因此，我们党在建国前后提出来的，以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的团结、教育、改造这个方针，现在已经不适用了。”[12]之后，党中央正式决定停止使用对知识分子实施的“团结、教育、改造”政策，代之以“政治上充分信任，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的新政策。

党在知识分子理论、方针、政策上的拨乱反正，使广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彻底翻了身，获得了与工人、农民同等的政治地位。知识分子焕发出极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生力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科技、教育、文化、艺术、卫生、体育等各项事业获得了全面发展，迅速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这些巨大成就的取得，没有各行各业知识分子的忘我投入和奋力拼搏，是无法完成的。

四、世纪之交，党中央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和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知识分子成为国家建设的智力支撑

世纪之交，国际风云变幻，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以经济为基础、科技为先导的综合国力竞争更加激烈。这一时期是我国实现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目标的关键时期。实现国民经济增长从外延型向效益型的战略转变，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切实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为此，党中央先后决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

在完成对知识分子问题的拨乱反正和政策落实之后，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问题的认识和判断再也没有动摇过。面对20世纪8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党一方面坚持“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基本观点不动摇，另一方面要求知识分子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走与实践相结合、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为民族振兴和国家富强做出自己的贡献。1989年，江泽民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明确指出：“我们有一支很好的知识分子队伍”，他们“真正是民族的精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骨干”[13]。他重申“我国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没有知识和知识分子，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13]628。1990年5月，江泽民再次阐明了党对知识分子队伍的基本估计和基本政策：“知识分子作为工人阶级队伍中主要从事脑力劳动的一部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承担着重大的社会责任。”[14]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健康成长的正确道路，就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与实践相结合，与工农相结合”，各级领导机关要重视和加强对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教育[13]1054-1058。1992年，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中掌握科学文化知识较多的一部分，是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有着特殊重要的作用。”[14]223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是党中央总结历史经验并根据我国现实情况做出的重大部署。1995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出台《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2001年8月，江泽民在北戴河会见部分国防科技专家和社会科学专家时，明确提出“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思想。2003年12月，党中央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决定》指出，人才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关键问题。2006年1月，胡锦涛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正式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

进入新世纪，中国共产党根据形势发展，把“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方针扩展为“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新方针。2002年，江泽民在的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必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这要作为党和国家的一项重大方针在全社会认真贯彻。”[15]2003年，胡锦涛在全国人才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坚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要牢固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努力做到用事业造就人才、用环境凝聚人才、用机制激励人才、用法制保障人才。“四个尊重”的方针充分肯定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都是党的基本依靠力量。

随着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和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的深入推进，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基本观点，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关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理论方针政策，把能否正确认识和处理知识分子问题提高到关系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高度来认识，并根据形势发展对知识分子政策进行了一系列新探索，充分发挥了我国广大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五、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重视对知识分子的思想引导，知识分子成为实现中国梦的中坚力量

當前，我国正处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时期。深化改革的落实、产业转型的突破、环境问题的破解、社会治理的完善，无不需要知识的力量和创造。与此同时，世界范围内的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知识分子队伍规模不断扩大、构成日益多样，利益诉求和政治诉求交织。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充分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处理知识分子问题的历史经验，根据新形势新任务，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做出了一系列新部署。

习近平强调：“要认真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做到政治上充分信任、思想上主动引导、工作上创造条件、生活上关心照顾。”[16]这是根据当前的世情国情和我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基本实际，提出的非常有针对性的政策。在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指出：知识分子最主要的功能之一就是用观念为社会建立一个价值和意义系统。要引导广大知识分子正确认识西方“普世价值”“民主人权”等观念，立足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使知识分子成为先进思想的倡导者、社会风尚的引领者和党执政的坚定支持者。2015年，习近平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党外知识分子工作，是统一战线的基础性、战略性工作。目前党外知识分子队伍构成更加多样，要针对各群体的不同特点分类施策，把他们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发挥他们的智慧和才能。要增强责任意识、配强工作力量，改进工作方法，守好国有企事业单位这块党外知识分子工作的重要阵地。要高度重视和做好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中的知识分子工作，引导他们发挥积极作用。要坚持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发挥作用的方针，鼓励留学人员回国工作或以多种形式为国服务。要加强和改善对新媒体中的代表性人士的工作，建立经常性联系渠道，加强线上互动、线下沟通，让他们在净化网络空间、弘扬主旋律等方面展现正能量。

总之，知识分子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要主动引导他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进一步发挥他们的创造性，为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为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提高改革决策水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文化软实力、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应有贡献。

六、结 语

知识分子与党同心，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成功的重要条件之一。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知识分子问题，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都把知识分子工作作为事关党和国家事业成败的重要工作加以认识和处理。党的历代中央领导集体不断丰富和完善党的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

从认识根源上看，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处理知识分子的问题上发生过重大失误，是由于没有正确认识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认定存在两重性，即一方面认为知识分子属于工人阶级或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认为其是资产阶级。这种认识的两重性，有时交织在一起，有时是某一方面占据了明显的主导地位，由此导致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左右摇摆。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把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失误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完全区别开来，从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入手，统一全党的认识，彻底实现了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拨乱反正。“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一正确判断被确认并坚持至今。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知识分子队伍的内部构成日趋多元，出现了体制外的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具有较大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将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新媒体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这四种体制外的知识分子统称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未来的知识分子工作要认真把握知识分子的特点规律，做好教育引导工作，做到分类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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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5月17日）[N].人民日报，2016-05-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