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科技新闻看公众科技信息知情权之缺失

[摘要]中国公众科学素养普遍偏低，与高科技时代科技的迅猛发展形成悖论。其重要原因之一是科技新闻报道中公众对于科技信息知情权的缺失。媒介资源局限、商业逻辑、政治逻辑、技术霸权和受众默许等对此现状负有责任。

[关键词]科技新闻；知情权；缺失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81X(2009)02—0241—04

中国正处于科技高速发展时代。科技部调查显示，我国研发人员总数已达105万，位居世界第二。发改委公布的数字表明，“十五”期间，我国财政科技投入是“九五”时期的两倍多，年均增速17.4％。其中2005年，全国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2367亿元，比上年增长20.4％。上述数据显示国家对科研前所未有的重视和投入。但是，这些投入的“产出”如何?科研资金如何使用?科研成果如何运用?普通民众对此知之甚少。有关调查显示，我国公众的科学素养与发达国家相比很低。按照米勒体系的三个测量纬度：科学的准则和方法、科学的主要术语和观点、科学对社会的影响，2001年我国公众科学素养的综合数值为1.4％，之后多年调查结果变化平缓，未见有大的提高，而美国在2000年就达到17％。

由此可见，我国公众科学素养整体偏低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公众“科技信息知情权”未得到充分保障，使得公众缺乏自由、平等地接触科技信息和学习科技知识的机会。鉴于此，本文试图以大众媒介科技新闻报道为视角，分析此领域公众科技信息知情权缺失的现象和原因。

一

“知情权”，广义而言即“公民知悉、获取信息的自由和权利”，属公众基本民主权利之一，包含政治知情权、司法知情权、社会知情权和个人信息知情权四项权利；狭义而言则仅指从政府获知有关公共管理信息的权利，主要是政治知情权和司法知情权。“科技信息知情权”属社会知情权，与“狭义知情权”同处一个概念层次，指公众知悉和获取科技信息的自由和权利。“知情”范围包括有关方针政策，最新成果与成就，已有技术的普及应用，科学工作者工作、学习、生活情况，以及人们对科学的认识和反映等。

科技新闻报道的责任主要在于“知新”和“辨伪”。“知新”是让公众知道新的科学进展、成果等科技信息。从近代新闻传播平民意识与平等精神角度出发，亦按照和谐社会中新闻传媒民主权利的原则来要求，科技新闻报道有责任确保公众在不损害国家民族利益、公众利益和尊重他人合法权利的前提之下，对科技信息享有知情权。“辨伪”则为“知新”提供保障，指媒介有责任保证提供的科技信息客观、真实、准确，让公众能够分辨真假。它对媒介从业者的专业素质、科学素养、职业理念、价值观念、工作态度提出全面要求。当前，科技新闻报道在此两方面均有不足，损伤着公众科技信息知情权。

表现之一是科技新闻边缘化。中国科普研究所最新科普报告表明，科技报道的媒介资源占有比例极低。党报科技新闻报道占版面比例为7.5％，晚报仅为1.9％，科技报作为专业类媒体的比例当然是最高的，但也仅为25.3％。而电视作为公众获取科技信息的最主要来源，情形更不容乐观。在《2007中国电视收视年鉴》中，CSM(央视一索福瑞)媒介研究机构对2006年全国电视新闻类节目资源进行了统计分析。它将电视新闻按照内容分类，并按播出比重、收视比重和资源利用效率指数排序。结果显示，最受关注的是新闻评述、体育新闻和法治新闻，而科技新闻根本未被单独列出。电视的娱乐功能远超过其教育功能。越是高学历的成年人，通过电视获取科技信息的比例越低。

表现之二是科技新闻开始进入社会新闻领域，并出现泛娱乐化倾向，制造神秘感、故弄玄虚，或将科学与娱乐、明星等“强行挂钩”。更有科技新闻严重偏离新闻专业主义和科学理性精神，夸大其词、错误百出，甚至虚假不实。

二

新闻媒介为何对科技信息冷感?科技新闻报道中客观、真实的原则为何被扭曲?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

(一)科技新闻报道的政治工具化

新闻媒介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政府获得信息，如果媒介想要拓展消息源，就要强调与政府的合作与友好的关系。中国新闻媒体的喉舌功能也决定了媒介新闻报道的首要任务是服从政府的舆论控制、政策引导。CSM调查显示，时事新闻在各类新闻中播出比例最高，达1.74％，其政治地位是科技新闻望尘莫及的。

但是，与科技新闻边缘化形成反差的是，媒介有时对科技类信息表现出很强的报道能力和高涨的热情。例如，媒体对SARS铺天盖地的组合报道对当时消除民众恐慌心理、有效控制疫情起到了重要作用。“神六发射”、“嫦娥奔月”，各媒体不遗余力整合优势资源，报道的密度、深度和广度蔚为壮观。从传播效果上看，此类科技新闻报道确实实现了科技信息的有效传播，亦符合公众利益。但问题在于，其并非从科学普及的逻辑出发：对SARS的报道是政府应对公共危机的媒介策略；对航天事业的关注，旨在弘扬民族士气，塑造国家形象。科技新闻在相当程度上成为政府实现社会动员、公众管理的工具。

(二)科技新闻报道的市场工具化

媒介对科技新闻的冷感，还与中国媒介的市场境况相关。在中国宏观经济环境从计划经济迈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媒介对内容生产和从业者的考核标准逐步市场化。电台、电视台看重收听、收视率，报纸看重发行量，网络看重点击率。为吸引眼球，媒介倾向于按照轰动性、相关性、娱乐性、功利性的原则选择信息。在CSM调查结果中，播出比例仅次于时事新闻的就是综艺娱乐新闻(0.97％)，反映出媒体的信息价值取向。

面对市场压力，媒介生发出独特的生存技巧。如2005年对苏丹红事件的报道曾一度引发公众谈“红”变色，但事实上早在国内该事件被炒热之前，2005年2月26日，英国《每日电讯报》就发文说：“被禁止的苏丹红1号添加剂的危害性是如此微不足道……只不过，所有人都热衷于制造一场教科书案例式的食品危机罢了。”但国内媒体并未将此信息及时公之于众，反而抓住百姓关注食品安全的心理，抓住涉红名单上的跨国企业个个颇有来头，大肆宣传炒作，牢牢吸引公众视线。各种不同的受众心态，关切、忧虑、看热闹，一一得到满足，而媒介借自身信息优势控制公众于掌股之中。

(三)从业者专业主义和科学素养的欠缺

新闻专业主义追求新闻的真实和客观性，不向商业利益、政治利益妥协。但是，不少新闻从业者面对组织压力、竞争压力，为了考核、效益、权力，常将“专业主义”抛在脑后。如选择科技新闻素材时，除了考虑新闻价值标准，还需考虑上级是否要求报道；公众对此是否有兴趣；选题可否获得新闻奖；是否影响工作量的完成等。定好选题之后，报道的角度、尺度、方式也往往并不以科学知识的准确性和真实性作为第一原则和标准。为了经济利益和政治目的，可能夸大其词，片面宣传。如永动机的神化，水变油的奇迹，媒体在其中都曾推波助澜。还有些科技报道着意于猎奇和逗乐。

与新闻专业主义欠缺同样糟糕的是科学素养的不足。有的记者缺乏相应的科学知识，却不善于或不主动学习，结果是对自己的报道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对科技新闻素材缺乏辨别真伪的能力。此外，由于经济收入的原因，科学技术记者队伍一直不稳定，不利于经验积累和人才培养。

(四)技术的壁垒

从技术的起源来看，Aristotle认为技术本身并非目的(ends)。然而，技术发展到近现代已不再是中性，它反映了一种权力和意志。人们也感受到了技术对人性的挤压。技术被掌握在能支付得起相应费用的人手中。有能力为新技术买单的媒体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得先机。处于强势的媒体对社会文化的发展方向、公众的兴趣口味、其它媒介的经营策略都有显著的影响力。如果这些领军者对科技类节目资源冷感，必将对科技新闻传播带来消极影响。

普通民众对媒介新技术的支付能力也影响着科技新闻的传播。不同的支付能力使不同人群获取同一信息资源的成本和效率截然不同。拥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SES)的人将会比拥有较低社会经济地位的人更快地获取信息。传播技术的分布和使用不公会带来负面的社会影响，包括知识上的差距。

(五)科技信息传播先天不足

科技信息的先天特性为科技新闻报道设置障碍。其一，高科技诞生于知识精英阶层，科研成果具有学术性和专业性。未经系统学习的普通民众在理解上具有一定难度。它还使得科技新闻工作者在新闻源，甚至新闻事实部分对科研人员产生相当的依赖性。其二，科研需要时间，研究成果的正确性也需反复检验。而新闻报道讲究时效性，一般以短、平、快为特征。两者之间存在矛盾。其三，某些研究是在特殊利益团体的支持下，为特定目的而进行。其成果不可能无条件向公众开放，即使通过新闻媒介展现出来，可能也是为达成一定目的而行使的媒介策略。其四，科技成果一般都有知识产权。因此，科技新闻报道保障公众知情权除了遵循公众利益和国家利益至上原则外，还需考虑知识产权的限制。

(六)“宽容”的受众

对于科技新闻传播中公众“知情权”受到侵害的现象，人们表现得宽容和淡漠。几乎看不到民众公开表达的不满、质疑或抗议的声音。

原因一，中国传统文化重人文、轻自然，视科学技术为雕虫小技。受此影响，公众缺乏科学理性，对科技信息的需求具有功利性。因此，当SARS、苏丹红致癌等与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事件爆发时，民众科学热情空前膨胀。而当危机过后，热情也归于平淡。

原因二，有的民众明白对科学的无知不是好事，但认为没有必要为这一无知负责，因为掌握科学知识是专家的工作。

原因三，民众对科技的好奇心停留在兴趣、爱好的层面，将对科技信息的掌握看作个人知识财富，看作是可以展示的资本。为配合公众“趣味性”的审美需求，中央电视台对科技节目提出4:3:2:1的审题要求，即节目中趣味性占40％，情节占30％，画面支撑占20％，知识点仅占10％。

原因四，民众的民主意识停留在知道哪些是“不可能知道的”，却不知道哪些是“应该知道的”，并缺乏质疑、争取的行动。譬如对医疗行业，目前呈现于媒体的多为正面报道，如高新医疗手段的引入、疑难杂症的治愈。这些类似广告的科技新闻其实是媒体与医疗机构形成利益同盟的产物。但因信息的不对称，公众难辨真伪，只能被动接受，有时甚至成为不成熟医疗技术的牺牲品。面对此种现状却鲜见民众反思与反抗，体现出公众对媒介在保障科技信息知情权上应该肩负的责任缺乏期待。

“知情”的目的并非“知道”、“了解”，而在于“情”为民所用。正如“狭义知情权”强调对政府信息和重大公共危机信息的获悉，目的在于促进信息公开，防止暗箱操作，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科技信息知情权”的凸显也是时代之需。一方面因为科技对现代社会生产、生活领域的影响广泛而深远，对科技信息的掌握影响着民众社会参与能力与程度。另一方面科技新闻报道的动因和传播过程具复杂性，各种政治逻辑和商业逻辑充斥其间，将其与政治、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加之部分媒介及其从业人员科学素养和专业主义精神的欠缺，使得公众享有科技信息的民主权利受到极大干扰。

当今科技新闻报道并未严格遵循客观、真实的原则。在各种利益合谋之下，新闻价值判断标准发生偏差，新闻报道角度和尺度被工具化。由此产生泛娱乐化、具倾向性或夸张不实的科技报道。在媒体的熏染之下，公众的科学热情和民主意识也在消退。此种现状的改善需媒介自省、公众监督和政府推动。根据《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实施工作方案》要求，中宣部已于2006年底牵头制定了《大众传媒科技传播能力建设工程实施方案》，为科技新闻报道发展、改善提供了政策契机和要求。但对于走在市场化道路上的中国媒介来说，用理想主义心态和专业主义精神来经营科技新闻，培育受众市场，尚需时间和实力。

(责任编辑　车　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