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洛—庞蒂早期对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现象学研究

关键词： 二元论；实践；人的对象；社会性；辩证历史

摘要： 在20世纪40年代，梅洛-庞蒂从现象学角度集中讨论了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思想，把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哲学分为两部分：一是对以往哲学二元论的批判，二是对实践唯物论的阐述。他指出，对二元论哲学的批判构成了马克思与现象学结合的理论起点，马克思实践唯物论的系列概念如“人的对象”“社会性”“历史辩证法”等，均可从现象学角度做出“完美”诠释。梅洛-庞蒂对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现象学解读有一定的创新意义，但在本质上误读了马克思。

中图分类号： B08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2435（2015）05057905

梅洛-庞蒂（MerleauPonty，1908—1961）是现当代著名的现象学家、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他开辟了现代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对接机制，创立了现象学马克思主义流派，拓宽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疆域。然而，梅洛-庞蒂对马克思主义的现象学解读，又反过来重构和解构了马克思主义。本文章集中讨论他在20世纪40年代对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思想的现象学解读。

一、从现象学看传统二元论

梅洛-庞蒂认为传统哲学一直延续着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范式。这种范式在本体论层面上把世界区分为主体与客体两个对立形态，其中任何一个形态都不曾也绝无可能并吞或简化另一个形态。在他看来，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范式自古希腊就已存在，然而最为典型的二元论者是17世纪法国哲学家R笛卡尔。笛卡尔认为，世界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实体——意识与物质，意识的本质在于心灵深处的思想，物质的本质在于时空性质上的广袤。物质不能思想，意识不会广袤；二者彼此完全独立，不能由一个决定或派生另一个。为了说明物质实体和精神实体截然不同的来源，笛卡尔不得不承认上帝是“绝对的实体”。无论物质实体，还是精神实体，都得依赖于上帝的先在性创造。这样，他的二元论最终倒向了“极端的主观主义”——唯心主义一元论。唯心主义一元论后来在德国古典哲学那里得到长足发展，直至黑格尔时代达到巅峰状态。

与此同时，近代唯物主义一元论恰恰在相反的向度上发展二元论的另一面，趋向“极端的客观主义”哲学。近代唯物论者大都从笛卡尔物理学出发，依据当时的自然科学成就，全面描绘了一幅机械主义的世界图景。在他们看来，世界就是一个大型机械系统，这个系统除了物质及其运动之外别无他物。物质与运动不可分离，二者的种种结合产生出万物。物质本身便是世界的原因，即使是抽象的思维能力也可以追溯到物质，是物质的一种职能。从无机物到有机物直至人，从机械运动到生理反应直至意识活动，存在着一条物质发展的基本链条。对自然的解释，既无需诉诸任何超自然的原因，也无需假设独立的精神实体。

唯物主义一元论的观点发展到现当代，进一步极化为一股拒斥形而上学的科学主义浪潮。该浪潮把整个世界封存在自然科学的领地里，只认可事实的权威性和归纳法的合法性，对一切关于本质的提问或起源的提问持否定态度，将人们面向超验世界的无限思考消解为一个又一个具体的科学任务。于是，原本属于哲学领域的自由空间被挤压、被吞噬，确定性的科学知识成为哲学的替代品充斥在日常生活世界的方方面面。

由此，在梅洛-庞蒂看来，自古希腊以来，传统哲学主客二元对立的态势一直有增无减，且日趋严重。传统哲学中的主体作为绝对的思想，与其物质对象的关系“完全是双边的”[1]4；除非依靠上帝的超自然力量来主观创造它们的联系，否则，二者之间不可能有任何现实的通道。然而，现代哲学家尼采说“上帝死了”，故而上帝这个关联主体与客体的通道也就不复存在了。于是，主体与客体之间公然形成对峙的双边关系，其中任何一边都无法决定或战胜另一边，整个现代哲学陷于前所未有的理论危机——“极端主观主义”与“极端客观主义”，在两个相反的方向上同时打击哲学理论本该具有的完整性本质。

二、从现象学解读马克思对二元论的批判

批判传统的主客二元对立思维范式，构成了梅洛-庞蒂现象学与马克思思想结合的基本点。他在《知觉现象学·前言》中明确指出：“现象学最重要的成就”在于“把极端的主观主义和极端的客观主义结合在一起”[1]16，既批判主观主义意识哲学，又批判客观主义科学哲学。按照他的说法，马克思的思想也是这样一种批判的哲学：“他始终在两条路线上作战，一方面批判形形色色的机械论，另一方面与观念论展开斗争。”[2]128

二战后的马克思主义成为法国学术界热议的话题。然而，究竟如何解读马克思主义才是对马克思本人思想的真正还原，学者们各持己见、众说纷纭。当时比较流行的观点是：把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其政治经济学思想，理解为类似于物理学原理的经济科学。梅洛-庞帝对此持否定态度。在他看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所谈论的规律决不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客观性规律，而是在历史意义上的结构性规律；马克思所谓的“人类社会”“经济社会”，也不同于物理学家眼中僵死的客观事实，而是哲学家眼中导向新制度的灵动机制，是人民群众在客观历史条件下自我创造、自我确证的实践过程。如果用经典物理学的眼光对待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话，那就恰恰走到了马克思的反面。因为马克思正是为批判古典经济学自然科学的态度，而创立他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的。那种把人等同于物、把人的经济活动等同于客观事物的古典经济学派，在马克思看来，是机械唯物论哲学在经济学的延续，是为论证资本主义制度永恒性、真理性服务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据梅洛-庞蒂看来，马克思对科学主义唯物论的批判直接表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关于费尔巴哈哲学的评论。费尔巴哈“从自然科学中获取灵感”，揭示出一个唯心主义视野之外的感性世界，这样的理论功绩是无可非议的。可是，他仍然停留在物理学和化学层面上理解自然，没有把自然放在“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生产基础上”。

马克思说：“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理论，是它的包罗万象的纲要，它的具有通俗形式的逻辑，它的唯灵论的荣誉问题，它的狂热，它的道德约束，它的庄严补充，它借以求得慰藉和辩护的总根据。宗教是人的本质在幻想中的实现，因为人的本质不具有真正的现实性……宗教是……无情世界的心境，正像它是无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一样。”[2]127[4]1-2从这番话里梅洛-庞蒂看出，马克思不是单纯地用拜物教代替上帝宗教，而是以一种现象学眼光审视宗教的异化本质。一方面，作为特定时期、特定条件下的一种历史存在，宗教同其他历史存在一样，都有一定的历史意义，正所谓“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另一方面，宗教的意义又是以一种“异化”方式表现出来的。它是人们对自身物质性的一种精神抽象，是人们要求抛弃此岸世界物质枷锁的一种超验表白。因此，批判宗教，并不意味着用科学神话替代宗教神话，也不意味着用客观规律替代宗教教义，而是欲求在现实的个人关系中、在连续不断的历史活动中揭示其虚幻背景之后所投射的具体的历史意义。

结束了对彼岸世界真理的批判，马克思接下来就展开对“此岸世界真理”——黑格尔观念论哲学——的批判。按照梅洛-庞蒂的说法，在马克思眼中，黑格尔哲学及其他意识哲学的共同错误是：脱离自己的物质处境，把自己抽象地定格为理性精神、绝对观念，并将此类概念凌驾于人们的生活世界之上。正是基于意识哲学的抽象性本质，马克思提倡对这种哲学予以“否定”，但他并不认为，“只要背对着哲学，并且扭过头去对哲学嘟囔几句陈腐的气话，对哲学的否定就实现了。”[2]133[4]8如何实现对哲学的否定或者说对哲学的批判呢？梅洛-庞蒂说，马克思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现象学，马克思不但不背对哲学反而直面它、“解释它、破译它、实现它”，马克思的哲学就是“具体的精神现象学”[2]133。黑格尔之类的哲学家们往往自持这样一种使命，即通过他们的哲思去穷尽所有的存在、整合所有的存在，让所有人都接受和服从他们所发现的真理。事实上，作为一个哲学家只是诸多存在方式的一种，没有谁能够用“纯粹哲学的存在”穷尽“宗教的存在”“政治的存在”“法律的存在”“艺术的存在”等等“人类的存在”[2]133。如果哲学家能够认识到自己理论的局限性，努力地追求存在的意义但并不用自己的理论存在取代他人的现实存在，那么，这个哲学家就消除了自身的抽象性转而实现了探索世界、探索未来的理论功能。梅洛-庞蒂认为，马克思的哲学与以往意识哲学最大的不同就在于这种观照现实的批判态度，而这种态度恰好与现象学的要求不谋而合。

三、从现象学解读马克思的实践唯物论

为了与传统意义上的极端客观主义唯物论相区别，马克思提出“实践”唯物主义理论，对于这一理论的解读梅洛-庞蒂是从知觉现象学角度开始的。他说马克思引入实践论的目的在于：让物质作为实践活动的载体进入人的生活，使其成为人的生活世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从常识可以知道，人是复杂的思想存在，物是朴实的质量存在，二者的差别和对立是显而易见的。然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旨在通过实践活动这一中介环节，建立起人与物、思维与存在、社会与自然之间相辅相成的内在联系。至于实践如何建立起二者的联系，梅洛-庞蒂说，这不是一个理论分析的问题，而是一个感性直观的问题，或者说是一个艺术审美的问题。譬如，“一幅画或一首诗的蕴意总是离不开色彩或语词等材质，同时也离不开创作者或鉴赏者的思想”；“类似地，一个社会的‘精神’总是隐含在这个社会的生产方式里”[2]131，同时，生产方式又是这个社会的人存在的特定形式。总之，站在实践的立场上，没有外在于人的物，所有的物都“人的对象”。马克思对“人的对象”概念的起用，对梅洛-庞蒂来说，是其现象学思维的一个明证。因为现象学也有一个类似的概念——“意向性”，该概念告诉我们：任何对象都是“我”意识构造的结果，对象的存在不能外在于意识而存在，它只能是一种意向性的存在。可见，无论是马克思的“对象性”概念，还是现象学的“意向性”概念都表明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在本源的感性经验层面，一切物质总是附着某种意义，不存在无意义的自在之物，也不存在外在于物的抽象意义。

人的本质不能抽象为意识。一旦用意识来定义人，必将斩断人与物、与身体、与世界的联系，这同样是实践唯物主义所反对的观点。梅洛-庞蒂认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详细认证了人的本质。人是客观与主观、“受动”与“激情”辩证统一的存在物。一方面，人以某种方式介入世界，与器具对象的联系决定了他具有永恒的客观性、对象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把人简单地归结于类似于物的客观存在。因为在另一方面，人是以“人的”方式开放地、积极地、主动地在社会和自然处境中存在的，他具有主观和能动的特性。马克思说：“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既不同于唯心主义，也不同于唯物主义，同时又是把这二者结合起来的真理。”[2]130[5]105这在梅洛-庞蒂看来，正好印证了现象学的要求——“在世界概念或合理性概念中把极端的主观主义和极端的客观主义结合在一起”[1]16。人生在世，不断把人的情感、人的体验投射到身边的器具，使自然物日渐符合人的尺度呈现“人化”的趋势；与此同时，人对自然物的改造，并不消灭自然规律，而是利用规律构建一个契合人的审美要求的“人化自然”。可以说，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就是人道主义。世界在人的合理性范围内达成一致，这是人在自己所设立的对象上表现和确证了自己的本质力量，也是人对自己的生命价值和人道主义精神的真正实现。

从马克思的实践唯物论梅洛-庞蒂不仅读出了人与物的内在联系，而且读出人与人的内在联系。说人在实践层面上是“对象性的存在物”，即是在肯定个人在自身之外必定有一个他者且需要这个他者。当这个他者指向物时，自然物是人的无机身体；当它指向人时，则他人是“另一个自我”。尽管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他人”尚不足以作为一个哲学的中心问题被广为讨论，但是，关于“人的社会性”讨论已经关涉到自我与他人的关系问题，由此，梅洛-庞蒂说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包含有“具体的主体间性”[2]129。“首先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体对立起来。个体是社会存在物”[2]128[5]84“正像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社会也是由人生产的。”[2]129[5]8任何人都不是孤立的意识主体，而是在处境中的存在主体。任何存在主体都有其特定的存在处境，因此，任何一个主体都是具体的、特殊的、不可替代的，对另一个主体而言客观存在着的个体。换句话说，任何人在其处境中不仅遭遇客观的事，还遭遇类似于他的客观的人。人在处境中并不被动地接受客观存在，而是对客观存在主动投射自己的本质力量。这样，人便使自然物呈现出“人化”的面貌，与他人共同发展出人的“类本质”即人的社会性。

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批判了片面地否认意识能动性的机械唯物主义，也批判了抽象地发展意识能动性的唯心主义；指明了物质与意识之间有内在联系，也指明了人的本质实际上就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被恩格斯、列宁等后来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称作“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那么，基于怎样的理由说实践唯物主义是“辩证的”“历史的”呢？梅洛-庞蒂认为，“那是因为在马克思那里，物质与意识从来不被看作是分离的”[2]129。既不存在独立于意识之外的物质，也不存在凌驾于物质之上的意识，更不存在占据于他人之有的大我。物与物之间、物与人之间、人与人之间通过实践这个中介环节发生相互作用、相互交织、相互转化的内在联系。实践活动是一个人与物各因素相互联系、矛盾运动、共同发展的历史总过程。实践中，人以某种方式有意识地从事改造世界的活动，这个活动马克思称其为“生产劳动”；生产劳动不仅产生人与物之间生产力的作用，而且同时形成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在生产力、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生产方式中，人们自觉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是一个既服从又改造、既被他人创造又创造他人的历史发展过程。马克思把实践理解为历史，在梅洛-庞蒂看来，是因为马克思相信：由生产劳动过程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共同处境，为人类活动整合为一条历史主线或者说一个历史意义，提供了本体论基础。

四、梅洛-庞蒂早期研究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义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梅洛-庞蒂早年对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的现象学研究，是在20世纪40年代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发展起来的产物。时值二战爆发，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科技和政治文明，正急剧地向它的反面倒戈——经济危机、政治恐怖、文化保守等。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大批欧洲知识分子包括梅洛-庞蒂、萨特、加缪等法国的有志青年，开始多层次、全方位地质疑资本主义现代文明本身。二战后，西欧虽然仍是资本主义制度，但是，法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影响以及前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影响，对法国文化思想界产生不小的冲击波。与此同时，美国通过马歇尔经济援助计划对西欧诸国有预谋、有步骤地施加政治影响，法国出现了与共产主义运动针锋相对的自由主义思想浪潮。面对时局动荡、危难重重的欧洲现状，法国哲学界的精英们有何作为呢？他们把理论目光转向前苏联——新兴的马克思主义阵营。那时候“共产主义拥有胜利的光环；斯大林受到敬佩，斯大林格勒铭刻在每个人的脑海里。于是，众多知识分子都站到了共产主义的大旗下，开始为党服务”[6]作者序二。梅洛-庞蒂像许多同时代的知识青年一样，被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深深地吸引，但是，他比其他大多数法国学者更严谨、更精致、更具学术性地对待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以及托洛茨基、卢卡奇等思想家的经典著作，一直是梅洛-庞蒂经常阅读的书目，并且他从现有的现象学哲学背景认真地解读这些著作，进而撰写了大量关于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主题的哲学论著。

梅洛-庞蒂早期对马克思的本体论研究，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起到一定的积极意义。首先，他从现象学立场认定马克思的著名论点“对哲学的否定”，所指向的是纯粹意识哲学、抽象形而上学。据梅洛-庞蒂判断，马克思的这一论点并不构成对所有哲学思维的全盘否定，事实上，在马克思那里有一种区别于旧形而上学的新哲学——历史哲学。由此，梅洛-庞蒂用现象学方式回击了第二国际某些理论家对马克思哲学不存在的错误论断。其次，他依据现象学原理把马克思哲学理解为批判传统二元论思维范式的现代哲学，反对用近代哲学的科学模式理解马克思的唯物论思想，强调辩证法及实践观点在马克思哲学体系中的核心作用。梅洛-庞蒂这一现象学视角驳斥了第三国际对马克思主义科学主义解读方式，将马克思哲学的批判功能和实践关怀带回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最后，梅洛-庞蒂以开放的态度将现象学与马克思哲学结合起来，利用现代现象学对马克思进行主题和视角的时代化创新，同时利用马克思克服现象学理论发展的先验性困境。这种比较与开放的哲学研究方式，对于改变国内部分学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两极对立思维有一定参考意义。

当然，通观梅洛-庞蒂早期现象学的马克思研究成果，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它的理论错误和消极影响。首先，它立足于现象学模糊性思维过度诠释马克思本体论，用折衷主义、调和主义论调削弱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革命性。其次是它脱离工人运动的具体经验，在理论层面上空谈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使马克思主义止步于学院派研究领域。最后，它脱离马克思主义发展主流，擅用一些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立的现象学立场，不仅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偏差，而且造成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伤害。

参考文献：

[1]莫里斯·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M].姜志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2] MerleauPonty， Maurice. Sense and nonsense[M].trans.By Hubert L. Dreyfus， Patricia Allen Dreyfus.Evanston，Illinois：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64.

[3]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M].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4]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6]米歇尔·维诺克.法国知识分子的世纪：巴雷斯时代[M].孙桂荣等，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杨柏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