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美会议及其后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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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转眼，扬美会议召开距今107年了。

景点依然，游客穿梭，导游轮值。说白了，寻根问底的不会太多。但作为一处文史遗迹，对它的背景仍然要作一番整理。

扬美会议的议题

作为一个史迹，扬美会议旧址可说是广西南宁的一个亮点。文因题发，扬美会议的议题就是个关键，以往曾有人注意力受随之而来的镇南关起义吸引，竟说扬美会议是为策划镇南关起义而召开的，这不免有所偏离。

我们且看会议的策划者、扬美本土人士梁烈亚在1966年写的《镇南关起议回忆录》（载自治区政府文史丛书《辛亥革命在广西》）。

据梁文第3段载：“（1906年）九月下旬，黄兴偕同王和顺、黄明堂、关仁甫、梁蓝泉携带款项到左江下游的扬美村，在梁亚珠、梁植堂家召集会议。”

这里的一些人物背景有必要注明：梁植堂是梁烈亚的父亲，反清会党骨干；王和顺是绿林头人，被孙中山委为南军都督；黄明堂则是钦州人，是镇南关下那模村的江湖人物，花名黄八。

此人与会，加以其后指挥了镇南关战役，自然会引起前述联想。但是梁烈亚在该段开头写道：“王和顺在孙中山先生亲到文登、文渊视察，并会见了李福南后，便积极与黄兴、胡汉民等重新订定起义后之军政大计，约略如下”，其中分4点，“（一）分水陆两路进军，袭取南宁……（二）取得南宁后，即建立中华国民军军政府，以孙中山、黄兴为正副大元帅……与各省革命军会合，推翻清廷，建立民国。”

由“副帅”牵头，在一个弹丸古镇，策划民国的新时代，这个性质无疑是耀眼的。就如广东人讲趣话：“唔搞错哦！”

据查，该文没完整记录会议进程，只在段末指出：“任务是扰乱清兵，等候镇南关、龙州方面之革命军开到，即出来响应，占领南宁。”

镇南关前的形势

扬美会议既然把目光投向龙州、镇南关，为了陈明底细，我们就有必要来个电影式的“摇镜头”，了解边关情形。

查史料，在边关的游勇史中，王和顺、梁植堂与陆荣廷一直处在对立状态之中，这样，他们在会议上便少不了将目光投向此君。

话说那年6月，陆荣廷在老上级岑春煊的保荐下，被清廷派往日本考察军事，在日本军事学校受教，还出了些小风头。12月，由于边关形势紧张，清廷紧急调回陆荣廷。次年8月，在钦州“三那”地区与同盟会的“钦防起义”对垒中，陆荣廷取得了胜利。

作为“三那起义”的指挥官，王和顺来到扬美开会，少不了记住了刻骨仇恨。

而时年49岁的陆荣廷，这时已回到了“旧部”之中，在“壮王”岑春煊的提拔下，擢升为左江镇总兵兼“荣”字营统领，虚衔与实力并升。陆荣廷把统领总部设在凭祥，把他的帮统陈炳焜派往镇南关附近的隘口。陈炳焜又把所部主力、帮带黄福廷派驻镇南关上。黄福廷又把所部哨官李福南（花名矮仔）、姚子安派守镇北、镇中、镇南三大炮台，分设中、前、后、左、右五哨，每哨80多人，责令死守。

安营扎寨之后，陆荣廷对三大炮台关顾备至，经常亲自去巡逻考察，因而被下级连声挖苦：“统领大人原来只消受洋钱和洋酒，从东洋回来后又迷上了洋枪、洋炮”。

革命闯将群龙出海

怀着献身革命打江山的豪情，王和顺乘船逆江而上，好不容易跋涉到了镇南关口，还找到了梁烈亚，向他打听黄兴的踪迹。没想到对方居然告诉他一个更好的消息：不但副帅近在身边，就连大元帅也来了，“正在河内招兵呢”。

细问之下，他才明白，孙中山一直在日本避难，由于革命的威名远震，被日本当局驱逐离境，无奈取道菲律宾来到东南亚，进入越南。对于他的这一行踪，一时舆论哗然。敌对势力笑他无所作为，胆小怕死，甚至“得把嘴”（粤语），只打着“革命”的旗号募捐自肥。“但河内就不一样：无论是中国的、越南的，还有其他国家的，都是团结一心，有力出力，无力的出钱，总之是共襄壮举。钱也是少不了的喔。”

王和顺听着听着，心潮翻滚。作为绿林的一个“山大王”，他和手下的弟兄们都出身贫苦，“献金”的本事也就不大。但若论效忠卖力，则武艺高强、忠心耿耿，可谓大有可为。——好，今日之势，大人已经“御驾亲征”，我们就鞍前马后，效力立功好了，这是“南军都督”分所应当的事嘛。

就在这思绪绵绵之间，他在梁烈亚的导引下见到了孙中山和黄兴，致了“革命的敬礼”。他还注意到孙先生身边人才济济，据梁烈亚介绍，他们是胡汉民、胡毅先，兄弟俩都是同盟会的名人；还有一个叫池亨吉，日本人，是孙先生从日本请来的秘书；一个法国人，人称狄男爵。梁烈亚还说，孙先生的“智囊军师”汪精卫还在国外筹款，来电说“收获颇丰”呢。

就这样谈笑晏晏的，大家簇拥孙先生入堂而坐了。

“通俗史学”的自白

到这里，应该说明，从扬美会议到镇南关起义的主要人物都亮相了，时代和地域的背景也已叙述清楚。笔者还要再说一点，古人炫耀才华，爱夸“一目十行”，窃以为读信则可，若读史书，就往往因局限而发生偏见。本文不妨试图试验个通俗史学，在笔法上略作创新。笔者保证：前边的文字是编而不造，而此后的文章则准备夹叙夹议，旁征博引，力求从各个角度放开视野，由读者作出判断。

因此，笔者准备着重介绍池亨吉先生。这位日本人，是孙中山专门请来做历史证人的。应该说孙先生这个创意很好。而池亨吉也不孚重托，此后写了一本叫《支那革命实况记》，原书出版于1911年，现已绝版。1927年上海三民公司曾出过它的中文译本，并有人将其中关于镇南关起义的史料抽出，题为《镇南关起义实地见闻》。孙中山先生曾为此书作序，称池亨吉“君优于文学，操行高洁，能卓然自立，以才名闻于时。顾君平日尚公理，重实行，不拘泥于流俗之功名”，这就说明了孙先生对此文的真实性的承认。因此，以下就以此文为主，广参资料，摘而录之，叙评并进。

池亨吉的文章明确记载着，革命党“有电报来说：‘一切准备皆已成功，机会亦已成熟，即拟于（1907年12月）十八日晚上起事，万一有障碍，则二十日夜幕，即当击镇南关的要塞而攻之’”，为此，王和顺就于“十一月十日的拂晓离开河内，有四十里的路程”。大家都期待着他如期走完这40里路。但居然拖到20日的黄昏才到，“说：‘生病’”，这只是吱吱唔唔的一句托词，据其他考证，其实是在中越边界上遭到了拘留。池文说：“然而我们可得看破他的真正实情，不要忘记有玩弄计谋的人在其间。因为王和顺是广西人，所以广西的那模村游勇头目拘于常习而服从他，但要他们听从使唤，明明是不够的。初时不过装着服从他的命令，使王君为主，当然，孙逸仙接触之后，见到机会已经成熟，各人就只望树立自己的战功，急于打算利害，突然间在事业未成而排斥王和顺了。

在（越南）北方，经过国境，在那模村一带以游勇自居的将领有：曰黄明堂，曰何伍，曰李辉鉴，如果撇开王和顺而诱以目前的利益，要他们起来，那是如探囊取物，很容易的事，先怂恿他们，使之袭取镇南关要塞。”

但池亨吉先生毕竟还是个“老外”，他掐指历历道来的3个“曰”，也只是普通的人名而已。“鬼子”的文章好不好，还得衡之于生活的真实。好在广西政协采访了《镇南关起义见闻》，于1961年记录下一批资料。时年82岁的当地“书生”郑惠琪先生提供：“黄明堂又叫黄八、李幼卿又叫李官、何伍又叫何老揸。黄明堂和何伍都是钦州人，何伍是武术教头，拳脚很好，在中国和越南交界的地方很有名声，徒弟也很多，他所带的革命党人多是他的徒弟，他又是参加‘三点会’的，平时兼做点小生意，因之熟识的人很多。李幼卿原是凭祥的土官，为人骄傲自大，官僚作风十足，所以人们都叫他李官……被革官后无事可做，生活困难，只得出外谋生。后来他招集了一班人同去云南参加筑铁路，他在外面知道孙中山搞革命，就找机会和革命党人接近，并参加了革命党。

镇南关将起义时，革命党派人来凭祥活动，邀集青壮年前去参加，说每人每月有饷银20元，集合地点在凭祥附近，愿意参加的人就在簿上签名。听说签了名的有100多人，但大多数没有得到饷银，所以去的人就不多。那时有一个常在市上收买鸭毛的人对我说，你很有办法，如果想搞革命，我可以使你当上一个连长。我当时对革命没有认识，勇气不够，并且心里想：一个收鸭毛的人怎么会有力量让我当连长呢？因而不信。过了没多久，镇南关就起义了，这个人也不见了。”

具体的情形就这样，但如果以“参加革命”、“革命队伍”的概念来理解，也就未免有“概念化”之嫌了。

不久，“革命队伍”就解组了，池亨吉的文章说：“孙氏立即派遣李某，眦某（应为关某，即关仁甫）去那模村，访黄明堂、何伍、李辉鉴，委托彼等担负攻镇南关之任。果然，他们三人只要求王和顺不来参加为条件而翕然允诺了。”梁烈亚的《镇南关起义回忆录》则载：“王和顺认为自己如继续当南军都督，将不利于争取（前述‘三曰’），遂向孙中山先生恳请辞去南军都督之职务。中山先生采纳其意，乃改派黄明堂、李幼卿为南军正、副都督。另派王和顺为中华民国军第一司令，负进袭平而关、水口关，考利隘之责。”

毕竟是扬美会议的策划人，梁烈亚把这场改组说成是王和顺的主动申请，但却没写明王氏的脸上表情，不过一言拍板，王和顺只好离去，打那场终未成功的新仗去了。

接下去，就得展示池文“御驾亲征”的场面：“十二月三日早晨四时，大家会集于食堂，六时到河内停车场，除孙逸仙、黄兴、胡汉民，胡毅生与我之外，另有从者二人，再有法国退职炮兵大尉狄氏男爵与湖南志士枢某及四川志士霖某，也加入同行。不久，即乘火车过红河桥……时正一九○七年十二月三日下午四时二十分，再骑行约四十分钟，到达那模山村，入勇长何伍的隐室……我目不转睛地注意着，先凝视立在我们面前的何伍。他的年龄约四十岁，身长而瘦，颧骨突起，眼如蛇眼，牙齿因为食槟榔而甚为污秽，脸色苍白……其声亦细弱宛如处女，头缠黑布，其端卷成各种结，数个隆起，在污垢之旧村布粗服上，带有数十发弹药与连发小枪，背负新式的码子枪，右手携有五尺余长的新马刀，如果没有读过《水浒传》或《三国志》的人，实在描摹不出的。

不一会，何伍的父亲出来了。他一手推开何伍，一气地喋喋不休讲着巧击镇南关的始末情形，不断赞赏何伍的功劳，然而后来即单刀直入地请求道：‘请将尊允的赏赐拿出来！’孙氏就回顾着我，将其意思用英语告诉我。并命现赏他二百两。因为我们在河内动身的早上，有一位志愿的人送来五百两，然而诸人的行李早已整理好，因之就放在我的行囊里。一接到孙氏的命令，我就一面窃笑着，一面将它立刻堆在面前。突然‘很好的，很好的’喜声就传遍屋子内外了。”

这个细节说明了，孙中山是以河内“化缘”收入的40%来购买这支部队保护他登山，何伍他爸笑得很甜。但若是王和顺听到了，那脸上又不知是什么表情。

接着，池文描写了登山的细节，“同行者正为六十人，衔枚肃肃”，在何伍的率领下“匍伏而行”，“夜九时正，达第三塞之石门……响起嘹亮悲壮的军乐。我们就由那模党的一个领袖黄明堂迎入要塞内。”

“翌晨，乃十二月四日的破晓，敌方即一齐射击过来”，炮战开始了。池文只注重描写炮台装备，具体的战况还得看梁烈亚的描写：“当时有些人由台肚（即炮台下的地窖）到台上观览，因而受轻伤者五人。孙先生用望远镜观察后，即令炮手还一炮，击中镇南关的大营。法国的炮手同志得到孙先生的许可，再加发一炮。”这位“炮兵大尉狄氏男爵”果然专业，“击中大连城渠沥的敌营，敌炮遂哑然不敢回答”。

“御驾亲征”，真够威猛。据池文记录：“果然不出一小时而敌将陆荣廷之密书就由一粗野的樵妇送来了。这是陆氏因鉴于目前的以步枪射击之情势大异，对于操纵大炮的秘术尤为惊倒，故而匆匆息旗乞和。”

也许是由于池氏对中国古文的接受能力不高，更由于将日文译为中文的人水平有限，陆荣廷那封信显得拖拉疲沓。好在国民党的元老、党史专家邹鲁对此在《中国国民党史稿》中有所记录，我们便不妨以它为准。

“荣廷虽食清朝俸禄，但以前曾统率游勇与清兵为敌，此公等所皆知者。荣廷前以时运不佳，不得已暂时屈身异族，以俟机会，区区此心，尚祈谅之。荣廷等初疑公等此次起事，近于轻举妄动，及观今晨炮火之猛烈，乃知有一代豪杰孙逸仙先生为公等划策，无比钦佩；荣廷现有六百余人，随时可以投入麾下，以供驱使。倘蒙采用，即请给确证，俾得知即来就。若是明日，则有清军五百自凭祥开来，后日更有清军二千自龙州开来，事急万分，祈为自重。”

读了这封来信，孙中山惊诧莫名：不是说陆荣廷是个“盲头虫”吗？怎么这封信这般文雅？不是说他一直“恶攻”自己，还訾之为“孙大炮”吗？怎么又称我为“一代豪杰”？如今居然要“投入麾下”来了，连对方的兵力部署的秘密，都向我剖陈得一清二楚，这才是广州人讲怪话，“陆荣廷睇相——唔衰揾来衰”。

于是，孙中山当场写了封回信，让那个“砍柴婆”带回去了，接着就向黄明堂布置：“把三座炮台坚守5天，不得有误！”

孙中山的回信内容如何？由于陆荣廷的保密，至今无人能晓。但由看信到下令，个中的思路，却可以从胡汉民的文章《镇南关之役》中推测个大概。这位“秘书同志”毕竟“姓秘”，他对形势的真相和孙中山的思路，自有另类的判断——

“第二天一大早，大家才想起来看炮。3个炮台上只有一个炮可以打。炮的口径是5cm的，这炮兵大尉打了几炮后，他说，这个炮有把握，可以使用。有些枪可以使用，其余一种炮不过是前膛炮。有70支枪是老式的没有效用。再就是拿那要紧的大炮来说呢，据法国炮兵大尉观察，这个大炮的器具不全，标尺已经没有了。再看别个炮台，大炮的方向都是向越南的，不能向中国境地的清军打。大炮的方位改不过来，所以当时就是有两个问题：一是大炮方位改不过来，有了等于无用；一个是70支枪是老式的都不中用，要重新配才行。法国大尉想把炮的方向改过来，但是没有工匠，一个人弄不好；就是有了工匠，也不是一两天可以办得好的。法国大尉弄得没有办法。就是配枪的话，又是非下山不可。我就把这种情形对总理说，我的意思认为在此无办法的环境中，拖延下去，倒不如下山后另找办法。先生说：‘我是不愿下山去，我不下去的理由有两点：第一，我是十多年没踏过中国地方，现在踏在这个山上觉得很高兴，简直舍不得下去，我认为我们在这里总是有办法的；第二，同志们百数十人攻占炮台，就是希望我们来。要是我们走了，这个炮台不是马上失守了吗？”

总理的话很有见地，不过我仍申明我的理由：“如果我们对补充枪弹没有办法，我认为守在这里是不必的。如果我们下去设法补充枪弹，这些守炮台的将领也会明白我们在这里无法帮助他们，就必定同意我们下去，他们决不会因此失守。”

语言疲沓，但情况真实，逻辑分明。从中可以推测出孙中山宣布自己不愿下山的理由乃至措辞。用池文的表述是“决定由那模党以现在的弹药于此山寨坚守五日。孙氏今夕下山驰回河内，筹划巨额军饷赶早再来大举。又决定暗与陆荣廷交睦，俟机会成熟，一举而冲龙州的城邑（龙州的守将龙济光与陆荣廷有矛盾），于是急草复信，仍托樵妇送至陆氏阵营。”

于是，孙中山“乃决意是日下午五时与胡汉民、黄兴、黄隆生及日、法同志暂时出关回越”……并留下胡毅生、谭剑英、何克夫等数人在炮台上与黄明堂等同志商议作战的计划。”（梁烈亚《镇南关起义回忆录》）

就这样，“御驾”又“亲撤”了。何伍和黄明堂等人分到那二百两银子，心情肯定复杂。而孙先生一行6人也并不愉快。据池文所述：“其次的六日至九日夜，其间四日的苦心，我也不欲说，不，实在不能说！至九日夜接到电报，说被官兵三千所包围，粮食已绝，因此只得弃山寨而退却。此役革命军死一人，重、轻伤4人；敌方则死二百余，伤者无数。于是百事皆休矣，预定计划的第一部（步），就此失败……”

池亨吉先生果然“工于文字”，他开首那“三个不”，其实就透露了许多言外之音了。

闭幕词

扬美会议是一出文戏，镇南关起义是一出武戏。前边推、拉、跟、摇，已经把剧情大致表白。其间由于电影手法而摇过的一些细节，尽管一百多年来野史和口碑上有过种种议论和猜测，但本文也不愿胡编和戏说（例如把那位“砍柴婆”写成女间谍）。根据“接受美学”，读者自可以思维和推理。

如今大幕是降下来了，池座内的观众乃至池座外的传媒议论依然杂沓，100多年来，都说陆荣廷是“反动军阀”，是他“残酷地镇压了镇南关起义”，因而被满清政府封为“捷勇巴图鲁”，那封号是客观的存在，可以有各种议论。但在上述的实力对比之下，“（1+4）：200”的伤亡比例称之为“残酷”，则似有待商榷。

历史总在发展之中，史观也必然与时俱进，很多偏见于是就会出现辩证法的奇观。即如前文写到王和顺“靠边”的事，曾经浮泛出一丝冤屈感。但在107年后的今天重新回顾：当时王和顺“在防城起义进攻灵山不克，带上十万大山的队伍则有五百余人枪”（据梁烈亚文）肯定比何伍等人那一百多“雇佣兵”强得多。如果按原计划拉上镇南关，则王、陆两部“强强对撞”，那伤亡肯定会大得多。

因此，也许还应该对孙、陆这番策划操作，叫一声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