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前的特殊战斗记中共上海局策反委与国民党军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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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夕,随着军事上的接连失利,国民党阵营内部的一些军官对于国民党的腐败和蒋介石的专制统治也日益不满。在这紧要时刻,中共充分认识到了争取这一部分人反正对于夺取战争胜利的重要意义,在中共上海市委、中共中央上海局提出的工作指示和要求中就分别强调:“加强策反劝降宣传,动摇国民党政、军、警、宪、特各级人员,扩大敌人内部矛盾,宣传我党‘为首者必罚、胁从者不问、立功者有赏’的政策”,“对策反工作,再接再厉加强现有的基础,使之对解放事业能发挥有效作用”。就在国民党军节节溃败之时,中共中央上海局策反委不失时机地进行了一系列策反活动,有力配合了正面战场的军事攻势,从而为上海乃至全国的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8年11月,中共中央上海局成立了策反工作委员会,张执一同志任书记,委员有王锡珍(即陈约珥)、李正文、田云樵等人,它的主要任务是争取挽留国民党政府文武官员和上层人士不去台湾,收集各种军事情报,在可能的条件下策动国民党军队官兵起义。策反委的秘密联络点就设在其机关支部成员张朝杰、叶佩仪夫妇当时的家中(上海市复兴中路485弄11号3楼),此处交通便利且所住的大多为外侨和上层人士,比较隐蔽安全。据当年参加过策反委工作的同志回忆,当时他们都是单线联系工作,有情况单独直接向张执一请示汇报,彼此之间都不知情。

“重庆号”军舰弃暗投明

“重庆号”是抗战期间英国政府以“盟国”关系赠送给国民党政府的,是当时国民党海军中最大的一艘巡洋舰,武器装备很先进。这艘军舰上的一些进步官兵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和内战政策有抵触情绪,中共地下党有关组织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设法与这些官兵取得了联系,并派地下党员以技工等舰上工作人员身份为掩护,打入“重庆号”,帮助策划起义。而在此之前,中共领导人董必武等也已通过民主人士对该舰的舰长、具有爱国思想的邓兆祥做了工作,他同意在时机成熟时举事。

“重庆号”停泊在吴淞口后,为了联络和指挥便利起见,中共中央上海局决定把军舰上准备起义官兵的关系,统一交由策反委员会领导。随后,王锡珍等便经常在上海的公园、咖啡馆等场所与“重庆号”上的相关人员秘密会面,及时了解舰上情况的发展,传达上级指示,布置工作。这时,遵照中共的建议,“重庆号”上已由可靠人员暗中成立了届时统一指挥起义的前敌机构——“士兵解放委员会”。

1949年2月初,国民党海军部突然下令给已在江南船厂整修好的“重庆号”加足油料,又载上大批的物资给养和武器弹药。舰上的中共地下党员见状,立即将此情况报告给上级党组织。预测到敌人的这些举动可能是要把“重庆号”军舰开往长江口以阻挡解放军渡江,策反委要求舰上的有关同志做好起义准备。2月25日,“重庆号”全舰500多名官兵在舰长邓兆祥的率领下,毅然宣布起义,驶向解放区烟台。恼羞成怒的蒋介石下令空军对其实施轰炸,但当被派出去执行这项任务的B-24型轰炸机在上海检修时,在中共地下党的发动下,维修工人故意拖延检修时间,使飞机延误一天起飞,而军械库和弹药库则偷偷拨歪炸弹尾标,并将过了有效使用期的弹药安装在敌机上,减弱它们的战斗力。最后,为了避免军舰遭到更大的破坏,“重庆号”在面临敌人狂轰滥炸的危境中,主动自沉。

3月24日,毛泽东、朱德发来嘉勉电:“你们的起义,表示国民党反动派及其主子美帝国主义已经日暮穷途。他们可以炸毁一艘重庆号,但是他们不能阻止更多的军舰将要随着你们而来,更多的军舰、飞机和陆军部队将要起义站在人民解放军方面。”此后,策反委又参与策反了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等数十艘军舰起义,给国民党海军予以重创。参加“重庆号”起义的官兵日后大多成为新中国人民海军的奠基者。

地下反蒋战线接受中共策反委领导

1949年4月7日,被称为“太子军”的国民党预备干部总队3000余人在嘉兴起义;仅过了几天,国民党全部美式装备的伞兵三团也投向解放区。这两支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嫡系部队的倒戈,也正是策反委成功策反的杰作。

原来,时任总统府军务局少将参谋的段伯宇是一位抗战时期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中共地下党员。他在国民党陆军大学就读时结识了一些同学,这些人中有担任国民党预备干部局代局长兼预干总队总队长的贾亦斌、伞兵第三团团长刘农、工兵第四团团长王海峤、江苏保安总队队长齐国、国民党少将参谋长宋健人等,他们见国民党败局已定,都已有反蒋思想。段伯宇进入军务局后,就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时常与这些昔日的同窗好友聚会,一起讨论时势,交流看法。

据段伯宇回忆,在国民党济南战役大败后的某日,贾亦斌等人约他到贾家见面。这时,大家都认为国民党气数已尽,不能为蒋家王朝殉葬。但在如何反蒋这个问题上,却争论不休,无法达成一致,于是便把学长段伯宇请来,想听听他的意见。段针对当时的情况,提出了三点建议:首先,当前是敌强我弱,如果贸然举事,无异于以卵击石,非但会功亏一篑,还会暴露自己;其次,我们反蒋是革命行动,搞革命应当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不能盲动,更不能不计后果;再次,我们要尽量争取多掌握武装,积累力量,待机而行。这几条积极、全面的建议得到了众人的拥护。就这样,在段伯宇的因势利导下,这些国民党军官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有所加深,一条地下战线逐渐在国民党统治机关内部形成了。

为了进一步开展工作,段伯宇通过表弟、已入党的温尚煜联系上了中共上海局策反委书记张执一。张对段汇报的情况非常重视,专门指派李正文直接负责此项工作。随后,李正文便经常与段伯宇、贾亦斌、刘农等人碰面,商讨起义的具体事宜。经过认真研究,策反委决定先分别向这些国民党将领所在的部队派遣联络员,并恢复了段伯宇失掉的党组织关系,同时批准了贾亦斌、刘农、宋健人等的入党申请,以加强中共对起义的领导权。随后,李、段还到嘉兴、安亭、杭州实地考察了这些部队的状况。

预备干部总队是由蒋经国亲任局长的国民党国防部陆军预备干部局为阻止解放军渡江,以图东山再起而建立的新军,因之被称为“太子军”、“子弟兵”。蒋经国非常赏识贾亦斌的才干,推荐他担任预干局的代局长。伞兵是国民党一支全部美式装备、比较完整的机械化部队。伞兵军官都是国民党中高级军校的毕业生,蒋介石对这支部队也是青睐有加,没有将其直接投入战场,而是执行上海的交通警备任务,他还有意让伞兵三团充当自己到台湾后的卫队。据李正文和段伯宇后来的口述,贾亦斌等人最初计划在江浙皖三省,特别是在宁沪杭三角地带同时起义,以配合解放军渡江作战。但策反委书记张执一认为,联合发动大规模起义在当时的条件下很难成功,还是采取小规模的形式,各部队分头准备,见机行事较妥。然而就在他们加紧为起义做准备工作时,形势却突然发生了变化。

国民党预备干部总队和伞兵三团提前起义

当时预干总队副总队长黎天铎觊觎总队长的职位,于是就向蒋经国告发了贾亦斌图谋不轨,蒋经国发电报命贾去溪口见蒋介石,贾忙就自己是否要去征求党组织的意见。组织上分析了形势之后,认为贾亦斌应该去赴约,并通过李正文传达了理由:第一,从敌人没有对贾亦斌采取断然举措来看,他们未必有贾“通共”的证据;第二,去虽然有风险,但也可以争取蒋经国的信任,如不去则反而会引起老蒋和小蒋的怀疑,这不利于贾;第三,可以借此行观察蒋氏父子的动静,获取情报。后来,贾亦斌去后虽安然返回,但很快被撤去了预备干部局代局长和预干总队总队长的职务,由黎天铎任总队长。策反委李正文、段伯宇等觉察到这已是个危险的信号,与贾商议对策,要求他尽量拖延移交工作,伺机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