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陈独秀论义和团看政治生态变化对知识分子思想的影响

[摘 要]

陈独秀曾就义和团发表过多篇文章。他对义和团的认知在前后有显著变化：由批评、贬斥到肯定和高度赞扬。在大革命时期，陈独秀对于义和团的赞誉和高度评价与前期的态度完全不同。这种政治话语解析的巨大转变确与革命斗争形势需要有密切关系。如此高调的肯定和赞扬与其说是他对义和团运动观点认知的变化，不如说是彼时在革命斗争中对于农民阶级的关注和国民革命宣传的需要使然。这些明显的不同和变化过程，不仅反映出陈独秀个人思想的变化，也能够部分反映20世纪初期的中国历史光景、革命面相与政治变迁，而且还折射出当时革命背景下政治生态的变化对知识分子思想改观的影响。

[关键词]

陈独秀；义和团；20世纪初期；革命语境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8）11-0040-05

打着“扶清灭洋”口号的义和团运动是开启20世纪中国历史的重大事件，对中国政治和文化走向具有重要的影响。其威力及影响也震惊世界，东西方舆论界对此长期众说纷纭。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国内，不同群体对它的评价褒贬不一。从早期共产党人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等，到知识分子思想家胡适、周作人、鲁迅等，再到革命家孙中山等人均曾在各自著述或演讲中有过各异评析。

陈独秀曾在诸多文章中评论义和团。综观其文章，陈独秀对义和团的认识和评价并非从一而终，其态度在前后有显著变化。这种鲜明对比，不仅反映出陈独秀个人思想认知的变化，也能部分折射20世纪初期的中国历史光景、革命面相与政治变迁。本文就陈独秀有关义和团的论著加以梳理，陈述其观点变化，并展示在20世纪初期政治生态不断变化的革命背景下，知识分子对同一历史事件的不同话语解析和思想改观的必然。

一、陈独秀对义和团的不同话语解析

陈独秀对义和团的认识和评价经历了由批评贬斥到肯定和高度赞扬的转变。下面将据其有关文章按时间轴向进行陈述。根据他在论著中的评语、措辞表达等体现出的态度和论断，将其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1904.4—1918.10）：批评、贬斥。这一阶段中，陈独秀对义和团的评论主要集中在1904年的数篇文章中。在《开办<安徽俗话报>的缘故》（1904.3）一文中陈独秀第一次谈及义和团，说到家乡流传义和团得胜战时，他认为这是不够实在的信息，“何至于说这样的梦话呢？”[1]次月于《论安徽的矿务》（1904.4）中，他称其为“拳匪”，认为其性质是“乱起”，不过是“只知道恨洋人，杀教士”[2]，而别无他用。同年在《论戏曲》（1904.9）中论及“庚子年的义和拳”是在“学戏上的天兵天将”，但“是荒唐可笑得很”[3]，言语中不乏戏谑与批判之意。年末在《亡国篇》（1904.12）中，陈独秀以义和团“拳匪”为例陈述“国事”，论道“庚子年拳匪闹事”。[4]

此后数年他对此便无只字，直到《克林德碑》[5]（1918.10）一文时，因介绍“克林德碑”才引发对义和团的长篇阐述。他认为，这是“一段可笑可惊可恼可悲的往事”，并表示克林德碑正是因为“义和团无故杀了德国公使克林德氏”[6]。他在文末明言，“何等可耻”的义和团事件过去会发生，将来也还会发生。他还分析道，是因为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宗教原因才造成了“义和拳大乱”，“义和拳就是全社会种种迷信种种邪说的结晶”[7]；同时，他已然开始强调清朝政府对义和团事件应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认为“妄自尊大的”“专制的”“旧党”利用义和团。[8]

在这一时期，陈独秀高频率地使用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口语化的、否定的词语来评论义和团，对其态度以批评为主，不乏贬斥，甚至仇视。毋庸置疑，此时的陈独秀对义和团持完全否定的观点，将其视为一个落后的、迷信的和非理性的、不愿提及的群体事件。

需要指出的是，在对义和团产生原因的分析中，陈独秀将其归结为宗教和旧党，并表示：“义和拳所标榜的‘扶清灭洋’，岂不和‘尊王攘夷’是一样的意思吗？”[9]在此，陈独秀已从最初的单纯否定义和团，到开始否定传统宗教，并否定旧党为代表的清政府与其对义和团的纵容利用。

（二）第二阶段（1924.2—国民革命结束）：态度转变。此间，陈独秀对义和团的文字表述主要集中在1924年的三篇长文中，可谓浓墨重彩。除此，“义和团”字眼还曾在1925年初和1926年中的两篇短文中有出现，但并未有过多陈述。

1924年自年初到年末，陈独秀发表三篇史无前例的长文，就义和团进行解析。与第一阶段相比，他对义和团的态度发生重要变化：渐渐由开始的否定变温和到部分肯定，直至高度赞扬。

在《一九二三年列强对华之回顾》（1924.2）一文中，陈獨秀指出一部分士大夫在对待列强时“自以为不是野蛮的义和团，却变成了媚外的奴隶”[10]。显然，他对“野蛮的”义和团仍是否定的，但对于一部分士大夫的“不野蛮”又表示不屑。但相比于之前，陈独秀对义和团的态度缓和了很多——面对列强入侵，义和团是野蛮的，但是利用义和团的部分士大夫们的“媚外”更令人不耻。

半年后，陈独秀在《我们对于义和团两个错误的观念》（1924.9）中第一次正面赞扬了义和团，在文首即表示：“义和团，在中国现代史上是一重要事件，其重要不减于辛亥革命。”[11]这是他第一次明确地高度肯定义和团的重要性。接着，为对义和团怀有的两个错误观念进行了辩护，他使用了一系列排比和对比，强烈驳斥了憎恶义和团的看法，表示：“义和团诚然不免顽旧迷信而且野蛮；然而……何能独责义和团，更何能独责含有民族反抗意义的义和团！”[12]并指出，是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造就了义和团的顽旧、迷信和野蛮，而义和团是在“鸦片战争以来全中国所受外国军队、外交官、教士之欺压的血腥与怨气”[13]中代表了民族的反抗，“这种反抗也是代表全民族的意识与利益”[14]。在此，他给予义和团以高度正面评价：“我终于不能否认义和团事件是中国民族革命史上悲壮的序幕。”[15]

年末在《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教训》（1924.12）一文中，陈独秀再次高度评价了义和团，将“义和团”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并论，认为“只有这四件事配说是国民运动”[16]，因为在这四个运动中都有广大民众参加。接着，他还对义和团事件从起因、缺点和影响三个方面进行了具体详细的剖析。

此后，除了在《列宁与中国——列宁逝世周年纪念日告中国民众》（1925.1）和《红枪会与中国的农民暴动》（1926.6）两篇小短文中出现过“义和团”字眼之外，陈独秀就此便再未有过多言论。

在这一时期，陈独秀就义和团问题作了更加深入的、具体的、有层次的理性分析和客观考量。有关论述多以书面语，文笔不再犀利却更有深度。与第一阶段相比，他对义和团的态度与第一阶段有了鲜明的对比：给予肯定、辩护和高度赞扬，并将其定义为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事件”和“重要的國民运动”，足见他对义和团的褒扬。

在《红枪会与中国的农民暴动》（1926.6）中，陈独秀在论述中国的农民暴动时偶或提及义和团，认为它“是很明显的农民暴动”，却又“没有理由去诅咒”。这是他最后的关于义和团的寥寥数字概括和定义，其间言语平和。自此，他对义和团的态度和认知便不再浓墨重彩。

二、革命语境下政治话语解析转换的必然性

陈独秀对义和团的态度和论断在前后两阶段明显不同，其前后迥异的评析不仅与其个人际遇及思想变化有关，更与他所处的时代环境有密切关系。20世纪初期风云激荡的政治形势和变幻，必然会牵动知识分子敏感的神经，对其思想带来异样影响和改观。

（一）20世纪前20年：动荡分化的时代中宣传科学批判迷信为主流。在20世纪前20年，世界形势不断变化，时代急剧变革。国内政治变动空前：辛亥革命、清政府覆亡、中华民国建立、二次革命……国际政治局势风云激荡：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对于当时知识分子而言，爱国与亡国是备受关注的话题；对于外部世界的认知也更多的体现为简单的二元论：宣扬西方文明的先进和科学，痛批中国的传统愚昧和落后迷信。陈独秀，也不例外。

身为爱国知识青年的陈独秀在这一时期对义和团持否定、贬斥观点。他把义和团视为落后的、迷信的和非理性的群体事件。这充分体现出了他对此感性的、主观的单一认知。这种简单的批评和否定，与特定历史政治环境有关，也与他此时作为年轻知识分子的个人经历和身份息息相关。他使用简单直接、甚至粗鲁的词语进行着痛快酣畅的批评，无可厚非。

最明显的表现便是在《克林德碑》（1918.10）一文。克林德碑因在义和团事件期间在北京街头被杀的德国驻华公使而建。次年，清政府向德国政府道歉，并答应在克林德遇害处建立纪念牌坊。在“克林德碑”树立以后，世界形势和中国政治都发生了巨大变化——1911年辛亥革命，清王朝政权结束；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8年一战结束后，中国所在的协约国集团成为战胜国，而德国所属的同盟国为战败国。于是，因战事胜利而欢欣鼓舞的中国人将“克林德碑”拆毁。陈独秀对此行径特在《新青年》上发文，以“克林德碑”为名，揭示“克林德碑”来历的同时痛斥了义和团运动。他从传统文化的角度审视着义和团，不仅大段摘引了《庚子国记》和《拳变馀闻》的原文以期唤醒健忘的同胞们的记忆，还详尽阐述了产生义和团的原因，并呼吁必须摒弃旧文化，建设新文化。

在此，陈独秀不是单纯地把义和团运动仅仅看作一个历史现象予以展示，其最终目的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国人的态度和信仰。文章中不仅充斥了对义和团的否定和批评，也在宣扬西方的科学和先进，并以此作为对所有事物，包括对义和团的评判标准。如是，义和团便成为了一个充满蒙昧、迷信、宗教意识横行的落后的反面典型。在这里，陈独秀表达了他认为的先进的科学与落后的义和团式迷信的根本的二元对立。一方面，他认为义和团式的落后、蒙昧和迷信应该被批判，作为前车之鉴，另外一方面，要避免类似事件，必须要学习和接受西方先进的科学文明。对中西文明持二元对立的态度，是陈独秀此时的认知和评判标准。

在这一急剧变革的时代，爱国主义是当时的主题曲。对于陈独秀而言，早在18岁时撰写的《扬子江形势论略》一文中便明确表达了其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对国家的拳拳之心。对于自己国家可能面临的侵略，以及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他表达了强烈的忧患和担忧，并大声疾呼“愿质诸海内同志，共抱杞忧者”[17]。对于“国家”概念，陈独秀在早期的《说国家》《亡国篇》等文章中，就作出“国亡家破，四字相连”[18]的道理解析，向人们澄清什么才是真正的国家，揭露“朕即国家”的专制理论的荒谬。

面对政治混乱、民众沉睡的旧中国，作为接受过西方科学与民主知识的知识分子，在强烈爱国情感的支配下，他在呼唤国民爱国的同时，为改造国民性积极宣传新思想，批判恶俗，宣扬科学。陈独秀在1904年创办《安徽俗话报》，其初衷是帮助当时想“学点学问通些时事”又不用通过上学攻书的人，便需“只有用最浅近最好懂的俗话，写在纸上”。[19]此后创办的《新青年》则旨在倡导新思想、反对旧文化，力图把人们从僵化的古文、孔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陈独秀严肃地说明了没有科学的危害：“士不知科学，故袭阴阳家符瑞五行之说，惑世诬民；地气风水之谈，乞灵枯骨……”[20]为此，他猛烈地批评那些愚昧迷信的封建思想。他对科学的狂热推崇和宣扬，对于当时开启民智，打破旧有的沉滞的思想有巨大的作用。陈独秀一方面强烈谴责封建迷信和传统宗教，另一方面大力宣传西方的文学、政治、科学等方面的思想。他极力推崇德先生和赛先生作为新式的救国武器，希冀能为国人洗心革面，推动新文化运动大潮席卷神州。

总之，在社会激烈动荡、新旧更替频繁的20世纪初期，作为一名单纯的知识青年，他已开始把自己的探索与思考同唤醒民众相结合。他倡导思想启蒙和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已紧扣时代主题，但是，彼时他对于外部世界的看法与认知不免简单、笼统而感性。

（二）1920年代：革命发展大潮中宣传为革命斗争所适应。1920年代的中国政治形势相比前20年更趋于稳定。这10年中最具影响的事件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国共第一次合作、国民革命军北伐等。在这一时期，已担任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陈独秀对义和团的解析，主要集中在大革命时期。他对义和团的有关论断采用了与之前完全不同的全新的政治话语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在1919年至1924年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陈独秀在论著中并未涉及义和团，直到1924年却又大篇幅论述义和团，并且其态度一反之前的批评和贬斥，而变为高度赞扬。这种认识的转折与国内政治形势变化及革命斗争需要不无关系。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陈独秀当选为书记，这开启了他的政治生涯。随着这个新成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发展及政策转变，他对于政治形势的判断、政治话语的解读日渐不同。特别是在1922年6月，陈独秀接受了远东民族大会①的意见之后，他对中国的国情、革命步骤和任务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写成了《对于现代中国政治问题之我見》一文。这是他对中国问题第一次具体、基本、较为实际的分析。此后，中共二大通过的宣言，明确指出工人与农民、资产阶级可以联合起来。他对于农民问题和农民阶级的关注在政治革命斗争中日益增长。“二七”工人大罢工失败，工人运动遭受挫折后，陈独秀愈发注重农民与资产阶级，先后发表《资产阶级革命与革命资产阶级》《中国农民问题》和《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等文章，提出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等。1923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主持会议并代表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报告。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与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确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1924年1月底，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广州举行。孙中山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此次会议正式开启了国共第一次合作的进程。随后，经过1925年两次东征，统一和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恢复和发展了工农运动。

此时，与此前的知识青年相比较，陈独秀的政治身份发生了变化。他作为一个职业革命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不仅要有强烈的救国救民思想，还要为革命将宣传与斗争相结合。他对于革命的宣传要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国民大革命兴起后，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精神是国民大革命所急需的。此时陈独秀不再视义和团的排外为野蛮的行径，甚至认为是情有可原的，因为自鸦片战争以来全中国都在受外国列强的欺压和侵略。义和团的排外“是含有民族反抗运动意义的”，“是中国民族革命史上悲壮的序幕”。[21]

在此背景下，陈独秀的思想观念日渐随着国内政治状况的变化而发生了变化：他开始用阶级观点分析问题，并开始注重农民问题，希冀实现民众的联合。他开始运用阶级的观点来分析义和团问题，明确表示义和团的组成成分为“思想简单的北方农民及失业的游民无产阶级”[22]，之所以发生这一排外的原因便是农民面对外来侵略的反抗。同时，他开始看到了国民运动的重要性，认识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在1923年工人大罢工失败以后，陈独秀便认识到：“散漫的各个争斗是不济事的，必须是各阶级各部分争自由争民权的各种势力，在一个统一的目标之下集中起来，成为一个有组织的广大的国民运动，才有充分反抗军阀的力量。”[23]而且，他认为可以引导农民加入国民运动。陈独秀在《中国农民问题》和《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两篇文章中对农民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论述。一方面，陈独秀看到了农民阶级的重要性：“农民占中国全人口之大多数，自然是国民革命之伟大的势力。”[24]革命是不可忽视了农民的力量的，“在中国目前需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国民运动中，不可漠视农民问题”[25]。为了更好地掌握中国农民的实际状况，陈独秀对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了调查研究。以占有生产资料的多寡及是否剥削他人为标准，他把中国的农民分为十等。[26]他是中共党内较早认识到农民问题重要性的领导人之一。另一方面，令人遗憾的是，他又认为“共产的社会革命固然要得着农民的同情与协助，然必须有强大的无产阶级为主力军”[27]。如此，在他看来，农民很重要，但是农民并非属于无产阶级，而且农民有着诸多缺点，如“农民居处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简单易于趋向保守，中国土地广大易于迁徙被难苟安，这三种环境是造成农民难以加入革命运动的原因”[28]，而且“农民私有观念极其坚固”[29]。所以，在大革命时期，陈独秀虽然认识到了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伟大势力，但他并没有真正注重发动农民的力量。这在大革命时期，尤其在大革命后期表现得尤为突出。由此，他在提及义和团的最末一文《红枪会与中国的农民暴动》中认定，义和团是“很明显的农民暴动”。

三、结语

陈独秀关于义和团运动论断的前后迥然不同，反映出他对同一历史事件观点的前后变化、思想角度改观及政治话语解读的转换，也折射出20世纪初期革命背景下政治生态的变化对于知识分子思想改观的影响。

在从一个激进的感性青年知识分子逐步成长为一个理性的政治活动家的过程中，他对义和团的认识从感性到理性、从零散到系统、从主观到客观。与此同时，他对于革命的认知也从最初的忧患意识、批判“国民性”，到后来的明确反帝反军阀、强调“国民运动”和革命实践，他爱国救国的目标越来越明确、方法越来越具体。这也是他对事物认知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一个思想历程。

不可否认的是，在大革命时期，陈独秀对于义和团的赞誉和高度评价与之前的否定和贬斥态度完全不同。这种政治话语解析的巨大转变确与革命斗争的形势和革命需要有密切关系。在这一时期的高调肯定与其说是他对义和团运动观点认知的变化，不如说是彼时他在革命斗争中对于农民阶级关注和国民革命宣传的需要使然。

因此，对于那些身处时代潮流急剧转折的20世纪初期中国、力图改变时局探索出路的知识分子或革命党人而言，他们基于对社会经验的总结、身份任务的考量或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在思想上呈现出矛盾而复杂的变化，在论著中对同一历史事件充斥着前后不一的观点。这种现象毫不足为奇。

注释

①1922年1月，共产国际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萨发洛夫作《第三国际和远东民族问题》的报告，报告依据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分析了外国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侵入中国、朝鲜等国后这些国家的阶级关系变化，并强调无产阶级在运动中的特殊作用，强调把农民吸引到民族革命运动中等内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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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12][13][14][15][16][21][22][23][24][25][26][27][28][29]任建树.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三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189.352.352.352.352.353.400.353.401.25.157.

94.94-99.158.157.158.

作者系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周奕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