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伦理对中国人尚武精神遏制的价值再议

摘 要：在西方体育话语体系内，中国属于体育未发育成熟的国度。中国体育人的前身是先秦时期的武士群体。儒学在确立了统治地位后，尚文轻武的教化性力量导致中国武人处于社会低位。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虽然崇尚文武兼用之道，但从未重用武人，武人的人格自觉往往和暴乱、犯罪、社会动荡相关联，呈现出负面特性，中国的尚武文化也就此和尚文文化分裂。中国的武士在失去了崇高性、独立性和贵族化光环的保护后，转而成为劳力者一员。宋明以后，本应成为民族英雄的武士却只能成为乞丐、江湖术士、道士、和尚或其他流民式社会闲杂人员，他们构成了中国体育人的原型。武士的消亡使得中国出现了无兵的社会，它又间接地导致了中国身体文明和体育文化的萎缩。当代中国必须确定体育人的终极社会身份，并借以完成中国的现代性转型。

关键词：体育消亡 儒教霸权 武人废黜 文化失衡 体育教化

中图分类号：G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1839（2016）11—0001—06

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有学者开始讨论中国为何未能发育出类似古希腊奥林匹克那样的体育形态。基本的判断有三方面。其一，中国有严格的等级制度，无法想象国王和乞丐在同一起跑线上跑步。其二，中国人崇尚文雅的生活方式，体育太野蛮，不适合中国人理解的君子的行为标准。其三，中国人不语怪力乱神，体育是怪力乱神，因此不可以从事。在这样的逻辑链里，体育失去了存在的可能。中国人未曾培植起体育机制，完全和传统哲学及其形成禁忌后的风俗有关。但是，儒家歧视身体和体育也有更为丰富的细节切面，对儒家集团细节性歧视体育的做出适当的梳理，仍有其现实的意义与价值。识其真史更便于理解中国当代人的集体性格及其生成机理。

1 尚文轻武的行业歧视性体制导致中国武人的低位处境

中国体育人的前身是春秋与战国时期的武士以及一部分崇尚利他主义的游民。先说武士。先秦时期的中国武士和其他任何民族的武士大体一致，被赋予了崇高的使命并享有一定的特权。作为士阶层中的成员，武士的社会地位很高。就世界范围而言，冷兵器时代武士的社会地位都很高，原因在于武士担当着保卫族群的重要使命。部落时代武人的社会地位很高，这里不妨以美洲的最早的部落契穆人为例。“契穆社会业已产生了阶级，有贵族、平民、奴隶之分；社会分工也已出现。有祭司、官吏和工匠的分工。女性在社会中备受歧视，武士最受人尊敬。”[1]反观世界各民族的古代史可以得知，世界上各种部落中一直延续着尚武之习俗，但汉代以后的中国却是个例外。汉以后的中国各王朝都大体崇尚文武兼用之道，从未对武人格外重用，中国的尚武文化也就此和尚文文化产生了断裂状态，这一点和西方完全不同，西方一直捍卫着文武兼备的理想，此风习延续至今。俄国的著名诗人普希金、莱蒙托夫、德国的工人运动领袖拉萨尔都可以为决斗而死，小布什爱好跑步，奥巴马是高尔夫达人，俄罗斯总统普京是柔道高手，澳大利亚首相阿博特还是铁人三项达人。中国的文治与武道分属于两种不同的行政、文化乃至信仰体系，两者的脱节还造成了中国体育人与文化人集团的长期隔绝的状态。

中国的文道和武道有其独特的存在方式和发展轨迹。战国思想家韩非子曾说：“故万物必有盛衰，万事必有弛张，国家必有文武，官治必有赏罚。”[2]韩非子提出了文武兼用的合理性。一般认为，中国的儒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始于汉武帝时，其实，早在汉高祖时，陆贾就以儒术治国劝说过汉高祖，并取得过成功。东汉班固《汉书·陆贾》记载过贾谊以诗礼治国的理想。

贾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贾曰：“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以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直帝不怿，有惭色，谓贾曰：“试为我着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败之国。”贾凡着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称其书曰新语。”[3]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记载过孔子对鲁庄公说的话：“臣闻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4]在意识形态的层面，中国的治国先哲中不乏对劳力者的歧视性言论，春秋时期的左丘明在《国语》中曾说：“君子务治而小人务力；”[5]将从事智力活动的人称作君子，而将从事体力活动的人称作小人。左丘明在《左传·成公十三年》中曾说：“是故君子勤礼，小人尽力，勤礼莫如致敬，尽力莫如敦笃。”[6]左丘明所说的君子是执行礼仪者，而小人是遵守礼仪者。《左传·襄公九年》作者借知武子的口吻说：“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制也。”[6]这里所说的君子指的是处于上位的人，小人指的是处于下位的人。孔子《论语·述而》记载：“子不语怪、力、乱、神。”[7]杨伯峻、杨逢彬的译文为“孔子不谈怪异、勇力、叛乱和鬼神。”[7]曹音的现代汉语翻译为：“孔子不谈论反常，暴力，叛乱，天地诸神。”[8]其中的歧义集中在对“力”的理解上，前者理解为“勇力”，后者理解为“暴力”。此类带有抗争性的竞技活动肯定属于“力”的范畴，并非为孔子所认可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战国时期的列子曾说：“孔子之劲能拓国门之关，而不肯以力闻。”[9]由此可知，孔子是一位孔武有力的人，从他以一己之力托起来城门的举动来看，说明他的力量很大、体能也极佳。雷海宗认为：“《论语·述而篇》记孔子‘钓而不纲，戈不射宿’，可见孔子也会射猎，并不像后世白面书生的手无缚鸡之力。又《论语·季氏篇》孔子讲‘君子有三戒’说：‘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孔子此地所讲的‘君子’似乎不只是阶级的，也是伦理的，就是‘有德者’如孔子弟子一类的人。他们要‘戒之在斗’，必有‘斗’的技艺与勇气，不像后世的文人只会打笔墨官司与研究骂人的艺术。”[10]南怀瑾也曾阐释过儒家的文治武功问题：“历史上的教主与圣人，文字都好，譬如释迦牟尼叫做释迦文佛，既然叫他文佛，那必定是懂学问的。释迦牟尼佛十几岁时，世间学问统统学完了，所以称为释迦文佛。孔子是文宣公啊！也叫文宣王，历史上的每一个教主都是文武俱全的。释迦牟尼佛十二岁可以一只手抓起大象，把它丢出城外；拉弓射箭，可以射穿九重金鼓，文治武功都到了家。孔子也一样，我们都晓得孔子文好，但是孔子的劲，就是力气，‘能拓国门之关’，城门的铁闸子下来，他一只手可以撑住。他跟释迦牟尼佛一样，都是力气大的，‘而不肯以力闻’，但他绝不表演武功，不肯以力大示人。”[11]可见，孔子所倡导的儒家学说对人的身体之力并不完全排斥，其所排斥的是炫耀、显摆、示威之类的失礼之行为。孔子推崇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但是，仍将礼、乐、书、数当作重点，“孔子以射御为士阶层最次的艺。”[12]人们尊崇孔子为儒学的创始人而非他人，就在于孔子坚守身体和精神价值的双重性，而到了孟子那里，身体才降低为一种价值微弱的存在，并成为高尚文化精神之负担。孟子曾说：“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13]孟子将劳力者看作了无权决定社会命运的受人支配的人。中国人对体育的歧视至少可以在孟子这里寻找到最为原始的答案。中国的武士在失去了崇高性、独立性和贵族化光环的保护后，尚武以及身体的其他行为都变成了一种劳力者的行动符号。当儒学成为主导性国家意识形态以后，尚武的行为以及一切身体活动都遭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贬斥、抑制、排挤和歧视。中国的儒学本来对体育并无太大的危害，问题再在于儒学的高度制度化、信仰化和宗教化的执行层面，在儒学递进为强大的国家教化思想后，它便具备了宗教功能，而任何宗教都带有一定的排他性和排异性，儒学对身体的歧视带有全方位的身体歧视的内涵。中国的缠足一直未能收到遏制，其中也包括有儒学对身体歧视的内涵，如果将阉人现象也纳入其中来考量，则可以发现，儒学几乎囊括了人类对身体极度歧视的所有层面。理由极为简单，在一位恪守儒家思想教化化人士的眼中，只要符合君子的要求，类似女子缠足、男人阉割之列的特大伤残事件都无足挂齿。在极端性宗教歧视的境遇里，中国的身体伤残现象通过制度得以确定下来。儒学的确给中国人带来了文雅化的生活方式，但它的代价很大，当教化化的儒学一旦形成一种行政与宗教的联合力量后，其所产生的负面作用就难以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