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奋斗救中国

抗战时期，正值山河破碎、生灵涂炭民族浩劫之际，远居香港的宋庆龄总惦记战时首都重庆的抗战局势、民族运动、妇女工作。为了亲历了解大后方人民高昂的爱国热情，同仇敌忾的民族义愤，团结御侮的抗日决心；为了体察战争的灾难，民族的危机。她不顾日机轰炸的危险毅然决定返回祖国，与祖国和人民在一起，用行动来实现孙中山弥留时“和平奋斗救中国”的遗嘱，而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抗日救国的洪流中。

宋庆龄一度在重庆战斗、生活而与之结下不解之缘。1940年3月，宋庆龄飞抵重庆，时值“中央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汪精卫任伪“行政院长”兼“代国民政府主席”。面对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倒行逆流的卖国行径，国内外一片哗然，许多进步人士纷纷发表言论加以痛斥。1940年3月29日 ，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在重庆发表广播演说，斥责汪精卫的卖国罪行。[1]美国国务卿赫尔发表声明，痛斥日本策划汪精卫傀儡政权。[2]美、英、法等国发表了否认汪伪政府的声明。战时首都重庆各界以文章、通电、集会、罢工等斗争形式声讨汪逆、反对伪政府，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讨汪运动”。此时，宋庆龄被大后方人民“讨汪”激情所感染，她义不容辞地加入到“讨汪运动”的行列中，在渝痛斥汪精卫的叛逆行径：此次来渝，目睹党、政、军诸同志努力精神，非常钦佩，复睹敌机轰炸惨状及遇难同胞之流离，不禁百感交集。抗战前途，工作繁重困难，端赖诸同志努力以赴。国父主义遗教，由抗战之事实加以证明，乃更有颠扑不破之伟力，闻有人对国父主义遗教惑疑，谓与当前时代未能吻合，试问国父手创之三民主义及所著之建国方略，尤其是亲草之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亲授之遗嘱等，有一与当前时代不相吻合者否。只有汪逆精卫之徒，不知羞耻，投靠敌人，妄组伪府，察其所为，无非毁弃三民主义，出卖民族利益，破坏国家统一，此种丧心病狂之徒，不久必然消灭，吾人首当坚定信念，然后能精诚团结，共救危亡。[3]

宋庆龄早年追随孙中山远渡重洋、不竭余力致力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这使她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威望。当中华民族濒临危难之时，她决然返回祖国，这无疑是对生活在战争阴霾下，仍然坚持抗战的大后方人民极大鼓舞。宋庆龄抵渝后受到重庆各界的关注，各报以醒目标题纷纷报道其在渝消息。《新华日报》以题为：“欢迎孙夫人来渝”的短评写道：“孙夫人于中山先生逝世后，始终积极的坚决的为实现中山先生的遗教而奋斗，始终和广大人民在一起，领导着妇女界，不倦的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努力。她在促进团结抗战，力求实施民权方面，尤多显著成效。这几年来，虽然离国在港，但在港时间，仍然对我国抗战事业，尽极大的努力，不懈的领导侨胞，为祖国的抗战而工作。”宋庆龄来渝“一定能够获得更进一步的团结，能够使妇女运动有更迅速的、广泛的和深入的发展”。[4]《大公报》在题为“欢迎孙夫人”短评写道：孙夫人此次到重庆，无论任务有无或大小，都是团结的有力象征”，称赞她的精神是反侵略的，不妥协的。[5]

宋庆龄在渝置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中。她关注妇女解放事业，鼓励妇女要关心国内外形势，积极参加民主运动。为了深入了解战时重庆妇女工作状况，她不顾劳顿地前往各地视察。其中，视察了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及所属的毛织工业合作社和妇女工艺社永川分社、国民政府财政部门妇女工作队及所属的挑花、织麻工厂，她对各社、各厂的妇女工作和生产情况及妇女们的工作待遇、健康状况、生活情况等详加了解，关怀备至。她目睹许多姐妹们冒着被敌机轰炸的危险仍坚守岗位而动容地说道：“希望全国姐妹们更加努力，要多注重妇女的教育工作，不要做表面文章，要做实际工作”；并要求妇女“多参加国民大会，因为民主政治的实施与妇女解放有着很重要的关系，宪政运动和妇女也是不可分离的......妇女们都能够起来做坚持抗战的工作”。[6]1940年4月27日，宋庆龄出席成都励志社举行的欢迎茶会，会上勉励妇女界努力宪政运动说道：“承被邀请到川，目睹一切，良足佩慰。余以为我妇女界所宜着重者，厥为教育工作。将来国民大会，不日召集，应使妇女界明了其重要性，由各团体推出代表参加宪政运动，动员广大妇女努力于此，亦为吾人对抗战上的重大贡献。”[7]宋庆龄为了推动妇女运动，以提高中国妇女的国际地位，对国民外交协会妇女工作委员会就妇女工作提出了宝贵的意见：要从教育着手，希望该会分别举行对于英、美、法、苏、日各国之讨论会，加强妇女对于国际问题之认识，同时亦可将国民一致之意见影响于外交。[8]

宋庆龄在渝关心战时儿童的救助工作。1940年4月3日，宋庆龄前往歌乐山重庆第一儿童保育院，实地了解到保育院因战时经济困难、造成孩子们营养不足，管理和教育不当，以及缺乏医疗设施等现实问题，感到十分焦虑与担心。但当她听到保育院的院长讲述这些在炮火烈焰中逢生的孩子在极其艰苦和困难的条件下，冒着敌机狂炸肆虐的危险，仍努力地学习、顽强地生活，用他们纯真的歌声和质朴的表演，在大后方参加募捐、劳军等抗日义演宣传活动，而甚感欣慰。为此，她深情地说道：难童诸生既受此良好训练，将来必不致产生汪精卫一类人物。[9]次日，时值儿童节，她特意购买糖果500余份，作为儿童节的礼物，赠送给重庆第一儿童保育院的难童。[10]4月9日，宋庆龄参观了中苏儿童生活照片展览会。宋庆龄在渝对战时儿童所付诸的关爱，抚平了难童因战争失去亲人和家园的伤痛，温暖着一颗颗幼小的心灵。她在致函国际友人亚瑟·伯朴的信附言道：我去前线访问6周，刚刚回来，在我访问过的不同团体中，战灾难童受到我特别的注意。”并谓：“不久我将寄一封详细的有关这一问题的信给你。随信寄去一张战灾难童的快照，它是我在视察旅途中抓拍的。”[11]宋庆龄把对战时儿童的关怀和救助工作作为一种责任，而付诸于行动。据统计，宋庆龄领导重庆保卫中国同盟为战时儿童提供的捐款额分别为：1942年-1945年36122017.52美元 、42216824.50法币。[12]

宋庆龄在渝耳闻亲历者讲述重庆“五三”、“五四”大轰炸遗留下的断垣残壁，当目睹坚强的重庆人民在废墟墙壁上写下：“愈炸愈勇”以誓努力抗战之精神，甚为钦佩。她在内江公园万人民众大会上发表演讲中说道：由香港到渝后，各地惨遭日机轰炸后情状，深感同胞敌忾同仇，抗战前途甚可乐观。但吾人所需克服之困难尚多，端赖同胞共同协作，努力不懈。敌人速战速决之迷梦，现在完全打破，全世界亦均知中国为一不可克服之民族。但吾人不可因而疏怠，应遵照孙总理之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所指出之方针，切实努力奉行，则一切困难皆可克服，民族复兴前途，将更为光明。[13]宋庆龄为了争取各国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与支持，通过各种方式向世界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战事迹，呼吁国际援助。1940年4月15日，宋庆龄以保卫中国同盟主席的身份发表《给国外朋友的一封信》指出：“中国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已经进行了将近3年了，我们的人民和政府一直在英勇地面对着不仅在武装抵抗方面，也在战时建设、难民就业和战时救济等方面的问题。……世界上成千上万的中国朋友，所有热爱和平、热爱自由的男男女女，都认识到在中国发生的事，也是每一个人所应关心和负起责任的事。他们都了解到，要给予真正的、持久的、建设性的和民主的救济，不是通过外国机构来分配救济款物，而是帮助中国人民使他们有自救的力量。”信函阐明保卫中国同盟的目标及成立以来所做的工作；呼吁各国朋友继续援助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而不要减少这种援助。同时指出：“中国人民的需要越来越紧迫，他们付出巨大牺牲的代价所建立起来的基础一定要保证，而救济基金和救济物资却在减少着……我们的人民，毫无怨言地坚持着斗争，因为他们知道，只有长期的抗战直至最后一个侵略者被驱逐出境，他们才能获得自由和一个更美好的未来。我们向你们呼吁，请你们以同样的决心，尽你们一切的力量去消除他们的苦难，坚定地、不间歇地帮助，不减少一分力量，一直坚持到我们的胜利——也即是你们的胜利为止。”[14]4月18日，宋庆龄前往重庆中央广播电台，通过美国NBC电台慷慨激昂地向全美广播：“日本借着它拥有优越的武器，在开战以前，曾向世界夸下海口，要使占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于三个月内，向日本屈服。可是我们中国，曾经始终不屈地作有效的抗战，在33个月以上，而且抱定了继续抗战的决心，自信必能获得最后胜利，太平洋和全世界人民的将来历史，一定和以前不同，且将更见光明灿烂，因为中国不愿做奴隶的四万万五千万的人民，已经拿起了武器，争取自己的自由，同时也是为你们大家争取自由。”[15]

抗战时期，宋庆龄在欧战紧张，国际形势急剧变化，国内日寇汉奸叛逆，抗战艰难之际，冒着各种危险，为团结抗战奔赴于重庆，所到之处体察到人民的呼声，躬行践履的指导妇女界开展救亡运动，通过向全世界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让许多爱好和平的国际团体、国际友人对中国的抗战伸出了援助之手用行动实现其团结、统一、联合抗战的理想，在国内外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被看成是中国团结抗战的象征。

注释：

[1]梁寒冰：《中国现代史大事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06页。

[2]梁寒冰：《中国现代史大事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07页。

[3]重庆抗战丛书编纂委员会、重庆出版社编：《重庆抗战大事记》，重庆出版社，1995年，第72页。

[4]《新华日报》，1940年4月3日。

[5]《大公报》，1940年4月2日。

[6]《新华日报》，1940年4月8日。

[7]《新华日报》，1940年4月30日。

[8]《新民报》，1940年4月10日。

[9]《大公报》，1940年4月4日。

[10]《新华日报》，1940年4月5日。

[11]宋庆龄：《宋庆龄书信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76页。

[12]陈漱渝：《宋庆龄传》，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年，第307页。

[13]《中央日报》，1940年5月7-8日。

[14]《保卫中国同盟年报》1939年-1940年；《宋庆龄选集》上卷，第308-310页；《宋庆龄书信集》上册，第171-173页。

[15]《新华日报》1940年4月19日。

（作者单位：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