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语语系”与“想象的共同体”：解构视域中的“中国”认同

摘 要：“华语语系”及其理论摹本“想象的共同体”都是西方“后学”的理论实践，其理论的“洞见”与“盲视”取决于“后学”方法的知识谱系与问题意识。在这一论域中出现的“中国”、“西方”与“世界”等概念，均无法用我们熟悉的理论体系如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加以读解。我们与“华语语系”之间的对话，不仅仅涉及对这些被命名为“华语语系”或“华文文学”的艺术家及其作品的艺术价值的认定，更关乎诸如“我是谁？”、“何谓中国？”等一系列当代“认同政治”的核心命题，涉及我们在一个变动不居的全球化时代的情感结构、历史记忆与现实关怀。

关键词：华语语系；想象的共同体；后殖民；话语；权力

中图分类号：I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6）5-0076-16

一

“华语语系”（Sinophone）是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东亚系的史书美（Shu-mei Shih）教授在2007年出版的英文著作Visuality and Identity：Sinophone Articulations Across the Pacific（《视觉与认同：跨太平洋华语语系的表述与呈现》）中提出的一个理论范畴，指称发生在中国大陆之外的以华人和华语为主体的文艺实践，包括电影、美术、文学等等。用史书美的原话，则是指“在中国之外以及处于中国边缘、在数百年的历史中被不断改变并将中国大陆文化在地化的文化生产网络”①。尽管史书美的这一范畴从形式上看只是对西方学界通用的Anglo-phone（英语语系）、Francophone（法语语系）、Hispanophone（西语语系）、Lusophone（葡语语系）等概念的挪用，但其“去中国化”倾向仍然引起了广泛关注。这一倾向集中表达于史书美对所谓的“本质化”的“中国性”及其衍生出的“离散中国人”（Chinese diaspora）等概念与范畴的解构。在史书美看来，“离散中国人”“作为一个包含了共同祖先的专门名词，常常发挥着定义中国性的功能，指出中国性具有的无法回避的、本体论的、先验的性质……这是因为带有多重利害关系的中介——国族主义、文化主义、种族主义等等——不断坚持身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魂的永恒有效性（eternal validity），坚持中国性是真实的生命体验，以及坚持中国的中心性，并把中国视为祖国。”②史书美将“华语语系”视为对抗这一本质化的“中国性”的重要力量：“华语语系更多时候是一个强而有力的反中国中心论的场域。”③史书美选择了李安的《卧虎藏龙》等文艺作品作为“华语语系”的范例，通过分析这些作品如何“揭穿”我们常见的“指向一个‘永恒的中国’或‘本质中国性’（essential Chineseness）的幻象”④，指出通过这些作品的努力，“文化间互通有无与辗转腾挪的空间变得含混不清，华语语系表述也越来越清晰可见。”⑤

“华语语系”在全球华语世界持续发酵，尤其是得到了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的热情应和。作为美国中国文学研究中最有影响力的学者之一，王德威多年来一直关注海外华文创作，撰写和出版过大量介绍和分析世界华文文学的文章和专著，并多次组织华文作家工作坊，利用哈佛的讲堂推介华文文学。史书美的相关论文及专著出版后，王德威多次专门撰文推介。尽管王德威对史书美有关Sinophone的定义并非完全认可，不同意“华语语系”将中国大陆文学排斥在外，王德威自己近年的学术研究也始终将中国大陆文学视为华文文学的主体，但在问题意识与知识谱系上，王德威与史书美仍有心息想通之处。在王德威看来，“华语语系”的意思就是“华夏的声音”，王德威强调的认同对象并非民族国家意义上的“现代中国”，而是源远流长的“文化中国”，由此将中国大陆之外的华文文学解读为“花果飘零，灵根自植”，这种“道统外移”的结果，无外乎一个四分五裂、散布流衍的碎片化“中国”。王德威深得“后学”精髓，视巴赫金的“众声喧哗”为学术与文化政治的最高境界。多年来他对海内外华语文学与作家的研究，都在此平台上展开。王德威指出：“华语语系文学与以往海外华侨文学、华文文学最不同之处，就在于反对寻根、归根这样的单向运动轨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尽管王德威宣称虽然史书美的“后殖民主义理论框架，仍有辩论的余地”以及史书美对“海外”和“中国”所作的区分显得过于僵化，但“我以为史书美提出华语语系多重论述，首开华语语系研究新局，必须给予最大肯定。”在王德威看来：“华语语系”去中心的首要操作就是要去“国族文学”框架下的意识形态局限。王德威将之视为“一个辩证的起点”，“华语语系文学所呈现的是个变动的网络，充满对话也充满误解，可能彼此唱和也可能毫无交集。但无论如何，原来以国家文学为重点的文学史研究，应该因此产生重新思考的必要。”⑥

“华语语系”的“去中国”取向，显然与中国大陆近年日趋强盛的民族国家意识背道而驰——一方面，“民族国家认同”几乎成为了后革命时代“阶级认同”的唯一有效的替代物，另一方面，民族主义也成为近年中国经济快速崛起的重要伴生物。在这一语境中，“华语语系”对“政治正确”的冲击显而易见。对“华语语系”的批评，集中于史书美将中国大陆排斥在外，其次，则表现在史书美以Anglophone、Franchophone、Hispanicophone为模板打造出“Sinophone”（“华语语系”）这一范畴时，将中国海外华文文学与西方殖民地文学这两个完全不同性质的概念混为一谈。“phone”作为后缀的构词法特指作为词干的语言系别，是在异文化圈层内存在，尤其是指在语言宗主国之外，世界其他地区以宗主国语言写作的文学。史书美强调清帝国以来中国（面对藏、蒙、新疆及其他少数族裔）的“内陆殖民性”以及中国海外移民在移居地充满掠夺性的准殖民行径。而在史书美的批评者看来，中国近代以来的移民与移民文学，根本无法以十九世纪以来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在全球殖民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文化政治霸权以及殖民运动结束后这些前殖民地继续自我殖民的过程加以比附。西方殖民者往往通过军舰、大炮、传教士、东方主义等手段掠夺被殖民地的资源与财富，又通过殖民方式美化宗主国的文化传统，妖魔化被殖民者。而中国从未以任何军事方式、文化思想方式殖民目前华文文学所在的其他区域。史书美故意混淆二者的差异，将“华语语系文学”定义为一种后殖民主义的文类，将“去中国化”与“去殖民化”混为一谈，不仅仅是别有居心，延续的仍然是早已终结的冷战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