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责任承担问题

【摘要】本文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在吸收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毛泽东的三个建议进行分析，从而探析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原因、责任承担及其对党内政治作风的教训。

【关键词】建议；责任；教训

第五次“反围剿”时，毛泽东已经失去了兵权，李德、博古等人掌握了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权力，主要领导并指挥了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但是惨败。历史对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早已作出定论：主要是因洋顾问李德的瞎指挥。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毛泽东曾提出许多重要建议，但都被李德所拒绝。

一、对毛泽东三个建议的分析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100万兵力、二百架飞机对红军各根据地进行“围剿”，其中50万兵力重点“围剿”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开始时，毛泽东建议，红军既不能和敌人打正规战、阵地战，途以损耗革命力量，也不能死守中央苏区，和敌人拼消耗，并从两个方面提出了两个方案：一方案，采取以往做法，采取“诱敌深入”方针，将敌人诱至苏区腹地，而将红军主力隐蔽集结，乘敌人骄傲松懈而轻敌懈怠之时，待机破敌；另一方案，突破敌人重围，跳出外线到国民党统治区去作战。和敌人实行大“换防”，迫使敌人走出碉堡回防其根本重地，置碉堡于无用，红军从而在运动中消灭敌人。

从建议的内容来看，这个建议是大胆的。第一方案则依据前四次“反围剿”成功的经验，诱敌深入，采取任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歼敌一路的方针，把更多的胜利寄希望于国民党将领的错误，如骄傲强敌，单军前行等，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国民党第五次“围剿”是小心谨慎的，从来没来大跨步前进的，所采取的是“步步为营，出出建碉堡”的铁桶战术，以此把红军困死在中央苏区，以达到慢慢消灭的目的。从国民党所实施的战术来看，他们是不会置碉堡于不顾，分兵冒进的，因此，红军前四次“反围剿”的经验对于这次围剿是不行的。蒋介石是不会放弃自己的优势—已建成的堡垒，去犯前四次“围剿”中所犯的被红军拖疲拖累还找不到红军的错误战术。而李德认为这种方案会让我们的领土不战而弃，而且不能为我们阻止敌人并打击敌人提供保证，因此否定了毛泽东的第一种方案。其实李德的担忧并无道理，领土不战而弃，如果不能诱敌深入，反而会丧失打击敌人的机会。而毛泽东自此建议以后，包括彭德怀、周恩来，也再没有提出过内线歼敌的战法，所有的建议几乎都是跳到外线去，与国民党寻机作战。本人认为，毛泽东的这种方案，假如不能“诱敌深入”，只能加快国民党修建堡垒的计划，从而更快地困住红军，这种方案，或者说这步棋有点冒险。第二种方案依靠自己的努力，目的在于打破敌人的“铁桶计划”值得去尝试。毛泽东的这种方案是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表现，但是之所以被李德等人否决，是因为他认为“由于敌人的堡垒构筑坚固，并且层层向纵深发展，所以想在这里突围，到敌人的外侧或背后作战，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从这句话里我们看以李德并非不同意毛泽东的这种方案，而是认为这种方案的成功机会很小。众所周知，毛泽东的战术以“奇”著称，在前几次“围剿”中都是乘敌不备，以求歼敌，而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就主张打敌人碉堡，即打有备之敌，寻求突围，这是匪夷所思的，因为这个方案摒弃了以往坚持内线作战，诱敌深入，歼敌一路的的做法。这也正反应了第五次反“围剿”的严重性，而毛泽东这是站在国民党战术新变化的高度上提出自己的妙策。由于毛泽东并没有明确主力红军突围的方向，所以无法过多地讨论，但是第二种方案是值得去尝试的，既然无法在内线诱敌，歼灭敌人，只有去外线寻找机会，待机歼敌。而毛泽东的这种建议，在福建事变发生时，在主力红军突围去外线歼敌的方向上已经明确。

毛泽东的第二个建议。福建事变后，毛泽东建议：以红军主力“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苏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毛泽东的第三个建议是在广昌战役失败后，提出了主力红军突围调敌到湖南中部以寻机歼敌的建议。这两个建议后被称为富有战略性的建议，甚至有人提出，若能采纳这些建议，红军就能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无论是北出苏浙皖赣还是去湘中，都是要在外线寻求作战，打到外围去，这和“反围剿”开始时的第二種方案相同，也可以这样说，这两个建议是建立在第二种方案的思路之上的，并且在突围和外线作战方向上的都很明确，这说明这两个建议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关于毛泽东这个方案的可行性以及所采取的战略方针，许多人都已经做过详细而深入的探讨，并明显分为两派，在此不再作更多的论述，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著名史学家陈铁健先生的观点，他通过对多年来的研究成果的总结，认为：“北出方案其中一个难以克服的障碍是敌重兵在北，突破不易。敌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前敌总指挥蒋鼎文，辖近40个师，全是蒋介石嫡系，甲种师，装备好，战斗力强。福建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以11个师入闽镇压。红军似乎可以乘机突破敌北线封锁。其实，北线敌人尚有近30个师，凭堡报守。福建事变前后，红一、三军团几次试图北突，未成。”毛泽东的北出方案的关键在于是否能突围出去，而突围出去究竟能产生什么样的效果，时至今日，这两个问题的讨论依旧悬而为决，但是在国民党强大的“围剿”压力下，越早突围越来已经成为了许多研究者的共识。笔者也认为在李德等人指挥下红军连续受挫，损失惨重，看不到打破敌人“围剿”的希望时，毛泽东的建议是值得去尝试的。

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红军的兵力是前四次“围剿”红军兵力的总和，并采取堡垒战术，弱小的红军已经失去了调动兵力的力量，小股的红军的进击已经无法吸引敌人冒进进击，而这种问题在第四次“反围剿”时已经体现出来。从毛泽东的三次建议中可以明显看出，第五次反“围剿”是异常艰难的，毛泽东也抛弃了他一贯坚持的诱敌深入，歼敌一路的做法，而是提出了以往不同的建议，即跳到外线去，寻机突围，在运动中寻找歼敌良机，这种建议是值得去尝试的。

二、第五次“围剿”与“反围剿”

第五次“围剿”和反“围剿”并不是“狭路相逢勇者胜”的较量，而是一场力量极其悬殊的较量。战争的结果必然是一方胜利一方失败，而胜利者之所以是胜利者，不仅仅在于力量可能存在的悬殊，还在于失败者所犯的错误。通常说法，前三次反“围剿”的胜利是由于毛泽东采用了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作战方针，而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是由于朱德、周恩来等将领抵制了王明的“左”倾错误，采用了大兵团伏击战术，即采用了毛泽东的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军事理论，最终取得了胜利。而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则在于博古、李德等人错误的军事指挥，没有实行以往反“围剿”中的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作战方针。其实这些认识是很不客观的，关于第五次“围剿”与反“围剿”的军事战略问题，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研究其实已经解决了，陈铁健先生认为：“诱敌深入，要看条件。”第五次“围剿”国民党军队的兵力几乎远远超过前四次“围剿”兵力的总和，而且准备充分，并聘用一批德国顾问；重要的是在第五次“围剿”中，蒋介石已经吸取了前四次“围剿”失败的教训，表现在军事布置的最大变化是“采取了不同以往的‘围剿’的堡垒主义新战略，即专门对付红军的运动战和诱敌深入，击敌一路做法”；政治上，蒋介石首次提出 “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等，以爭取民心，这些都和以往存在很大的不同，蒋介石第五次“围剿”是下定决心占定苏区和消灭中央红军的，从蒋介石把第五次“围剿”的一半兵力布置在中央苏区可以证明，因此蒋介石是不会为小股红军而放弃自己的计划的，而如果敌人不会被诱，红军也无诱敌歼敌之力。马福生说得更好：“谋略是建立在实力的基础上，而红军当时恰恰缺乏调动敌人的足够实力，这才是问题的症结。”若红军主力不大规模突围运动，是很难调动敌人的。在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到结束，毛泽东除在第一次曾提出诱敌方案之后，再也没有提出过这样类似的方案了。

笔者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在于军事方面。众所周知，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并没有过多地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只是打退了敌人的包围，取得了暂时的胜利。过多地在第五次反“围剿”失利方面强调政治原因，甚至用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来和第五次反“围剿”作比较是不恰当的。许多如前面所说的“左”倾错误政策，如打击中间势力、肃反扩大化等，其实在第四次反“围剿”时已经出现，但是第四次反“围剿”胜利了，胜利者是不受任何指责的。因此，笔者不赞同：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而采用翻旧账的方式把许多问题抖出来全部归于博古、李德等人的做法。正如李德所说，难道中国革命的失败，要我一个外国人来担负全部责任吗？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要用全面的眼光去看问题、分析问题，分清重点，实事求是，把握事情发展的主要方面，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因此，笔者强调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应首先着重从军事力量和指挥者素质考虑，即国民党此次出兵的空前强大，内部团结，以及采取新的“围剿”战术；共产党军事上的弱小、战术指挥失误以及对国民党“围剿”新战术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

三、第五次“反围剿”对党的教训

第五次反“围剿”所应采取的战略与战术，并不应该与前四次相同，因为国民党已经吸取了前四次“围剿”的教训，其“围剿”的战术已经发生了变化，那么红军的反“围剿”也应该发生变化。面对不同以往的第五次反革命“围剿”，毛泽东与李德两人都提出了不同的战术，事实证明李德所采用的军事战术是错误的，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历史无法重演，毛泽东的战术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无用武之地，甚至连尝试的机会也没给。因此在红军反“围剿”的失败承担责任问题上，大部人认为应由李德等人承担，也有人过多地强调客观条件以及毛泽东建议中的问题，认为第五次“反围剿”本来就是一场实力极其悬殊的较量，而且毛泽东的建议也不一定正确，并且李德等人作出的决策都是经过党中央同意的，因此不应该有谁承担责任的问题。但是，我们因该清醒地看到李德等人“家长制”的作风，使得毛泽东的建议屡屡被拒绝，而自己错误的军事政策却又不能得到纠正，如此这样说来，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惨败应该是必然的。

第五次“反围剿”的教训是深刻的，不仅仅是李德等人错误指挥的问题，也并非是毛泽东的建议就一定是真理的问题，而是全党的作风问题，它告诉我们党内一定要加强民主，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全党人的智慧，才能不犯错误，专政的“家长制”对于革命是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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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志坚（1986—），男，河南兰考人，硕士研究生学历，临沂市博物馆助理馆员，主要研究方向：历史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