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武鸣河流域先秦墓葬的初步研究

武鸣河流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自然地理单元，东部的大明山脉和西部的崇山峻岭将整个流域合围成一个盆地，整个地势东北高，西南低，盆地内错纵分布着低山、丘陵、梯地和小平原，流域内各支流向中南汇集成武鸣河之后向西南注入右江。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在该流域内的勉岭、猪敢、元龙坡、安等秧、岜马山、独山、岜旺、弄山等地发现了一大批先秦墓葬。本文从考古类型学、年代学的角度，对这批墓葬的文化发展序列、年代关系进行梳理，分析其考古学文化属性，并对各阶段墓葬的族属及所反映的社会状况进行讨论。

一. 墓葬情况概述

为方便讨论，首先对流域内的先秦墓葬情况作简单介绍。

1．弄山岩洞葬

弄山岩洞葬位于武鸣县仙湖镇邓吉村雷蓝屯东约300米的弄山山脚，周围是低矮的丘陵、河流冲积平原和分散的石山，2003年发现并清理。墓葬所在的洞穴由洞厅和4个支洞组成，面积约200多平方米，洞口用石块封堵，高出地面约9米。尸骨及随葬品因地下水的作用多移离原位，大部分被厚约20～50厘米、松软的灰黄色泥土所覆盖。葬式不清，推测是平地摆放，不加掩埋。从人骨残存状况看，该洞至少埋葬有二个成年个体。随葬品包括70余件陶器和若干陶片，还有23件石器、4件玉器和11件蚌饰。此外，洞内还有野猪、鹿、犀牛、猩猩、豪猪、牛、熊、剑齿象等动物化石，估计是被水冲到洞内的，而不是人为遗留。陶器以夹砂陶为主，有少量泥质陶；采用泥片贴塑法成型，部分器物可能已使用慢轮修整；陶色以红褐陶为主，部分黑陶，少量灰黑陶、红陶，器表颜色斑驳，同一件器物上往往有二种以上的颜色，胎内多呈红色，大部分器物底部或腹部有烟熏的痕迹；器表除个别素面外，绝大部分饰交错细绳纹，有的在绳纹之上再施多线刻划纹，另有少量的彩绘、镂空及附加堆纹，个别陶器的领部上有陶衣；器类以圜底器为主，还有三足和圈足器，器形以罐、釜为主，还有钵、壶、碗、杯等。石器以有肩石锛和大石铲为主，还有石刀等。玉器有玦和坠子两种。蚌饰为穿孔的长条形串饰{1}。

2．岜旺岩洞葬

岜旺岩洞葬位于武鸣县两江镇英俊村岜旺屯东约20米的岜旺山山脚，不远处是连绵的大明山，周围为宽阔的田地，2000年发现并清理。墓葬所在的洞室略呈不规则长方形，面积约200平方米，洞口用一块大石封堵，高出地面约6米。洞内大部分随葬品和人骨被厚约40厘米的泥土所覆盖，没有发现墓坑和葬具，人骨残缺不全且散布于洞内各处，葬式不清，经鉴定，人骨约有8个个体，4男4女，年龄以中老年居多。随葬品包括25件陶器及若干陶片和8件玉石器，部分陶器因地下水的作用而移离原位靠洞壁散布。陶器以夹细砂为主，有少量泥质陶；陶色以红褐为主，灰褐陶次之；纹饰以交错细绳纹为主，部分在绳纹上再施多线刻划纹，少量彩绘宽带纹。器类流行圜底器和三足器，不见圈足器，器形主要有釜、杯、缽，有的釜在圜底下附有三个乳足。玉石器有双肩石锛和玉玦、坠子等{2}。

3．岜马山岩洞葬

岜马山岩洞葬位于武鸣县陆斡镇覃内村旁的岜马山山脚，周围是石灰岩峰丛地形，1986年发现并清理。墓葬所在的岩洞由内外洞室组成，之间有一狭窄的通道相连，通道口用大石块封堵，内洞室面积约7平方米。尸骨和随葬品摆放在内洞室的五个壁洞中，壁洞内有10～20厘米厚的积土，未见葬具和墓坑，尸骨数目不清，葬式不明。随葬品包括17件陶器、9件石器和1件玉器，另外，还发现有58颗经加工的石子。陶器均为夹砂陶，表面陶色不均匀，以灰红色为主，部分有轮制痕迹，器表打磨光滑，部分器物有烟熏痕迹，多素面，纹饰有同心圆弦纹和云纹，器类有圜底器和圈足器，不见三足器，器形以壶为主，还有釜、杯、纺轮等。石器长条梯形锛为主，还有戈、刻刀，玉器仅见镯一种{3}。

4．敢猪岩洞葬

敢猪岩洞葬位于武鸣县马头镇那堤村东约1千米的敢猪山近山顶处，周围是典型的峰丛洼地。1974年发现，2006年清理。墓葬所在的岩洞高出山脚约60米。洞口东南向，小而隐蔽，不易发现。尸骨和随葬品摆放在一个平面大致呈“凸”字形的洞室，面积约30平方米。在洞室中部的黄色粘土层中有8处人骨和随葬品比较集中的地方，没有发现挖墓坑的现象，也没有发现葬具，推测安置死者的方式为平地摆放，葬式可能为屈肢葬，葬法为一次葬，尸骨有用火焚烧的迹象。所采集的人骨经鉴定有16个个体，其中男性6个，女性7个，未成年3个，推测是一处家族（或家庭）墓地。随葬品包括17件陶器（另有1000余片陶片），21件石器，1797件玉器（片），1件青铜戈，4件骨器，另外还有2件海贝，6件贝壳，597颗小石子。陶器均为夹砂陶；陶色有红、红褐、灰黄、橙黄、灰、黑等几种，以红褐、橙黄和黑色为主，但器表颜色多不均匀，一件器物上常有多种颜色并存；器表多素面，约占95%以上，少量饰细绳纹；器类以圜底器和圈足器为主，极少三足器；器形有壶、釜、罐、缽、杯、豆、盘、簋形器、纺轮等，以罐、壶为主。石器全部磨制光滑，器形精美，器体小，多为生产工具，器形有锛、凿、钺、刀等，以锛、凿为主。玉器为以透闪石为主的软玉类，器形有锛、凿等生产工具和玦、环、镯、璜、管饰和穿孔玉片等装饰品，以装饰品为主，玉制的生产工具与石器在器形、制作方法上相同，器体小，刃缘锋利。骨器有锥、镞、璜等{4}。

5．独山岩洞葬

独山岩洞葬位于武鸣县两江镇三联村独山屯西北的独山山腰上，不远处是连绵的大明山，周围是开阔的平地，1987年发现并清理。墓葬所在的岩洞高出地面约100米，洞口朝北，被人用大石块封堵，洞室呈长条形，面积约20平方米。尸骨和随葬品摆放在洞室最里端一个自然形成的长方形岩穴中，上面盖土厚约15～20厘米。没有发现葬具及墓坑，从残存的尸骨看，墓主可能是一中年男性。随葬品包括12件青铜器，1{5}件素面的灰黑色夹砂陶钵，1件玉钏和1件砺石。青铜器有剑、矛、钺、戈、斧、镞和刮刀等{6}。

6．元龙坡墓群

元龙坡墓群位于马头乡马头圩东北约0.5公里的元龙坡上。1985年11月至1986年3月发掘清理。共发掘墓葬350座，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部分墓葬有二层台和长方形、半圆形侧室。墓葬分布密集，排列整齐，填土经夯实，有的墓坑经烧烤，人骨皆朽蚀无存，葬式不明。有54座墓没有随葬品，有随葬品的墓一般每墓只有3～4件，最多不过十余件，没有明显差别。将随葬品打碎后散放在填土中及墓底的现象普遍，另外，还有在墓坑中放置大石块的现象。296座墓出土随葬器物1000多件，有陶、铜、玉、石等质料的生活用具、生产工具、兵器、佩饰等。陶器以夹砂陶为主，器形绝大多数为圜底，有少量圈足、平底器，种类有折沿釜、敞口折沿圜底罐、敞口深腹圜底罐、敞口圜底钵、敞口平底钵、小口罐、圈足壶、圈足碗、圈足杯、纺轮等，器表多经打磨，素面为主，有彩绘陶。铜器出土110余件。种类有盘、卣、矛、钺、斧、剑（匕首）、刀、镞、针、圆形器、凿、镦、铃、钟、链环等。玉器200余件，有环、钏、玦、管饰、穿孔玉片、坠子、扣形器、方形玉片、镂空雕饰、凿等。石器200余件，有范、砺石等{7}。

7．安等秧墓群

安等秧墓群位于在元龙坡墓群西南约一千米的安等秧山坡上。1985年11月发掘了86座战国墓，均为规模较小的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填土经夯打，较坚硬。随葬品简单，最多的14件，少的1～2件，另有约30％的墓葬没有随葬品。随葬器物一般为实用兵器、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少量装饰品，没有明显的器物组合规律。陶器有54件，其中24件为敞口圜底的夹砂陶釜，与元龙坡所出相似，其余为泥质的陶罐、杯、钵、纺轮等。罐饰拍印方格纹、米字纹、刻划水波纹、弦纹、篦点纹等，杯、钵均素面。另外，在罐、杯、钵的底部或肩部多刻划一至二个符号。铜器有86件，以斧、剑最多，还有矛、钺、镞、刮刀、镯、钏、铃、带钩等。玉石器数量较多，有玦、璜两种。铁器仅见1件铁锸{8}。

此外，在武鸣县马头乡全苏勉岭出土的商代铜卣和铜戈的地方，也被认为是一处土坑墓{9}，因破坏严重而墓葬形制不明。

二. 墓葬文化属性分析

上述墓葬可分为土坑墓和岩洞葬两类。元龙坡和安等秧墓群为土坑墓，包括勉岭商代墓，其余为岩洞葬。总体看来，这两类墓葬的文化面貌差异性大于共性，它们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各方面。

第一，在分布地域和自然环境上有不同。

从墓葬的分布地域看，我们发现，土坑墓集中分布于大明山西麓的丘陵地带，岩洞葬则零散分布在土坑墓的外围。在自然环境上，土坑墓所在的丘陵地带背靠大山，面向平原，水系发达，土地肥沃，适合农耕；岩洞葬除岜旺和独山的周围地形比较开阔外，其余三处所处环境比较闭塞，土地贫瘠但动植物资源丰富。从整个广西看，先秦岩洞葬所在的环境也多为峰丛洼地，如大新歌寿岩{10}、龙州更洒、八角岩{11}、宜州六桥、鹞鹰山{12}等。

第二，在发展序列和年代上有差异。

武鸣河流域的岩洞葬可分三期，第一期有弄山和岜旺，陶器上以夹砂红褐陶为主，几乎所有的器物上都施有交错绳纹，流行在绳纹上施复线刻划纹，还有少量的镂空、彩绘和附加堆纹。所有器物都是圜底，有部分器物在圜底下接上圈足或三乳足，器形以釜、罐为主，还有罐、钵、杯、碗、壶等，体量多矮小，大型器鲜见。釜罐总体造型特征是口沿微外撇，作成短唇或直领，腹壁微弧略直，腹部下垂，圜底。石器均通体磨光，以灰色为主，光泽度不太好，流行有肩石器，锋部多磨成长方形，斜刃或直刃。玉器主要是装饰品，以方形或长方形玦为主。第二期包括岜马山和敢猪，陶器也是以红褐的夹砂陶为主，器表大部分打磨光滑，极少有纹饰，流行在圜底下加圈足，三足器基本不见，带耳器比较多见，壶、罐类比较发达，圈足的豆、盘及带耳杯比较有特色，施同心圆弦纹的纺轮数量不少，体量变得比较高，直领、垂腹器几乎消失。石器大部分磨制精致，质地坚硬，色泽温润雅致，接近于玉，有肩石器基本消失，流行长条形或梯形的斧、锛、凿，刃部锋利，锋部多磨成三角形或梯形。玉器还以装饰品为主，玦、环、玉片等轮廓多为圆形。青铜器有三角援戈一种。第三期有独山，文化面貌已经突变，陶器仅见敞口圜底釜一种，其特征与一、二期的同类器基本一致。石质工具和兵器不见，代之以大量的青铜器。

土坑墓情况比较复杂，元龙坡发掘了350座墓，从出土的遗物特征看，似乎有早晚之分，从公布的八个碳十四测年数据看，其年代跨度也比较大，采自墓葬的木炭测年数据最早为距今3230年，可到商代晚期，大部分都落在西周至春秋时期{13}。通过资料的全面整理，350座墓葬也许可区分出不同的期别。安等秧的情况也大致如此。综合考虑，土坑墓也大概可分三期，第一期包括勉岭和以M237为代表的元龙坡早期墓葬，陶器以夹砂的灰褐陶为主，器表多打磨，少量饰有交错绳纹，圜底器流行，有少量的圈足器和带耳器，器形有釜、罐、钵、壶、碗、杯及纺轮等，造型基本上是折沿、鼓腹或敞口、斜弧腹，器物体量中等。玉石质的工具、兵器罕见。青铜器有戈、卣等。第二期包括以M130为代表的元龙坡后期墓，陶器以夹砂的灰褐陶为主，器表多打磨，纹饰有凹凸弦纹、云雷纹、方格纹等，流行圜底器，有的圜底近平，主要器形有釜、罐、钵等，有的器形比较高大。除石范和玉饰品外，不见其他玉石质的工具和兵器，有较多的青铜工具和兵器，器形有矛、钺、斧、剑（匕首）、刀、镞、凿、镦等。第三期包括安等秧的大部分墓葬，陶器除夹砂的灰红色素面陶釜外，同时有较多的几何形印纹硬陶，青铜工具和兵器发达。

上述墓葬的清理发掘报告或简报对其年代都作了比较全面的分析，基本可从。岩洞葬方面，第一期的弄山和岜旺年代基本相当，介于感驮岩遗址的一期与二期之间{14}，为距今4000年左右。第二期的岜马山和敢猪的年代相当于感驮岩遗址的二期后段，为商代晚期到西周前期。第三期的独山，年代为战国时期，发展序列为弄山→岜旺→岜马山→敢猪→独山。如上分析，元龙坡墓葬应有早晚之分，勉岭出土的铜卣、铜戈是商代晚期之物，第一期土坑墓的年代与第二期岩洞葬的年代相当，为商代晚期到西周前期，第二期土坑墓为西周后期到春秋时期，第三期年代为战国时期，土坑墓的发展序列是勉岭→元龙坡→安等秧。比较岩洞葬和土坑墓的发展序列，我们发现它们发展有先后，岩洞葬年代早，延续时间长，土坑墓出现的年代相对较晚，商代晚期至战国时期，它们是并行发展的关系。

第三，在文化面貌上有差别。

要准确把握两者文化面貌的差异，就必须将其放在相同的时间维度中进行考察，上述可知，商代晚期至战国时期，岩洞葬和土坑墓是并行发展的关系。战国以前，岩洞葬与土坑墓在文化面貌上的差别则较大，除了墓葬形式有根本区别外，埋葬习俗、随葬品特征也截然不同，到战国时期，它们的差别则明显缩小，文化面貌趋同。

在埋葬习俗上，无论年代早晚，两者均有明显差别。岩洞葬对葬所的要求是隐秘，为了不被人发现，洞口还用大石块封堵，尸骨的处理方式是不挖墓坑，平地摆放，不加掩埋，流行多人合葬，在仪式中有用火烧尸骨的做法，随葬品也多平地摆放。土坑墓则是有固定的墓地并且有相对集中的区域，如元龙坡墓地就有三个墓葬聚集区，有规划，容易辨别，墓坑营造统一，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有强烈的方向意识{15}，施行单人葬，在仪式中有用火烧烤墓坑和放置大石块的做法，随葬品打碎分散埋葬的现象普遍。

在随葬品特征方面，战国以前（不包括第一期岩洞葬），在器类上，岩洞葬有数量较多的直领罐、高领壶及扁平的纺轮，土坑墓则有较多U形或V形的釜或钵及鼓凸的纺轮。在随葬品的组合上，两者差别更加明显。岩洞葬的基本组合是夹砂陶器＋玉石工具、兵器，极少青铜器，而土坑墓的基本组合则是夹砂陶器＋青铜工具、兵器，极少玉石器，当然，它们也有一些共同的时代特征，如以夹砂素面的敞口、弧腹的釜、罐为主，圈足器及带耳器多。战国时期，大量随葬青铜工具和兵器是其共同的时代特征，青铜器的特征也接近，差别主要表现在器物组合上，岩洞葬是夹砂陶＋青铜工具和兵器＋玉质装饰品，土坑墓则是夹砂陶和几何形印纹硬陶＋青铜工具和兵器＋玉质和铜质装饰品，夹砂陶都是近V形釜，最大的差别是土坑墓有数量较多的几何形印纹硬陶。

同时期的岩洞葬和土坑墓显示出来的共性，是共同的时代风格使然，而它们之间的差异则是文化属性的不同造成。

目前看来，广西先秦岩洞葬大概经历了夏商、商末周初、西周春秋、战国等四个发展阶段，每个阶段的文化特征都比较清楚{16}，战国以前的岩洞葬其文化面貌基本一致，发展脉络清楚，属于同一考古学文化的不同发展阶段，该考古学文化的基本特征是：

1． 分布范围相对集中，即主要分布在柳江以西的广西中西部石山地区。

2． 有相似的地理环境，遗址或墓葬一般位于相对独立的山间河谷地带。

3． 延续时间长，从新石器时代末到青铜时代早中期，综合碳十四年代数据分析，其绝对年代约为距今4500到2500年。

4． 以岩洞葬为主要的埋葬习俗。

5． 有相同类型的器物组合：陶器多为手制，以夹砂红褐陶和灰陶为主，火候较高，胎薄，有彩绘陶，早期流行绳纹和绳纹上加刻划纹，晚期磨光素面陶比例大增，圜底器始终占据主流，有在圜底下加圈足和三足的做法，早期多加三足，晚期则以圈足为主，器形上U形罐（釜）和有领罐（釜）贯穿始终，晚期出现较多的簋形器或碗和同心圆弦纹纺轮等。大量使用石器，石器质地坚硬，色泽素雅，磨制精致，早期器形流行有肩石斧、石锛，晚期则以长条形、梯形的斧、锛为主；有一定数量的装饰品；晚期出现小型的青铜工具、兵器。

6． 经济形态为农耕和采集狩猎并存。该考古学文化是在本地的史前考古学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到晚期，吸收了部分外来的文化因素，是典型的土著文化。该考古学文化可分为左右江类型和红水河类型，武鸣河流域的第一、第二期岩洞葬属左右江类型，第一期属该考古学文化的早期后段，第二期属晚期前段{17}。

战国以前的土坑墓在文化面貌上则与该考古学文化判然有别，有自己的文化归属，由于材料过于单薄，其总体文化特征尚未明了，已知的特征有：

1． 流行狭长小型竖穴土坑墓，墓底没有腰坑，有在墓坑中放置大石块和将随葬品打碎、拆散埋葬的习俗。

2． 陶器盛行夹砂圜底器，少见圈足器和平底器，没有三足器，器表多打磨，纹饰有绳纹、凹凸弦纹、云雷纹、方格纹等。

3． 青铜兵器和工具发达，流行三角形云纹匕首、伞状铜圆形器、圆銎长骹矛、风字形钺、斜刃铜钺、新月形刀、桃形镂孔镞等。

独山岩洞葬年代已进入战国时期，其文化面貌与之前的岩洞葬比较有大变化，除保持先前的埋葬习俗外，随葬品特征已经发生根本改变，显然已不再归属于同一考古学文化，而演变成新的考古学文化，其文化面貌具有融合型特征，继承了当地前期文化中的近V形陶釜，同时吸收了当时流行于东部、北部属西瓯青铜文化的扁茎无格铜剑、竹叶形铜刮刀、双肩铲形铜钺等{18}，独山的文化面貌与同时期桂东北的灵川富足、水头村岩洞葬基本一致{19}，如果单从随葬品总体特征看，它们可归属西瓯青铜文化。

安等秧大部分土坑墓也是战国时期，其文化面貌与独山岩洞葬相比，同样流行V形夹砂陶釜、扁茎无格铜剑、竹叶形铜刮刀、双肩铲形铜钺、王字纹铜矛及T字形环（钏），不同的是安等秧还有一字格铜剑、铜铃和几何形印纹硬陶，其大部分随葬品特征与平乐银山岭战国墓基本相同{20}，无疑也属西瓯青铜文化。

通过文化因素分析，可以发现无论是独山还是安等秧，它们的文化构成并不纯粹，特别是安等秧，既有西瓯青铜文化的特征，如几何形印纹硬陶、扁茎无格剑、双肩铲形钺、竹叶形刮刀等，也有骆越青铜文化的因素，如一字格铜剑等{21}，此外，还有继承本地早期文化的因素，如V形夹砂陶釜、花边方形玉玦、T字形环（钏）等，其文化面貌又不完全等同于以平乐银山岭为代表的西瓯青铜文化。这表明，西瓯青铜文化也许可划分不同的地方类型，目前看来，至少可分出以平乐银山岭为代表的桂东类型和以武鸣安等秧为代表的桂西类型。

三. 墓葬的族属讨论

经过多年的研究，学界一般认为先秦时期活动于广西地区的族群主要有西瓯和骆越。从文献记载来看，西瓯可能最早形成于商代，《逸周书·王会解》载：“伊尹受命，于是为四方令曰：‘臣请……正南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请令以珠玑、玳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有人认为这里的“瓯”，应指在今广西境内的瓯人，大约为了区别起见，古人将今浙江、福建的瓯人称为“东瓯”，而将今广西的瓯人称为“西瓯”{22}，西瓯在秦和西汉前期相当活跃{23}。除《逸周书·王会解》中提到的“路人”可能是“骆人”外，在先秦的文献中都没有提及“骆”的名称，这表明骆越的形成年代可能略晚于西瓯，骆越人活动的时代大致是从战国至东汉时期{24}。从考古发现看，在新石器时代，广西地区大概可分桂北、桂中、桂南、桂西四个大的文化区域{25}，到青铜时代，则逐渐形成桂东、桂西两个大的文化区域{26}，这大概也是西瓯、骆越的形成过程。

关于西瓯与骆越的活动地域，较多的学者认为，西瓯在今桂江流域和西江流域，骆越则在今左、右江流域和越南红河流域；而广东西南的湛江一带和广西东南部的合浦、钦州一带则是西瓯、骆越的杂居地。也有人认为今桂江、西江流域并非西瓯人的居地。其实，它们的居地并非一成不变，随着环境的改变、人群的交往或者战争的兼并，居地发生变化也是常有的事。西瓯和骆越人居地的考辨，更多还依赖于考古学的证据。

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基本上属于不同的人群，因此，可通过考古学文化所反映的特征来推断其所属人群的族属。不过，考古学文化与族群的这种对应关系并不一定十分吻合，同一族群在不同时期或不同环境可表现为不同的文化，而不同的族群在相同的环境中也可表现为相似的文化。因此，我们在讨论古代族群时，需要放在一定的时空维度中进行综合考察，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通过对考古学文化面貌分析可知，武鸣河流域的先秦墓葬显然不属于同一考古学文化，岩洞葬的第一、第二期属感驮岩文化左右江类型，土坑墓的第一、第二期则属同一考古学文化，暂且可称之为马头类型，岩洞葬的第三期与土坑墓的第三期则同属西瓯青铜文化的桂西类型。那么，它们是对应着不同的人群还是同一人群呢？这需要具体分析。

从考古学文化面貌上看，在约距今4000年前，武鸣河流域主要存在两类考古学文化，一是以大石铲为主要特征，分布于江河两畔及其附近的丘陵坡地的大石铲文化；二是以有肩石斧、石锛及夹砂绳纹圜底釜（罐）为主要特征，分布于山间谷地、峰丛洼地的感驮岩文化左右江类型。与之相对应的是两个大的人群，它们比邻而居，交流不断，弄山岩洞葬发现的大石铲应是这种交流的物证，它们究竟是哪一族群，历史文献并未提及，它们也许是骆越族的先民之一吧。

到商代晚期，生活于丘陵地带的人群首先接触并吸收了来自北方的青铜文化，逐渐掌握了青铜冶炼技术，创造了极富地方特色的青铜文化，形成了马头类型文化。勉岭铜戈上的栉纹、元龙坡墓地出土的三角形云纹匕首、伞状铜圆形器、新月形刀、桃形镂孔镞、无孔铜针都是它们智慧的结晶。而此时，感驮岩文化左右江类型的人群则在石器的制造上狠下功夫，选择更加坚硬素雅的石料，进行精细的磨制，制造了刃部锋利的长条形或梯形的斧、锛及凹刃石凿，发明了新型的作战工具--石戈等，它们没有掌握青铜冶炼技术，但也开始尝试使用外来的青铜兵器（如敢猪岩洞葬的三角援铜戈）。此时，两个文化类型的人群交往更加频繁，表现在陶器上，两大群体则都大量使用了打磨光洁的夹砂圜底釜、圈足壶及带耳器、纺轮等。元龙坡237号墓的随葬品面貌与岜马山、敢猪岩洞葬几乎一样，也说明这种交流强度的加大。

到西周后期至春秋时期，由于受到生产力水平的制约，感驮岩文化左右江类型的人群在武鸣盆地资源的争夺中逐渐处于下风，慢慢地淡出盆地的历史舞台，这里基本上变成了不大纯粹的马头类型文化人群的天下，这两个文化类型的人群大概都是《逸周书·王会解》中提到的“路人”的组成部分。

到战国时期，武鸣河流域的居民除了感驮岩文化左右江类型的部分遗民外，基本上都是马头类型文化人群的后代。此时，在盆地的西北是受高度发达的滇文化强烈影响的骆越族，在东边则是得到中原及楚文化滋润而茁壮成长的强大的西瓯族。出于对土地、山林、水源等自然资源的争夺，两族都把战争摆在显赫的位置，于是便有“越人之俗，好相攻击”之记载（《汉书·高帝纪》），武鸣盆地自然也成为两族争夺的目标，大概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便形成了安等秧墓群多种文化因素共存的局面。从考古学文化面貌看，西瓯族在对武鸣盆地的争夺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本来就处于弱势的感驮岩文化左右江类型的遗民，更是全盘接收了西瓯族的青铜兵器和工具，这就是独山岩洞葬的青铜器特征几乎完全是西瓯的青铜文化风格的原因。而处于强势的马头类型文化的人群后代则有更多的选择，它们在继承自己的文化传统的同时，一方面吸收来自西边的文化营养，如一字格铜剑等。另一方面则更多地接受了东边的文化成果，如几何形印纹硬陶、扁茎无格剑、双肩铲形钺、竹叶形刮刀等，至此，盆地内的居民基本上融入了西瓯族之中，形成了西瓯青铜文化的桂西类型。

四. 墓葬反映的社会状况臆测

墓葬是一种特殊的考古学遗存，墓地是社会的缩影，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形态和社会结构。

武鸣河流域第一、第二期岩洞葬属感驮岩文化的组成部分，其所反映的社会状况应从整个考古学文化的情况进行分析，限于篇幅，将在另文中讨论，这里我们主要讨论元龙坡和安等秧墓地所反映的社会状况。

我们从武鸣马头元龙坡墓地和安等秧墓地的墓葬形制、随葬品等方面的情况至少可以看出有以下几个特点。

1． 墓葬规模较小，墓室狭长，形制简单，随葬品不是很丰富，表明当时的物质财富还不是特别丰富。

2． 大小墓葬出现于同一个墓地，表明这里应该属于公共墓地，墓主人之间很可能存在着血缘关系。

3． 社会开始出现了贫富分化现象，但总体来看分化并不是特别明显，表明社会复杂化程度不高。

4． 出现了巫术用的器物，表明巫术思想是当时人们的精神准则{27}。

5． 大量兵器的存在，表明战争是经常发生的事情。

6． 出现了少量的外来物品，说明与外界有了远程交往。

7． 大量青铜器以及铸造铜器用的工具——范的发现，表明整个社会已经进入了知道制造和使用青铜的时代。

从上面这些墓葬的特点我们可以大致勾勒出武鸣河流域先秦时期的社会形态：尽管已经进入了知道制作和使用青铜的时代，但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整个社会的物质资料并不是特别丰富，可供再分配的资源不多。极少量人物由于各种的原因占有了相对多的物质财富，但绝大部分人员所拥有的财富量基本相等，即使少量物质财富相对较多的人所占有的财富也并不特别突出，与普通人员差别不是很大，可见其拥有的权利并不是至高无上的。整个社会阶层划分并不复杂，还看不到比较明显的严密的政权组织结构。出现了专门祭祀的巫师，巫术在这个社会中具有独特地位，祭祀应该成为了社会生活中一项重要的内容。为了诸如争夺资源之类的原因，战争频繁发生，战时出征的战士们平时进行生产，严密的武装实体可能还没有形成。一些拥有权利的人员把少量的外来物品当作珍贵的资源占为己有。整个社会发展呈现出了一定的复杂化。

显然，具有这样一些特征的社会，从其形态来说无疑具有酋邦社会性质。关于酋邦概念许多学者对其进行了探讨。1975年，美国人类学家塞维斯（(ER.Service）在他的《国家与文明起源》一书中正式将酋邦列为社会发展的独特形态和重要发展阶段，提出了原始群、部落、酋邦和国家这一社会演变的新进化论模式，从而取代了摩尔根的蒙昧、野蛮和文明的三阶段文化演变理论。塞维斯认为，酋邦介于平均主义社会和强制性国家之间，社会地位的世袭使它具有一种贵族社会的性质，但是它没有武力压迫的政府机构和法律机制。这种社会大部分是用宗教来实施管理。酋邦的结构普遍是神权型的，酋长或祭司一般通过宗教仪式来行使自己的权力和使民众臣服。卡内罗（RL.Caneiro）认为，酋长虽然拥有很高的地位，但是他的权力是有限的，酋邦不存在真正的政府来实施具有法定约束力的决定。酋邦一般只有两层等级制，而国家至少拥有三级等级制，包括国王、地方行政长官和聚落首领。厄尔（TK.Earle）认为，酋邦还是一种经济上集中和再分配的社会，贵族阶层通过控制生产资料和财富的交换来控制经济和劳力；酋邦普遍具有神权的性质，使酋长的统治成为自然规律的一部分。酋长拥有劳力和资源，能够扮演与宇宙力量沟通的神圣角色。酋长普遍强调他们的外来起源，从而使自己的统治赋予神圣的地位并使自己的地位合法化，这些贵族墓葬里发现的大量珍贵随葬品往往都是舶来品，可以体现他们对神秘知识和权力的拥有。在酋长的墓葬中常常有代表尊严的武器，用以表现由武力主导的宇宙秩序的延伸{28}。

这些学者的论述互为补充，使得酋邦社会的形态特征更加清晰。我们认为所谓酋邦是一种介于部落到国家之间的差异极大的社会形态，酋邦的概念涵盖了所有多部落的复杂社会。酋邦内部已是一个“再分配社会”,酋长以收取贡品的形式从共同体成员那里将部分产品收集起来,然后按社会成员的等级重新分配。这实际造成了邦内各阶层之间在物质财富占有上的不平等和原始剥削的出现。血缘关系通常是社会的凝聚机制。在这个社会里酋长虽然地位很高，但权力有限。整个社会一般等级层次不多，社会大部分管理是依靠宗教来实施。在有的酋邦为了体现贵族们对神秘知识和权力的拥有，他们的墓葬里往往埋葬一些珍贵舶来品。酋邦往往通过吞并它们的邻居来壮大自己，或取而代之或迫使它们对其臣服，因此武力是经常发生的事情。

对照这些特点我们可以看出武鸣河流域先秦社会具有酋邦社会形态的特征，属于复杂社会。随着秦军的南下，武鸣河流域终于被纳入秦统一帝国的版图，进入了另一个更加高级的发展阶段。

由于缺乏聚落方面的考古材料，武鸣河流域先秦社会形态特征仅仅依据墓葬材料概括，因此并不全面。我们相信随着新考古材料的不断出现，武鸣河流域先秦酋邦社会的面貌将更加清晰。

五. 结 语

武鸣河流域先秦墓葬可分为岩洞葬和土坑墓。在战国以前，它们的文化面貌各异，分属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岩洞葬的第一、第二期属感驮岩文化左右江类型，土坑墓的第一、第二期其考古学文化归属尚不清楚，可暂称之为马头类型文化。两个类型的考古学文化分别为不同的人群所创造。岩洞葬第一期的主人可能是骆越族的先民之一，岩洞葬第二期和土坑墓第一、第二期也分属不同的人群，但它们之间的交往密切，有一个逐渐融合、此消彼长的过程，是“路人”的共同组成部分。战国时期，武鸣河流域的人群在继承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吸收骆越族的文化因素的基础上融入了到西瓯族中，变成了西瓯族的组成部分。土坑墓的文化面貌反映先秦时期武鸣河流域的社会形态为酋邦社会，国家尚未出现{29}。秦统一岭南后，武鸣河流域归桂林郡管辖{30}，从此纳入了中华帝国的版图。

注释：

{1}、{2}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等：《广西武鸣县岜旺、弄山岩洞葬发掘报告》，《广西考古文集》（第二辑），科学出版社，2006年。

{3}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等：《广西武鸣县岜马山岩洞葬清理简报》，《文物》1988年第12期。

{4} 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武鸣县敢猪岩洞葬发掘简报》，《广西考古文集》（第三辑），文物出版社，2007年。

{5} 武鸣县文物管理所：《武鸣独山岩洞葬调查简报》，《文物》1988年第12期。

{6}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等：《广西武鸣马头元龙坡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2期。

{7}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等：《广西武鸣马头安等秧战果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2期。

{8} 郑超雄：《壮族文明起源研究》P180～181，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

{9}、{11}、{18}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先秦涯洞葬综述》，《广西考古文集》，文物出版社，2004年。

{10} 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广西龙州更洒岩洞葬调查清理报告》，《广西考古文集》（第三辑），文物出版社，2007年。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14C年代数据集1965-1991》，文物出版社，1994年。

{13}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等：《广西那坡感驮岩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3年第10期。

{14} 马头发掘组：《武鸣马头墓葬与古代骆越》，《文物》1988年第12期。

{15}、{25} 韦江：《广西先秦考古述评》，《广西考古文集》（第二辑），科学出版社，2006年。

{16} 韦江：《感驮岩文化初论》（待刊）。

{17}、{20}、{22}、{23} 蒋廷瑜：《西瓯骆越青铜文化比较研究》《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第十三届年会暨百越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

{19}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平乐银山岭战国墓》，《考古学报》1978年第2期。

{21}、{26} 覃圣敏：《有关西瓯骆越的文献记载及考略》，《大明山的记忆--骆越古国历史文化研究》，广西民族出版社，2006年。

{24} 李珍：《广西新石器时代考古七十年述略》，《广西考古文集》（第二辑），科学出版社，2006年。

{27} 郑超雄：《壮族文明起源研究》，P196~202，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

{28} 酋邦社会的有关论述见陈淳：《酋邦与中国早期国家探源》，《中国学术》2003年第2期。

{29} 蓝日勇：《骆越无国论》，《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第十三届年会暨百越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

{30} 余天炽等：《古南越国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