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的塑型：“大一统”国家与小农经济社会

摘 要：春秋战国之际是中国礼学理论体系形成的重要时期，礼学源自于先民对王道社会的追求，王道观则是构建中国“大一统”国家制度和小农经济社会基础的理论源泉， “中央集权，郡县区划，职业官僚管理，编户齐民为基础的小农经济社会”四大制度建设是礼学理论建构的核心内容，“‘大一统’国家与小农经济社会”搭配的结构是中国历史治乱循环的根源，也是古代中国走向内卷化，难以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礼治； 大一统制度； 小农经济基础； 现代化转型

中图分类号： F129；K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7）07-0145-11

上世纪初期以来，学界就开始出现关于中国现代化转型道路的学术争论，争论的焦点就是希望能够对中国迟迟未能实现现代化转型给予一个合理的解释，并从中找寻当代及未来中国的转型道路，减少转型成本。

20世纪50-80年代，中国史学理论界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为指导，围绕亚细亚生产方式展开讨论，希望能够让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套用“亚细亚生产方式”1的理论，从“农业—水利”的关系，分析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能够长期存在。

绵延近一个世纪的关于“资本主义萌芽”2的论争，成为中国开启近代化转型研究的长期热点。当然，“资本主义萌芽”说，也是基于传统的从原始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线性发展进程学说的理论运用。

改革开放后，史学界开始运用国外涌入的各种理论和方法进行新的解释，20世纪80年代有了金观涛使用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的现代“三论”从总体上解构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的尝试，也曾经让人耳目一新1。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发展道路选择的争论，经济学界也在不断探讨“李约瑟之谜”2。为什么中国曾经在宋代有过较为发达的城市经济，却没能率先完成现代工业化的转型，为什么工业革命没能在中国发生？

而随着西方经济学研究理论和研究工具的引入，从经济学上解释中国社会与经济转型特点的研究也开始越来越多地受到学界的关注。这其中尤以国内引介的施坚雅的中国等级市场六边型理论、黄宗智的小农经济“内卷化”3、杜赞奇的政权“内卷化”4等研究著名。

经历近百年的学术争鸣学界形成了基本共识，中国的封建社会（严格地说是帝制而非封建制，本文按照通俗地说法，继续使用这个词）长期存在，现代化转型之路异常坎坷，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都堕入了内卷化趋势，社会表现出“治乱循环”的特征，但是形成这种内卷化趋势的原因与机制是什么，始终缺乏合理的解释。本文希望回溯“中国”形成之初，“礼崩乐坏”的礼学大调整之际，将礼学置于制度经济学的视野，探讨“治乱循环”与内卷化的形成机理。

道格拉斯·C.诺思认为，“经济史研究的两大关键问题是：建立经济结构的理论；解释这种结构的稳定与变迁” 5。“人们持有的信念决定了他们所做出的选择”6。

从这个理论出发，有赖于对中国传统意识形态的分析，以及意识形态对国家学说和经济结构演变的影响，而能够体现中国传统意识形态的精髓，莫过于“礼”学价值观。费孝通认为中国就是一个礼治社会7，刘师培认为“礼源于俗”8，它是扎根于民间的行为习惯。而上古百家争鸣时代的各家学说多以“礼”作为本派学说的基础，儒学奠基人孔子尊奉“圣人制礼”，这使礼治的意识形态具有至高的权威性。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中，中国社会早已“化礼为俗”，“以俗成礼”，“礼”的价值观成为每个社会个体自觉或不自觉的行动指南。因此，依据制度经济学理论，只有从“礼”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去解析，才能找到中国国家制度与经济运行、社会发展的本质特征，也才能把握现代中国转型的路径与方向。

本文的结构包括，礼学理论与国家学说的形成；礼学理论约束下的国家形态与经济模式；礼学理论构建的国家治理模式；结论。

一、“礼学”理论与国家学说

1、“礼”学流变

从礼的起源上来说，根据《说文解字》：“禮”（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豊。履，足所依也。“示”：天垂象见吉凶。“豊”：行礼之器也。 《易·序卦》：“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由此可知，礼起于祭祀，于祭祀中获取“神示”，神提供的是权威性，并依从“神示”建立人间秩序。

先秦时期的学者们将“礼”最终理论化，成为两千年来，指导人们行为活动的价值观，以及构建国家制度，建立社会秩序的指南。 《礼记正义·卷一·曲禮上第一》[疏]正义曰：“夫礼者，经天地；理人伦，本其所起，在天地未分之前。故《礼运》云：夫礼必本於大一。”“礼者，理也。”“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礼”从起于“俗”，到形成理論体系，最终将“礼”拔高到“本于一”，是自然与人类社会运行之“理”，并将“礼”视为调整社会关系，明辨是非的价值标准。

“礼本于一”，但时代变迁，礼有因循损益，不管如何变化，礼的正义原则，大同理想不能变。孔子在给学生讲解“礼”时说：“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干焉。坤干之义，夏时之等，吾以是观之。”（《礼记·礼运》）也就是说，在孔子那个时代，前人留下的礼各有不同，只能参照组合，形成孔子的见解。因此，礼有不同，因时、因地、因人情世故有所损益，但都必须符合“正义”，“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原则，也就是“大同”社会的理想。

孔子时代距离“天下为公”的大同至公世界已经遥远，因此，礼逐渐成为现实中利益调整的主要工具。孔子说：“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 （《礼记·礼运》）从“天下为公”到“天下为家”，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大道既已不行，人各以“家”为利益前提，以亲旧为依归。既然无法做到天下为公，礼就只能在“正君臣”“笃父子”“睦兄弟”“和夫妇”“设制度”“立田里”等家庭成员、社会交往、人伦情义、君臣父子等相互关系中进行调整，这就是在不得不承认人们拥有私利的前提下，由“礼”调整上下左右尊卑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