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商祖”到晋商的生命尽头

说起中国商人的老祖宗是谁，很多人会说范蠡。但根据《史记》所载，真正的中国商祖是山西侯马的计然！

山西省三晋文化研究会理事景元祥对《中外管理》说：在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里，用了大量文字记载了计然、范蠡等人的经商道、术。其中，晋国都城新田人（当时的侯马称为新田）计然是陶朱公范蠡的老师，范蠡正是用计然总结的商业思想成为一代巨商。

景元祥认为中国的“商人之祖”是计然，陶朱公范蠡是计然的弟子。正是山西侯马这片土地，中国商祖，以及晋商之本由此诞生。

只是，这个传统应该到哪里去寻找呢？

到了侯马，就找到了中国晋商文化的源头

从蒙古草原到上海吴淞口，从中国福建到北方俄罗斯，都能找到晋商的足迹。提起晋商，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在历史的长河中，晋商曾扮演着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而晋商做大的扎实基础，除了能够诞生“中国商祖”的得天独厚的“盐池”和通衢之地利，还有晋商打造的诚信文化和相应的信用体系。

但这些又不是孤立出现的，晋商诚信体系的背后，则是三晋大地的盟誓文化传统。

1965年，在山西侯马发掘了大量的古代玉片文物，经鉴定为春秋战国时期的“盟书”。“侯马盟书”的发现震惊了中外史学界，被评为世界级国宝、建国以来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那么，这种“盟誓文化”反映了当时的一种什么样的社会现象？

针对在山西侯马地区出土的“侯马盟书”，山西省考古学会理事田建文对《中外管理》表示，這其实是早在2000多年以前，古代的盟誓文化，包含“盟誓约”三种形式：“盟”是最高的一种形式，然后是“誓”，再次之是“约”，日常的“约定”一词就来源于此。

当时的盟誓文化，是把盟誓写在石头上，然后一式二份，一份有人保管，另一份则埋在地下或沉在河里，让“盟神”来监督。比如：日常说的“海誓山盟”，意思就是让海神、山神见鉴，让海神、山神监督。即使人保存的盟书丢了，还可以再去“寻盟”，就是挖开找到当初的盟书，证明当初的盟誓还有证据在。

“侯马盟书”是春秋晋国诚信文化的一面镜子。从盟誓文化，到晋文公之后，晋国称霸春秋百年有余，背后都有“信”文化的背景。

晋文公时期晋国的都城正是在新田（现在的侯马）。山西省三晋文化研究会理事景元祥对《中外管理》表示：晋文公时期，特别注重国家“诚信”软实力的建设，有一个故事很好地证实了这一点。

据《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记载，晋文公与军士们约定攻打原国，以10天为期，10天打不下原国，就撤兵。到了10天果然没有攻下，晋文公说：“如果不离开，就是失了信用。”于是真的撤兵了。原国人听到后说：“有像那样守信用的国君，怎么能够不归顺他呢？”于是向晋文公投降，卫国人知道了也向晋文公投降。连孔子知道后都记了一句：“攻原得卫者，信也。”

可见“守信”是事业成功的基石。晋文公以诚信为本，很快树立了晋国的权威。

包括“退避三舍”的典故，景元祥特别强调：晋文公特别注重以信霸天下，不同于齐桓公的人死霸亡，晋国在晋文公之后又保持霸业百年，国家软实力的关键就是“信”。而三晋大地的信文化也正是自晋文公始。

春秋战国本是一个诚信缺失的历史时期，晋国反其道而行之，以信霸天下，讲究一诺千金，这正是三晋大地发端于侯马的“信文化”传统。

晋文公奠基的“信文化”延续至今

晋文公着力打造的信文化，从春秋战国一代一代传承下来，对后来的三晋文化影响深远，特别是对晋商。明清时期，晋商称雄我国商业500余年，“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因为坚守诚信。

以著名晋商乔致庸为例，乔致庸做生意，就是讲究一个“信”字，在乔致庸眼里，宁可赔钱，也不能失信。他明白，信誉是商家的根基，是商号的命脉。这既是乔家大院的文化传统，更是整个晋商的传统。

虽然晚清时期，由于种种原因，晋商没落。但是，晋商精神的魂——诚信，一直没变，至今仍是山西商人经商的基本原则和底线。

晋商为何要拜关公？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中国人特色的拜关公，正是自晋商始。

晋商为何拜关公？晋商的“诚信”价值观对当代商业又有哪些重大现实价值呢？

晋商拜关公与山西会馆的兴起，有着密切的关联。

对此，山西省考古学会理事田建文对《中外管理》解释道：关羽代表了“忠义仁勇”，而且又是山西人，也是贩盐出身，而早期的晋商都是靠贩盐起家，晋商的精神也是重“诚”与“义”，晋商对关公的崇拜，在于其“忠义”“信誉”与关公文化的核心不谋而合。

其实拜关公兴于宋代以后，特别是在宋徽宗以后。早前关公本是一座小神，后来关公的地位逐步提升，“汉封侯，宋封王，明封大帝；儒称圣，释称佛，道称天尊。”关羽地位逐步升级，其实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在晋商看来，关老爷忠义仁勇，所以，山西的商人出门，都把自己的“老乡”关公带上，这样可以护佑着他们。

拜关公的兴起，也和山西会馆文化有关。最早的会馆，说白了就是同乡会，出门在外遇到什么困难，同乡之间相互帮助。后来通商络，再后兴同业。有记载，晋商掌柜年初赴任一般不让带家眷，所以会思乡。每至年底，东家便会派人来慰问，其中一条就是在戏台子上高唱关公戏。所以晋商走到哪里，就等于把关公文化带到哪里。后来，山西商人每到一个地方落脚发达，就会增建会馆里的戏台，给关老爷唱戏。

晋商对关公的崇拜，也与关公在民间被当做“武财神”有关。据说关公擅长理财，关老爷庙前烧一炷香，便是商人最好的头彩！所以，晋商和关公就这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这就是晋商拜关公的由来。

正是由于恪守“诚信”“团结”的商帮政策，才缔造了晋商纵横500年的商业帝国。而追源溯本，一切都来源于新田时期的晋文公文化。

实际上，现在生意人也依然在拜关公，据不完全统计，关老爷的武庙在全世界有数万处，可以说有华人的地方都有拜关公的习俗，关公文化早已成为华人世界共同的信仰。而拜关公最早就是从山西开始，从晋商开始。不过现在最厉害的就是在台湾地区，有趣的是，当地警察去破案，也要先在关公像前烧香磕头，不知关老爷看到后作何感想？

人们都无信，“中国新四大发明”将是热闹一时

当代商业问题究其根本，往往根子出在诚信上。

为什么共享单车创业当前遇到大面积坍塌的困境？正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共享经济可以看做是信用经济。共享经济的各方在没有扎实的信用体系的基础上野蛮生长，必然出现用户对车辆乱停乱放、随意损毁，几乎不用承担责任的情况，而企业也出现不及时退回押金的问题。

大家都无信，热闹一时的“中国新四大发明”都玩不下去！

越来越多的人们发现：共享经济并非是低成本的。以押金为代表的共享经济成本，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信用成本。

而相反的，区块链之所以蓬勃生长，即使虚拟货币在人们眼前幻灭，也依然有大量经济学家看好区块链的未来，就是因为这是一个解决信用问题的有效技术。

区块链就是解决“如何在陌生的网络环境以低成本建立和维护信任”这个问题，简单说，就是解决中介信用问题。单就技术应用上看，区块链最大的革新，便是将对“人”的信任，变成对机器的信任。区块链其实是“信用机器”。

但回过头来，技术都是人用的，一切商业模式变革，商业技术变革的背后，如果没有信文化支撑，哪个也走不長远，“中国新四大发明”虽然让一些人欢呼一时，但真正的危机，正是在诚信上。

值得重温的“华商精髓”

晋商成功的因素有很多，最核心的就是诚信。“诚信”是晋商文化的内核，是构成晋商文化的核心因子。晋商认为经商活动属于“陶朱事业”，应以“管鲍之风”为榜样，所以晋商又被称为“儒商”。

晋商把商业信誉看得高于一切，诚信观念被融入到商业经营活动中，贯彻到商业行为的每一个细节中。晋商讲究先做人，后经商，先讲信用，再谈义气，最后才是谋利益。他们经商“宁叫赔折腰，不让客吃亏”。关于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

2016年初，李克强总理在山西考察时，对“晋商精神”大加赞赏，并将其上升为“华商精髓”。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谈到晋商精神时的第一条就是“诚实守信”。

如今，高昂的信用成本是社会和商业的“不能承受之重”，解决信用问题已是大势所趋，只有重拾晋商核心价值观中的合理因素，并与新的商业理念、商业技术结合，我们才能迎来真正可靠的美好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