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纸币问题分析

摘 要：宋代是中国封建商品经济发展的高峰，货币流通呈现丰富的内容，21世纪的世界早已进入信用货币时代，货币的发行、流通等基本理论大多遵循西方的货币理论，但并不意味着西方的货币理论完美无瑕，西方的货币机制伴随着各种弊端。宋代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表明古代中国在货币领域的成就曾经走在世界前列，对推动世界货币的演进作出了贡献。当时的人们对于货币的发行以及流通管理的探究，可以为现今的货币流通提供借鉴。

关键词：宋代；纸币；货币；经济

纸币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产物。纸币的出现丰富了货币流通的内涵，对北宋的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一定影响，由此产生的新问题，引起当时人的广泛关注，对纸币发行发布了诸多客观性意见，形成世界上最早的纸币理论。当时人对纸币的讨论大多是结合政治伦理的内容进行阐述。伦理思想的过度张扬，形成北宋纸币思想的突出特征，同时也为中国货币思想、中国伦理思想注入了新内容，刺激了经济与伦理、经济思想与伦理思想之间的互动，推动了中国经济伦理的新发展。宋人在探讨纸币流通这一经济行为的过程中，确立了“仁”“义”的基本经济伦理范畴、“诚”“信”的基本行为原则，提倡节俭的生活风尚，宣扬群体优先个体、中央优先地方等为内容的公利至上的思维模式。北宋纸币思想的这些伦理特征在纸币运行的过程中，作为规范和调节人们的行为及其相互关系的一系列伦理原则和规范，对于维护经济秩序的和谐稳定，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着重要的作用。

一、宋代纸币产生的背景

北宋初，东北、西北邊陲长期受契丹等少数民族政权威胁。尤其是女真族势力崛起后，迫使南迁于临安（今杭州），形成宋金南北对峙的局面。神宗时，曾发行大量的交子、交钞、钱引等纸币；南宋高宗时，发行了我国最早的银会子（即银票），代替银两流通，宋代封建经济得以发展。

（一）宋代纸币产生的原因

1.从传统的观点来分析

第一、宋初，货币流通呈现地方性特征，各地区的钱币禁止出境，形成流通阻碍，受铜钱外流，销毁以及窖藏的影响，逐渐形成“钱荒”。商品交换需要有更多的货币，加上宋金南北对峙以及边陲军务，也需要为筹措军费发行纸币。[1]

第二，宋代造纸、印刷术的发展，为宋代纸币的发行创造了良好条件。商人交易需要更多的便利的货币，这种货币越轻越好。史料载：“蜀用铁钱，其大者以二十五斤为一千，其中者十三斤为一千，行旅携持不便。故当时之券会，生于铁钱值不便，缘轻重之推移，不可以挟持；交子之法，出之所自为，证之于官，所以可行。”[2]

2.从马克思经济观来分析

第一、金属货币的分离过程使纸币的产生具有可能性。马克思指出：货币在执行流通手段职能时，“它们的铸币职能实际上与它们的重量完全无关。[3]就是说，与任何价值完全无关。金的铸币存在同它的价值实体完全分离了。因此，相对地说，没有价值的东西，例如纸票，就能代替金来执行铸币的职能。”任何金属货币的名义价值与实际价值的分离往往是下次分离的基础。不足值的金属货币执行流通手段，往往只起媒介作用，至于货币本身具有多少价值，民众并不关心。因此，用本身无价值的纸币代替金属铸币流通，可能被人们所接受。

第二、金属铸币的通货膨胀使纸币的产生具有现实性。金属货币的分离过程是产生金属货币的通货膨胀的原因；通货膨胀又使金属货币的分离进一步加强。宋初，政府禁止铜钱流入四川，其结果：一是格雷欣法则发挥了作用，就是说在两种实际价值不同而名义价值相同的通货同时流通时，实际价值较多的通货必然会退出流通界，而实际价值较低的通货反而会充斥市场。四川铜铁钱兼用，实际上也就形成了劣币驱逐良币、铁钱驱逐铜钱和铁钱充斥市场的现象。[4]二是铁钱越多，物价越贵，交易越难。铁钱从名义价值与实际价值的分离发展到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又导致铁钱名义价值与实际价值的进一步分离，使铁钱不足值的特征通过通货膨胀反映出来并进一步得到强化。

二、宋代纸币的发行和流通

封建经济中出现的纸币，主要是从货币流通手段的基础上产生的。而交子的产生，和铜钱流通有直接联系。交子产生及形成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私商自由发行。北宋建立后，国内统一，经济步入正轨。四川地区使用铁钱，厚重不便。最初由商人出具“收据”形式的楮券，正反两面都有出票人的印记，有密码花押，朱墨间错。楮券上无交子字样，票面金额也都是临时填写的。零星分散发行，式样不统一。

第二阶段十六户富商联合发行。太宗初年，成都十六家富商联合建立交子铺发行交子。采用统一的纸张印造，铜版印刷，在充分利用已有基础上，还增加了版面、图案。在各地设交子分铺，方便交子在远近推行和兑现。后富商经营不善，资金不足，不能兑现，引起诉讼。政府出面调解，导致交子收归官办。

第三阶段官府控制发行。真宗后期，有人主张废除交子，转运使薛田、张若谷认为废除交子对公对私都不利，建议改交子为官办。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设益州交子务，自1024年起发行官办交子。宋代纸币由政府发行，政府发现纸币能够增加财政收入，使得纸币流通扩大。宋神宗说：“行交子，诚不得已，若素有法制，财用既足，则自不须此。”

南宋纸币，最初流行关子，后来通行的纸币称会子。东南所用的会子，起初也是民间发行，叫便钱会子，带有便换性质。绍兴三十年（1160年），钱端礼主持临安府，将临安会子的发行权收归政府。次年，设行在会子务，将四川钱引之法推行到东南各路，军需供应铜钱与会子并用，会子与交子性质相同，只是流通范围不同，会子通行两浙、淮河、京西等地，纳税和大额商品交易都可使用。由于纳税和民间支付都可使用，所以会子成为南宋统治区货币。

两宋政府认识到纸币发行管理原则即所谓“称提”之术，主要是四点：一是规定最高发行限额；二是要求有发行准备金；三是分界发行；四是楮币流通滞碍时的救济措施。这些发行管理的原则，除分界发行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外，关于最高限额与发行准备金原则是任何纸币的发行与管理都需遵循的原则。[5]

三、宋代的货币理论研究

熙宁二年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变法。推行的青苗法和免役法，都需要大量货币。朝廷虽不断增加钱币铸造，但仍然不能满足需要出现“钱荒”。神宗时，张方平任参知政事，写《论免役钱札子》《论率钱募役事》《论钱禁铜法事》三篇奏疏，其中货币观点如下：[6]

（一）货币“平准万货”“国之重利”

夫钱者，人君之所操，不与民共之者也。人君以之权轻重而御人事，制开塞以通政术，称物均施，以平准万货。故有国家者必亲操其柄，官自冶铸，民盗铸抵罪至死，示不得共其利也。夫前者无益饥寒之实，而足以致衣食之资，是谓以无用而成有用，人君通变之神术也。

也就是说，政府控制货币，就能“权轻重”，“御人事”，“平准万货”。因此，货币只能由政府铸造，禁止民间盗铸。货币本身虽不能抵御饥寒，但却可以购买衣食，变无用为有用。因此，它是“万货之本”。

（二）货币公私发放，“其则不远”

凡公私钱帛之发敛，其则不远。百官群吏三军之俸给，夏秋籴买谷帛，坑冶场监本价，此所以敛之者也。彼穷乡荒野，下户细民，冬至节腊，荷薪刍入城市，往来数十里，得五七十钱，买葱茹盐醯，老稚以为甘美，平日何尝识一钱？这说明两个问题，一是说国家掌握的货币，用于各项支出后，流到市场，又通过各种收入，流入国库。这是市场流通正常规律，“其则不远”。二是说在穷乡荒野的农村，仅用薪柴换些必需品，平常根本看不到钱币，不可能再有钱纳税。

（三）官钱入多出少，“谓之钱荒”

每年两限，家至户到，科校督迫，无有已时，天下谓之钱荒。民间货布之丰寡，视钱所出之多少。官钱出少，民用已乏，则是常赋之外，钱将安出？

（四）錢币外泄四夷，坏散无节

而又弛边关之禁，开卖铜之法，外则泄于四夷，内则恣行销毁，鼓铸有限，坏散无节。而自熙宁七年颁布新敕，删去旧条，削除钱禁，以此边关重车而出，海舶饱载而回。...钱本中国宝货，今乃与四夷共用。销镕十钱得精铜一两，造作器物，获利五倍。

南宋理宗端平（1234-1236）年间，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大臣袁甫上奏认为纸币流通、行用和兑换有四种情况“决不可犯”：第一、“戒新旧三界并用”拟定的收兑办法是新会子边印边换，陆续用新会子收回旧会子。袁甫认为，这样做不可行。国家财政困难，很难收兑旧会子。边印边换的结果，势必是第十六、十七、十八三界会子并行，最后造成会子“愈多愈贱”；第二、“戒轻变钱会中半”政府取消以往纳税“钱会中半”政策，改为全部收纳纸币，新会子按官价，旧会子按市价。袁甫认为，这样改变弊端很多，绝不可行。第三、“戒空竭昇、润桩积” 原来用金银或钱币来进行收兑。袁甫认为这是政策上的“大失”。他说：“照得端平初年，因换会子，遂出累朝所积金银，弃之轻于泥沙，至今帑藏枵虚，言之可为哀痛。仅有昇、润所积见镪六七百万及行都所积见镪三四百万，视为根本。若又扫而空之，犯端平之大失，岂不重可惜哉！”第四、“戒新会不立界限”政府规定第十八界会子不在分界，让其永远行用。袁甫认为，会子分界已经多年，证明其有利于辨验伪造的假币。如果决定新会子不立界限，就是不知道其原来的深层用意，“未知立法防奸之深意”。

四、纸币的形式和类别

私交子。四川地区民间产生，之后由四川地区十六户富商联保发行。采用统一方式，统一纸张，统一版式，形制复杂。而钞无面额，可临时填写票面金额，但有省折扣率，中右又有盐仓或茶仓字样。

官交子。仁宗天圣初年在四川地区设益州交子务，由商办改为官办，正式发行有一套完整的交子制度，三年为一界，票面有固定面额，并以政权力量作为强有力后盾，受到朝廷法度保护，仅限四川地区流通。官办交子形制（1）界号；（2）年号；（3）贴头五行料例，包括正中的面额，两旁的字号料次，再两旁是罚则和偿额；（4）边框花纹：有金鸡棒敕、庆云捧日、金花捧日、双龙捧敕等；（5）故事图，每次使用一个故事图，多取材于贤达名流，经国济世事迹，如孟尝君还珠、子罕辞宝、孟子见梁惠王、武侯木牛流马等；（6）加盖六颗印信，正反两面，背面4印，有黑、蓝、红三种颜色。

钱引。大观元年（1107年）改官办交子为钱引，式样与官办交子相差不会太大。在四川地区以外的地区推行，四川地区仍用之前的交子法。“钱引”一词源于茶引和盐引，茶引是各地领茶或卖茶的证书，因此钱引就是领钱的证书，即兑换券的意思。钱引制度是北宋末年纸币贬值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个时期是北宋纸币最为败坏的阶段。徽宗崇宁四年（1105年），北宋政府由于财政困难，决定扩大纸币的流通范围，把官办交子改名为钱引，除东京开封府、闽、浙、湖广以外，全国各地都可以发行流通，但是实际上只在北方大部分地区推行。最初四川地区仍用交子，大观元年（1107年）正式改交子务为钱引务，但仍发行地43界交子，后来因为交子贬值日益严重。大观三年（1109年）六月，四川地区废除前三界交子，改印地44界钱引。钱引恢复仁宗天圣时期的界额。次年以50万贯钱为成都钱引务的发行准备金，准备金率高达40%，这一政策暂时稳定了钱引的币值。四川地区钱引的流通额最后达到2000万贯以上，最后一贯钱引贬值到几十文甚至十几文。后来各地钱引停止使用，纸币仅在四川地区流通。

小钞。崇宁初年，小平钱不足，朝廷铸大钱，民间私铸纷起，又发行小钞，收兑当十钱。面额从一百至一贯止，式样较为简单。大观六年（1113年）停用。

总之，宋代政治软弱，但商业发达，是古代商业形态发展演变的转折阶段，对中国货币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宋代铜钱的铸造达到历史顶峰，绢帛的货币地位日益下降，直至退出流通领域。货币构成已经从钱帛兼行演变成以铜钱为主，铁钱为辅，兼以金银，货币制度异常复杂，加大了对铜钱的需求压力，出现了钱荒。各种货币地区分割严重，不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纸币就是在这种货币供需矛盾突出的情况下产生的。

参考文献

[1]高聪明.宋代货币流通特点[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3）.

[2]马克思.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元）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4]叶世昌.宋史交子起源析误[J].中国钱币，2002（1）.

[5]肖茂盛.中国货币文化简史[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

[6]欣士敏.金泉沙龙—历代名家货币思想述论[M].北京：中华书局，2005.

作者简介

李鹏鑫，（1990-），男，汉族，河南郑州人，重庆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史

（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