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辩与墨子的文学思想

摘 要：墨辩是墨子晚年囚宋返鲁之后，思想发生转折而对自己的学理建构和人生经验进行深度反思的思想成果。百工之艺的抽象化和科学化，使墨辩蕴含着丰富的自然科学和逻辑科学因素。墨子的文学思想注重大众化和功利化，“量天下之万民为文学、出言谈”，提倡“先质而后文”，反对“买椟还珠”。由此其开拓的文体甚丰，而精品极少，表达方式和修辞方式多有民间口传因素。

关键词：墨辩；智者；万民文学；口传程式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1）01-001-07

本人已著有长篇论文探讨了墨子在鲁国南鄙创造草根显学的时候，通过近儒、脱儒，完成从百工贱人到士人的身份晋升，并在鲁南鄙东夷文化的天鬼观念、夏政禹道、兼爱因子的基础上，完成了他的十论建构。十论之中，天志、明鬼、非命三论属于天学，节用、节葬、非乐三论属于地学，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四论属于人学。那么接下来要论述的墨辩，就属于墨子心学了。墨辩学说带有颇浓的科学精神和逻辑思维的气息，自西学东渐之后愈来愈受到学人的关注，先是“西学东源说”抬头，继而以西方科学、逻辑成果相比附，其来势之猛，颇有点使墨辩成为“显学中的显学”之概。在一定阶段中，文化比较对于认识墨学的特征不无价值，但这与墨子学说的发生学谈不上有多大的关系。墨辩既然是墨子心学，那么我们首先有必要的是考察清楚这颗心是放置在那里、联通着什么、以何种方式跳动，这是我们研究诸子发生学所要抓住不放的。

一、晚岁囚宋与墨辩发生的心理契机

通过讨论墨子盛年创造草根显学，我们已经明白草根显学与鲁南鄙的东夷文化和民间文化的深刻联系，接下来再讨论散发着智慧光辉的“墨辩”与地域文化、阶层文化的因缘，也就有了牢靠的基础。最早把“墨辩”作为独立的思想形态的，是《晋书•隐逸列传》中的鲁胜。鲁氏探究天文历法以“正天地之纪”，科学兴趣颇浓。时无响应者，遂辞官隐居，属意墨学。其《墨辩叙》云：“自邓析至秦时名家者，世有篇籍，率颇难知，后学莫复传习，于今五百余岁，遂亡绝。《墨辩》有上下《经》，《经》各有《说》，凡四篇，与其书众篇连第，故独存”，“墨子著书，作《辩经》以立名本，惠施、公孙龙祖述其学，以正别名显于世。”①近世由于西方科学思潮的启发，《墨辩》声誉鹊起，《大取》、《小取》二篇也列入其中。梁启超有感于胡适的心得，认为墨子十论是“教‘爱’之书”，墨辩六篇是“教‘智’之书，是要发挥人类的理性”②。此波愈涌愈烈，以至推崇“一部《墨经》，无论在自然科学哪一个方面，都超过整个希腊，至少等于整个希腊”③。这种自豪感可嘉，但也值得反思。《墨辩》的命运提供了两条教训：一是中国人有卓越的智慧和能力推动人类科学的创造性思维的发展；二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体制对这种智慧和能力缺乏应有的认可和尊重，致使这种智慧方式在秦汉以降的二千年间，被相当程度地边缘化了。记取这些教训，比起空空洞洞的自豪，更有必要，更为可贵。

考察《墨辩》诸篇的发生，有必要搜索墨子思维方向的一次重大转换，由青壮年时期的满腔激情，到晚年充满悟性和理性的冥思。其转捩点隐藏在汉代邹阳的一句话中：“宋信子罕之计而囚墨翟。”④一次牢狱之灾，是可以促使人对于前此的人生和思想进行反思，由此刺激类乎“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髌脚，《兵法》修列”的郁结发愤，寻找大彻大悟的精神超越和思想突破口。但是，这种人生的大变故和思想的大变迁，发生在墨子的哪个年龄段呢？由于春秋战国之世有三个字“子罕”的郑、宋要员，加上历史细节的失载，人们对此难以参详。唐司马贞《史记索隐》说：“案《左氏》，司城子罕姓乐名喜，乃宋之贤臣也。《汉书》（子罕）作‘子冉’，不知子冉是何人。文颖曰‘子冉，子罕也’。又按：《荀卿传》云‘墨翟，孔子时人，或云在孔子后’。又襄二十九年《左传》‘宋饥，子罕请出粟’。按：时孔子适八岁，则墨翟与子罕不得相辈，或以子冉为是也。”其实，何必把子罕推托为子冉，只要检索一下战国宋子罕夺政而终至弑君，在《韩非子》中记述五次，李斯《狱中上书自明》也用此故实，《说苑•君道篇》用此印证《老子》所谓“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借人”⑤，就不难发现在宋国得势而囚禁墨子者，确有子罕其人。《韩非子•二柄篇》载：“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见劫。”《外储说右下》载：“司城子罕谓宋君曰：‘庆赏赐与，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杀戮诛罚，民之所恶也，臣请当之。’宋君曰：‘诺。’于是出威令，诛大臣，君曰‘问子罕’也。于是大臣畏之，细民归之。处期年，子罕杀宋君而夺其政。”《内储说下》又载：“戴驩为宋太宰，皇喜重于君，二人争事而相害也。皇喜遂杀宋君而夺其政。”可见宋国前有春秋贤臣乐喜字子罕，此有战国篡臣皇喜字子罕，后者是囚禁墨子的主谋。

这个名字的秘密，为清人苏时学揭破：“凡名喜者多字子罕，若郑之公孙喜字子罕是也。而宋之名喜者亦有两子罕焉。春秋时有司城乐喜字子罕，宋之贤臣也；战国时有司城皇喜，亦字子罕，宋之篡臣也。之二人者，其名同，其字同，其官亦同，而乐、皇二族并出于戴，则其所自出又未尝不同，而一为贤臣，一为篡臣，其行事又何不相同之甚耶？或曰：戴氏之篡宋固然矣，然则其篡宋当以何时欤？按《纪年》云：‘宋易城肝废其君璧而自立。’璧者，宋桓侯，而易城肝殆即司城子罕欤！”⑥苏氏据《史记索隐》引《竹书纪年》推论之年代可以存疑，由此断定宋国这场政变发生在公元前372年，比吴起之变还要晚十年，离墨子生年已逾百年，子罕囚墨已不可能。孙诒让《墨子閒诂•墨子年表》指出：“《吕氏春秋•召类篇》注：子罕杀昭公。”虽然原文注春秋时之子罕，却是前人混淆前后两子罕的缘故，应校正为战国子罕杀宋昭公，系于周威烈王二十二年（公元前404年）。如果弑君前数年，子罕即已擅政，则墨子六十余岁被囚。人到晚年，激情化作理智，墨子被囚前可能就开始反思自己的学说。被囚中，苦思冥想早年百工众艺，以及日常事例、学理辩论的深层原理。出狱后，再也不能自由出入宋国；至于楚之北境，鲁阳文公受封于白公之乱（公元前479年）其父司马子期殉难前后，当比墨子长二三十岁，此时当已作古，因而也不宜再到其封地。即是说，墨子《经上》、《经下》的构思写作，可能在自宋出狱后，不再能留宋或入楚，唯有返回鲁南鄙故里之时。

墨子原本就有很好的逻辑思维能力，在创构十论进行学理论证时，就讲究有仪有表，推理得度。《非命上》说：“然则明辨此之说将奈何哉？子墨子言曰：必立仪。言而毋仪，譬犹运钧之上而立朝夕者也，是非利害之辨，不可得而明知也。”他还是时时返顾百工之艺，以陶人作瓦器，下设旋转之钧，来比喻辨理立仪，不可失去牢靠的立足点。仪的本字乃义，殷卜辞为兵器上插饰羽毛。《说文》释“义”，“己之威义也”。段玉裁注：“古者威仪字作义，今仁义字用之；仪者，度也，今威仪字用之；谊者，人所宜也，今情谊字用之。”⑦墨子以一个“仪”字作为标杆，沟通了本质意义和论证合适性。以此为基础，推衍出他的“三表法”：“故言有三表。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三表法汲取了中国古代智慧，尤其是民间智慧。所谓表，在古代中国广泛应用于天文、地理、军事和日常生活，建木以测影，列树以表道，军队中列三表以正行列，皆用表。墨子以古圣王事为“本表”，这里的古圣王事并非出自儒家典籍，不少是来自东夷民间口头传统和原始记录的先王之书。它汲取了民间口传历史的智慧，并赋予学理以历史感和神圣感的根本。以察百姓耳目之实为“原表”，原、源相通，就是泉，把百姓日常生产生活经验和闻见知识作为学理的源泉，虽有经验主义之嫌，却也可以滋润智慧的生命之树。以发为刑政，观其适合国家百姓人民之利，作为“用表”，注重治国利民的履行功用效果，介然用之而成路。本表、原表、用表这三表构设成互动互补的三维立体的辩理空间，而从其强调事、实、利而言，是眼睛向下，脚踏实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