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之道教思想倾向管窥

摘 要：《三国演义》具有浓厚的儒家思想色彩，同时又受到道教文化的浸染，表现出明显的道教思想倾向，包括：小说对道教先驱者寄予了高度同情乃至赞赏的态度；诸葛亮与关羽两个“光辉”形象具有明显的道教徒色彩；小说充满了道教的神秘气氛；道教女性观对小说女性形象塑造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三国演义》 道教 思想倾向

众所周知，《三国演义》主张“拥刘反曹”，歌颂忠义仁政，反抗黑暗暴虐，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但同时，作品又受到道教文化的浸染，表现出明显的道教思想倾向，这主要从小说对待道教先驱者的态度、小说中的诸葛亮和关羽两个“光辉形象”的道教徒色彩、小说充满了道教神秘色彩，以及小说传达出平等公正的女性观等方面体现出来。

一、小说对道教先驱者持高度同情乃至赞赏的态度

《三国演义》对道教先驱人物持高度同情乃至赞赏的态度，这主要包括道人于吉，奉行五斗米道之张陵、张鲁，奉行太平道之张角兄弟等；这种同情及赞赏的态度，从《三国演义》对历史材料的增删与取舍中可以明显看得出来。[1]

首先，小说对道教“活神仙”于吉的描写，是将西晋人虞溥的《江表传》与东晋人干宝的《搜神记》两书所载捏合而成，但增加了许多溢美之词，如借众人之口，称他“普施符水，救人万病，无有不验，当世呼为神仙”，以至于吉一出现，“百姓俱焚香伏道而拜。”而当孙策把于吉关入大牢后，策母劝他释放于吉，说：“此人多曾医人疾病，军民敬仰，不可加害。”后来孙策最信任的谋士“张昭等数十人连名作状，拜求孙策，乞保于神仙”。这些增饰之词，突出了于吉的深得人心，传达了作者的称颂之意。

其次，小说所写张陵、张鲁之事，主要源于《三国志·张鲁传》及裴松之注所引《典略》一书，但主观取舍态度明显，如小说对张陵的描写比传记中多了“人皆敬之”的褒语，而去掉了“助米五斗，世号米贼”的贬语；传记所载张鲁袭杀同是五斗米道的张修一事，在小说中更是完全删除不书；《典略》批评五斗米道：“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为常，故号为五斗米师。实无益于治病，但为淫妄，然小人昏愚，兢共事之。”小说则把所收道徒的五斗米改为“义舍”之用，云：“又盖义舍：舍内饭米、柴火、肉食齐备，使过往人量食多少，自取而食。”这些取舍明显传达了作者对五斗米道的称赞态度。

此外，小说虽然也称张角领导的黄巾军为“贼”，这是为“成王败寇”的传统观念所局限，但作者的态度则友善得多。例如正史《后汉书·襄楷传》中贬张角所奉之《太平青领书》为“妖妄不经”，小说删除此语，而借神仙之口称此书是“代天宣化，普救世人”的“天书”；史书称张角之徒“转向逛惑”，以致“八州之人莫不毕应”，小说删去“转向逛惑”四字，而写成“瘟疫流行”时“散施符水，为人治病”，所以“八州之人，家家侍奉大贤良师张角名字”。总之，小说把正史对张角的贬损淡化到了最低程度，表现出了非常明显的同情倾向。

二、“贤相”诸葛亮和“武圣”关羽的形象具有鲜明的道教色彩

《三国演义》中两个最为光辉的人物形象——被人称为“古今第一贤相”的诸葛亮和“武圣”关羽，两人均具有非常明显的道教徒色彩。

先说诸葛亮。他每次出场都是一副道士装扮，或“头戴纶巾，身披鹤氅”（第37回）；或“沐浴斋戒，身披道衣”（第49回）；或“纶巾羽扇，身衣道袍”（第90回）；或“纶巾羽扇，身衣鹤氅，素履皂绦”（第116回），等等。其次，诸葛亮熟悉道教法术，奇异如神。如第49回写他登上七星坛祭风，是夜果然 “东南风大起”；第103回写他病危时于五丈原祈禳星辰，他让姜维“引甲兵四十九人，各执皂旗，穿皂衣，环绕帐外”，而自己“于帐中祈禳北斗”。此外，诸葛亮还会六丁六甲之法，懂缩地之术，以至于“死诸葛能走生仲达”。正如苏轼在《诸葛武侯画像赞》一文中所叹：诸葛亮“人也？神也？仙也？吾不知之，真卧龙也”。诸葛亮的形象俨然一副道教神仙气派。

再说关羽。关羽名羽，字云长，本字长生，其名字即有道教意蕴——道教把“成仙”称为“羽化”，故有“羽化登仙”之说，而“长生”更是明寓道教“长生不死”之意。小说中写关羽显圣玉泉山，以及他“索命吕蒙”、“感神曹操”、“梦惊刘备”等故事，已完全将他神化了。关羽死后，更被道教奉上神坛大加祭祀，北宋徽宗年间，关羽被封“崇宁真君”，明万历年间再封“天尊关圣帝君”。“天尊”是道教遵奉的最高级别的神祗，关羽由“真君”而“帝君”而“天尊”，最终成为一位地位崇高的道教神仙。

三、小说充满了道教神秘色彩

《三国演义》中有许多天象、历数、符瑞、图纬的描写，充满着怪异和神秘色彩，这“从深层次来说，是受中国传统文化深层结构中道教思想所影响”。[2]

如小说开篇就描写了“青蛇蟠椅”、“雌鸡化雄”、“虹现玉堂”、“五原山岸尽皆崩裂”等灾异现象，来暗示汉末凄风惨雨、民不聊生的乱象，预示东汉政权的崩溃命运。这反映了道教天人感应的神秘思想，因为道教认为，天人之间可以感应相通，天监视人的善恶行为，并给以降福或降祸予以反馈，如《太平经》云：天人“以类遥相感动”，“为善，天地知之；为恶，天地亦知之”，“王者行道，天地喜悦；失道，天地为灾异。”以此警示人君要感天意以察人事，以行其政。

小说第9回写董卓被杀，“是夜有十数小儿于效外作歌，风吹歌声入帐。歌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次日清晨，董卓摆列仪从入朝，忽见一道人，青袍白巾，手执长竿，上缚布一丈，两头各书一‘口’字。”这些怪异之事，预示董卓将刀剑加身，且将死于吕布之手。这符合道教的善恶报应观念，道教认为人的善恶行为，神皆记录在册，过无大小，善无贵贱，天皆知之，正如道书《太真玉帝四极明科经》所云：“善恶因缘，莫不有报。”

小说第11回还写了糜竺路遇道教火德真君的故事：糜竺经商回家途中，路遇一美妇人，要求同车，糜竺正襟端坐，目不斜视。妇人临别时告诉糜竺：“我乃南方火德真君也，奉上帝敕，往烧尔家。感君相待以礼，故明告君。”糜竺照妇人吩咐，回家搬出财物，得以避免了一场人财两失的灾难。糜竺于是广舍家财，济贫救苦，后来成为了刘备手下的重要谋士。这又照应了道教“劝善止恶，善道教化”的伦理道德观。道教认为“天道无亲，唯善是与”（《太平经》），并通过防非止恶的戒律，如道教“五戒”告诉人们：“一不得杀生，二不得酗酒，三不得口是心非，四不得偷盗，五不得淫色”，以引导人们持身守戒，积极向善。

四、小说平等开明的女性观深受道教女性观的影响

中国道教是母权制在文化观念上的反映，提倡阴阳平衡，主张男女平等，乃至倡导尚阴守雌，以柔为美，表现出女性崇拜思想。如 《太平经》说：“一阴一阳，故天使其有一男一女”，“天下凡事，皆一阴一阳，乃能相生，乃能相养”，“男者，乃天之精神也；女者，乃地之精神也。”因此，道教的神仙世界一般都是男女对偶的局面，这与其他宗教庙宇多是由威仪凛然的男神所把持的局面形成鲜明对比。同时，道教又不排斥女子独立成仙，女仙可在神仙世界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如昆仑山的西王母、华山的九天玄女、统领南岳的魏夫人、泰山顶上的碧霞元君、南方沿海广为祭祀的妈祖、八仙之一的何仙姑等等。道教还有专为女子修道的“女丹”道术，专门针对女性的生理情况来指导妇女修行，表明对女性修道的重视。总之，从历史上看，只有中国道教从阴阳和合的基本理论出发，尊阳而崇阴，对妇女抱有一种宽容甚至尊崇的态度，使道教妇女观以尊重女性、追求男女之间的和谐平等为基本特点。[3]

道教女性观无疑对《三国演义》作者的女性观产生了深刻影响。据初步统计，小说所描写和提及的女性有80余人，在这些女性中，只有袁绍妻刘氏、刘表妻蔡氏、曹丕妻郭贵妃以及何后、郭汜妻、黄奎之妾等少数几位女性是被作者否定的负面形象，而从总体上看，作者能“突破‘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站在肯定的立场，以钦敬的态度”来描写女性，因而“女性形象多是为作者所肯定的良母、贤妻、节妇、烈女”，[4]这可以从与《水浒传》的对比中看得更清楚：两书创作时代相近，都成书于元末明初，都是英雄题材小说，女性都是书中的配角，但与《三国演义》肯定欣赏女性的态度相反，《水浒传》几乎“全部都是轻蔑女性的”[5]，尤其如潘金莲、阎婆惜、潘巧云等，或生性淫荡，或忘恩负义，作为坏女人典型而家喻户晓。全书真正称颂的女性只有一个林冲的妻子，还有所谓的三位正面女性：顾大嫂、孙二娘、扈三娘。但顾大嫂与孙二娘两人，一个名“母大虫”，一个叫“母夜叉”，都长得非常丑，而且都相当残忍，“这使得这两个女性人物像是活动在写实背景上的两个小丑，除了让人放肆一笑外，别无它想。”[6]一丈青扈三娘倒是漂亮，但在一家被灭门后，被宋江当做礼物嫁给了好色的矮脚虎王英，她没有为自己的屈辱去抗争，反而“见宋江义气深重，推却不得，两口儿只得拜谢了。”（《水浒传》第49回）可见作者并没有把女人当作“真正的人”来看待，其“骨子里还是重男轻女，而且把这种观念推向了极致。”[7]而《三国演义》作者却能抛弃轻视女性的传统男性视觉，采取平等、肯定、欣赏乃至钦敬的态度塑造女性形象，当与道教公正而开明的女性观的影响不无关系。

参考文献

[1] 熊笃.罗贯中笔下的道教先驱者[J].重庆师院学报哲社版，2000（4）.

[2] 董继兵.论道教发展对《三国演义》的影响及表现[J].湖北科技学院学报，2014（4）.

[3] 孙亦平.道教文化[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

[4] 郭瑞林.《三国演义》的女性形象及其思想道德意蕴[J].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5（2）.

[5] 胡邦炜.论潘金莲[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82.

[6] 孙绍先.英雄之死与美人迟暮[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7] 陈文新，王同舟.水浒传豪侠人生[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