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关系史研究与俄国档案利用

摘要：冷战历史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其中的两次转折都受到中苏关系变化的深刻影响，而探讨这些问题必须依靠中苏双方的档案文献。俄国档案开放虽然呈收缩趋向.但已有的文献还是具有极大的利用价值。在此基础上，国际学界关于中苏关系历史的研究在近20年取得了长足发展。中国学者提出的关于中苏同盟建立、发展直至破裂，以及中苏关系与新中国外交起源之间相互影响的诸多新观点和新视角，无疑是重要的学术贡献。

关键词：冷战；中苏关系；中国外交；俄国档案利用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4）08-0131-15

中苏关系的历史，无论在历史学界还是在政治学界，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都是备受研究者关注的领域，特别是在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后的今天，尤其如此。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直到苏联解体，整个世界基本上都处于冷战或受其影响的状态中。在这半个多世纪里，从世界政治格局或国际关系形态看，冷战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其中包含着两次重大变化，或可称之为“转型”。总体说来，1947年春夏至1949年底是冷战的初期，其范围限于欧洲，而内容则是以美苏之间的对抗为核心；1950年初至60年代末是冷战的中期，其范围扩展到全球，社会主义阵营已经在欧亚大陆连成一片，而资本主义阵营则构造了太平洋一印度洋一地中海一大西洋包围圈，同时，双方争夺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角力也开始升温；70年代初至90年代初是冷战的后期，社会主义阵营出现了大分裂、大改组，不结盟运动方兴未艾，中国退出原来意义上的冷战，而美苏争夺则在缓和对话与军备竞赛中愈演愈烈，并最终导致苏联败北，冷战结束。

稍微仔细地观察便可发现，冷战的这两次转型与中苏关系的变化有着直接的、密切的关系：第一次转型是由于中国选择了向苏联“一边倒”，中苏同盟形成并联手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第二次转型则在于中苏同盟的破裂，中苏两国领导人决心分道扬镳，中国甚至试图联合或借助美国对抗苏联。换句话说，作为一种国际格局或形态，冷战的转型与中苏关系的历史性变化是同步的，中苏同盟的兴衰是冷战时期最重要和最关键的现象之一，而中苏同盟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预示了冷战的结局。原因在于，中苏关系是战后整个国际格局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它在许多方面决定着冷战时期世界舞台上力量的总的配置和对比。这一现象自然会引起研究者的兴趣：中苏同盟是如何建立的，又是如何瓦解的？看似强大而牢固的中苏同盟为何只存在了短短几年？昨天还亲如兄弟的中苏两国怎会突然刀兵相见？中苏关系的演变与冷战转型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

冷战以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方式结束，还引起人们对另一个理论问题的思考，即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道路问题。苏联是第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为指导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冷战兴起以后，首先是一系列东欧国家和蒙古、朝鲜被苏联拉入社会主义阵营，接着是中国和越南、古巴等共产党夺取政权的国家主动投人社会主义阵营。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所有这些国家都仿照苏联模式确定了本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冷战的整个过程中，社会主义阵营不断分化，导致阵营内部各国重新思考和选择自己的发展模式。1948年，南斯拉夫第一个被苏联革除“教门”，走上了对内实现工人自治、对外倡导不结盟运动的独立发展道路。1956年的波匈事件表明了东欧诸国对以斯大林模式为代表的苏联道路的怀疑和反叛。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苏分裂，中国共产党宣布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疯狂试验后，最终选择了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走上了一条与苏联不同的道路。而紧跟苏联的东欧国家则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剧变，逐步抛弃苏联模式，实现了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转型。最后，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旗手，苏联自身也仿效东欧各国做出了自己的选择。那么，在这个复杂的历史过程中，中苏关系的破裂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和影响？

一、俄国中苏关系史档案开放与利用情况

无论是从国际关系理论角度回答同盟理论的问题，还是从社会主义理论角度回答发展道路的问题，人们首先要搞清楚的是历史事实。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冷战结束以来的研究表明，人们过去对中苏关系史的基本叙事存在重大缺陷和舛误。

中苏同盟形成、发展和破裂的历史过程，一直是国际学界十分关注的研究课题。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苏同盟最终瓦解之前，西方的政治学家已经开始对此著书立说。在此后的20年间，历史学家如滚雪球般地加人了中苏关系研究的行列，研究成果不胜枚举。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的研究存在着先天性缺陷。从苏联和中国方面来说，学术性研究还根本谈不上，即使有个别著作出现，囿于意识形态的偏向，也不过是相互指责对方，为己方的政策辩护而已③。至于西方学者，其局限性则在于看不到相关的档案文献。对于铁幕另一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研究者只能依据报刊书籍上的公开资料去推理和猜测。作为直接的研究对象，苏联和中国的档案文献长期封存，有关这方面的原始材料根本无法为一般学者所利用，这是阻碍历史研究开展的最主要的原因。及至1991年冷战结束，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俄国在冷战结束初期大规模地解密和开放以往鲜为人知的历史档案，这一现象曾被认为是历史学界和档案学界的一件具有历史意义和轰动效应的“革命”，令各国学者欢欣鼓舞、兴奋不已。不过，到90年代中期以后，许多已经开放的俄国档案对外国学者再度封存，不仅国防部和克格勃档案馆门禁森严，就是以前开放的外交部和苏共中央档案馆，也令国外研究者望而却步。当然，政府的控制已经无法改变俄国档案开放并得到广泛利用的大趋势，目前涉及冷战时期中苏关系历史的俄国档案主要有三个来源。

第一，俄国学者利用近水楼台和内外有别的便利条件，在各种刊物上陆续披露了一些解密文件。这些档案文件多是中苏两党领导人之间的谈话记录、备忘录、电报及相关机构的报告，其中比较重要的有1946-1948年斯大林与毛泽东之间往来的函电，1949年1月斯大林与毛泽东关于和谈的往来电报，米高扬关于1949年1-2月秘密访问西柏坡的报告，有关1949年6-8月刘少奇秘密访问莫斯科的文件，有关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泽东与斯大林会谈的文件，朝鲜战争期间斯大林与毛泽东之间的往来电报，1951-1957年毛泽东与苏联驻华大使的谈话记录，1958年夏天和1959年秋天赫鲁晓夫两次访华期间与毛泽东的会谈记录，以及1962-1965年中苏关系恶化时的有关文件。这批文件数量有限，未成系统，且常带有公布者的主观色彩。如俄国学者列多夫斯基利用其在俄国的特殊地位，经常在各种刊物披露经他本人挑选过的档案，同时发表自己对这些文件的解读。这种挑选和解读往往表现了披露者个人的主观意识，未必能够全面和客观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当然，这种缺陷并不否定这些档案文献本身的重要性和真实性，况且其中有许多文件迄今为止尚属唯一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