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论战与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摘要：中苏论战曾经启动了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管理体制的改革，但是随着论战的加剧又使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经历了几起几落的曲折过程。总结中苏论战期间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经验教训，必须按照文化发展规律来管理文化，明确并紧密联系党的中心任务开展文化建设，充分信任和使用知识分子。

关键词：中苏论战；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D1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29(2010)01—0067—05

中苏论战实质上是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焦点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尽管中苏两党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意见分歧不是论战的主要内容，但是对当时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仍有重大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西方敌对势力的包围封锁和缺乏经验等诸多原因，中国共产党人不得不向苏联“一边倒”并参照他们的经验建设自己的国家，在文化建设方面也是如此。正如有的学者研究回顾所指出，“建国初期，我们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建设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经验，因而，当时将苏联建国多年来已经取得了很大成效的高等教育一套照搬过来，着手改革旧中国遗留下来的高等教育，在当时情况下是必要的”，也“基本上符合了国家建设的需要”。但是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照搬”苏联文化建设经验的弊端逐渐暴露，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考虑结合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问题。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老大哥”对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错误进行了自我揭露和批判，更开阔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眼界，正如毛泽东所说：“这样也有好处，打破‘紧箍咒’，破除迷信，帮助我们考虑问题。搞社会主义建设不一定完全按照苏联那一套公式，可以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提出适合本国国情的方针、政策。”从此，中共中央一边同苏共进行论战，一边着手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道路。

从根本上说，苏联文化体制的主要弊端是对文化实行严格控制，片面强调文化的阶级性和对抗性，而忽视其对人类的继承性，导致因政治干预文化过多而违背文化事业的发展规律，形成简单化和公式化的文化工作方法，使文化事业陷入万马齐喑的局面而停滞不前。在苏联70多年的文化建设中，除高尔基等的一些前期作品产生过较大社会反响之外，可以说没有创作出像托尔斯泰那样的不朽巨著。苏共二十大以后，苏联文化界根据“必须创造性地而不是教条主义地运用革命理论”的新要求。首先对文化体制等一些重大问题进行理论研究，修改了某些直接妨碍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规制。此后，苏共二十二大提出：过去党和国家管理文化的体制和某些方法已经不能适应现实生活的要求，必须在“新的条件下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文化理论”，以“足够的勇气使那些已经不符合历史经验的公式和原理更加准确”，“根据社会生活的变化来改变理论原理”。于是，苏联文化界纷纷摆脱原有体制的束缚，掀起为社会主义改革大造舆论的文化复兴热潮。文学界开始解冻，创办了一批新的文学杂志，“解冻文学”、“集中营文学”等新的文学流派出现。哲学界重新出版普列汉诺夫的《哲学著作选集》、康斯坦丁诺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等，开始打破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统天下。经济学界质疑斯大林关于价值规律的内容，展开了对商品货币等问题的热烈争论，引发了轰动全苏的“利别尔曼建议”讨论。苏联文化观念初步变更，原有文化体制开始松动。但是，由于文化建设指导思想上的缺陷，苏联社会主义文化体制中的文化专制主义残留难以从根本上克服，所以依然在兄弟党之间强行输送自己的文化观念，他们在中苏论战中的所作所为就是这种文化专制主义的特殊表现。

1957年3月，毛泽东在谈到苏联文化体制中的专制主义问题时说：“苏联十月革命后，教条主义也厉害得很，那时的文学团体‘拉普’曾经对作家采取命令主义，强迫别人必须怎样写作。但听说那个时期还有一些言论自由，还有‘同路人’，‘同路人’还有刊物。”“以后就只许讲党和政府的好话，不许讲坏话，不能批评，搞个人崇拜。斯大林常常把两种矛盾混淆起来了。”鉴于苏联在斯大林时期由最高领导人裁决科学与文艺的争论，并在文化领域扶持一派打击另一派造成的严重后果，以及苏共二十大之后的文化体制改革状况，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报告中提出繁荣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并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这个“双百”方针是我党对科学文化工作基本性的长期性方针，此后又多次在相关会议上对这一方针进行阐述。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对“双百”方针作了系统阐释：“我们所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意见的自由。”“我们主张政治上必须分清敌我，我们又主张人民内部一定要有自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人民内部的自由在文艺工作和科学领域中的表现。”具体地说，在自然科学工作方面，把某一科学学说“贴上什么‘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之类的阶级标签就是错误的”；在文学艺术工作方面，“只许写工农兵题材，只许写新社会，只许写新人物等等，这种限制是不对的”；在文化批评工作方面，“就是批评的自由和反批评的自由”。为了正确坚持党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领导，发挥马克思主义对文化工作的指导作用，毛泽东还制定了“帮助人民发展对各种问题的自由讨论”的“六条标准”，并根据“双百”方针规定了文化工作中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从而大大增添了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管理工作的生机与活力。

在“双百”方针的鼓舞下，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文艺界一大批传统剧目被发掘、整理和上演，文学创作题材和主题的范围不断扩大，体裁和风格日益多样，最能反映思想活跃状况的杂文这片荒芜之地也开始繁盛起来。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陆文夫的《小巷深处》等一批思想性、艺术性均属上乘的作品陆续产生。与此同时，学术理论界也空前活跃起来。

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时期文化管理体制弊端的揭露，以及这种弊病在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日益显露，促使中国共产党人以苏联为鉴，着手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道路。但是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特别是中苏论战的开始和不断加剧，刚刚取得的探索成果——“双百”方针的贯彻执行便遭到了严重干扰。

苏共二十二大提出：“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成了苏联人民直接的实践任务”，“在共产主义制度下，阶级将不存在，城乡之间在社会经济、文化和生活方面的差别将消失”。“由于剥削阶级被消灭，镇压它们反抗的职能也就消亡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职能即经济组织和文化教育的职能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是最人道的意识形态，它“将体现出社会精神生活全部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体现出新世界的高度思想性和人道主义。这将是无阶级社会的、全民的、全人类的文化。苏联哲学界亦步亦趋地鼓吹“通过对立面的结合(融合)以克服对立面”，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有“辩证的对立面，矛盾转变为差别，差别融合为统一的新现象、新过程”。他们甚至断言，社会主义条件下对立面统一和斗争规律的公式已经过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党和国家领导文化的方法在新历史条件下已经不能适应生活的要求。

中共中央认为：苏共的这些观点，不讲阶级和阶级斗争，背离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用资产阶级的“超阶级”的人性论来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这说明在苏联思想理论界和文化领域，资产阶级世界观已经战胜了无产阶级世界观，资产阶级思想在腐蚀苏联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由于苏共公开宣布改变苏维埃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导致“苏联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势力不仅在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而且在文化思想领域内，猖狂地泛滥起来”。“赫鲁晓夫宣扬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宣扬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和人性论，向苏联人民灌输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以及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人道主义、和平主义的反动思想，败坏社会主义的道德风气。腐朽的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成了时髦，社会主义文化受到排斥和打击。”大批热心“在苏联复兴资产阶级思想，并且充当美国腐朽文化的传道士”，已经在苏联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等部门中出现。我们同苏共的争论，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主要表现为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苏联思想和文化界已经不属于无产阶级而是演变成资产阶级的了，它“在国内极力瓦解无产阶级专政，企图用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经济和文化来替换社会主义制度，走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在与苏共进行激烈论争的同时，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自己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解和领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经验来观察苏联，又以观察苏联所得出的结论来分析中国国内的问题，这使得他们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的错误认识不断发展，断定我国整个文化系统“已经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提出防止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并把思想文化战线作为“反修防修”的前沿和主要阵地，在思想文化领域发动了一场又一场“大批判”运动，“双百”方针形同虚设。

知识分子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活动主体，也是文化建设的生力军。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以后，中共中央认为建设者政治上的可靠性远比专业能力更为重要，中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因而浸透了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资产阶级观念，“重业务轻政治”和“重才轻德”。于是知识分子被重新划入资产阶级的范畴，成为“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从此，“百家争鸣”被当作“引蛇出洞，聚而歼之”的策略，“百花齐放”变成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花”的政治斗争，众多知识分子被以“向党进攻”的罪名定为“右派分子”，并把他们的作品统统划入“毒草”系列而被“批倒批臭”。为了防止中国出现像苏联那样的“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我国在诸多领域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反修防修”斗争，一大批优秀文化作品被无限上纲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将本来可以自由讨论的学术理论观点说成是资产阶级或修正主义思想，本应该是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大中小学都变成了阶级斗争和生产劳动的基地。在各种批判斗争中，知识分子总是首当其冲，很多文化领导干部也受到严厉打击。这使得文化工作者无所适从，正在蓬勃兴起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陷入消沉状态，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几乎面临灭顶之灾。

三

从1961年之后开始，面对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困境，党和国家领导人在调整国民经济过程中，自发地纠正了一些违背“双百”方针的错误作法，并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问题进行了某种新的思考，使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出现一定程度的复苏。但是好景不长，随着中苏论战的不断加剧，刚刚好转的局面又出现逆转。

当时，毛泽东在对中宣部一些内部刊物的批示中，曾表示了要纠正知识分子工作中过“左”问题的愿望。周恩来也多次重申：“有一个时期好像觉得1956年关于知识分子的那些问题可以不讲了，不是的，那些原则仍然存在。”“不论是解放前还是在解放后，我们历来都把知识分子放在革命联盟内，算在人民的队伍当中。”经过多年锻炼的我国知识分子，毫无疑问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应该信任他们，关心他们，使他们很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如果还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他还在主持起草《文艺十二条》和《电影工作三十二条》的过程中，就艺术民主、解放思想、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阶级斗争与统一战线、文艺规律、继承遗产与创作和领导等问题作了阐述。例如：在文艺批评上，必须反对“一切都套上‘人性论”’，动不动“就给戴帽，‘人性论’、‘人类之爱’、‘温情主义’等都戴上去了”。“先是抓辫子，抓住辫子就从思想上政治上给戴帽子，从组织上打棍子”。“还有挖根子”，一是联系历史，二是联系家庭。“一来就‘五子登科’，这种风气不好。现在要把这种风气反过来”。首先要从领导者做起，提倡正确的风气。在文化工作的领导上，必须坚持“艺术作品的好坏要由群众回答，而不是由领导回答。可是目前领导决定多于群众批准”。各级文化领导部门和领导干部都应该懂得，“艺术是要人民批准的。只要人民爱好，就有价值；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就许可存在，我们没有权利去禁演。艺术家要面对人民，而不是只面对领导”。领导要少干涉文化工作，“不要把什么都说成是修正主义”。陈毅则反复强调：要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给知识分子行“脱帽礼”。聂荣臻本着对知识分子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主持制定了《科学十四条》，引导科研人员走又“红”又“专”的道路。他指出：“红”的标准，“一条叫拥护共产党，一条叫拥护社会主义，用自己的专业为社会主义服务”，“做到了这两条，这个人就算初步‘红’了”。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知识分子获得了某种较为宽松的环境，文化领域又出现一种逐渐繁荣的气象。但是，正当广大知识分子准备响应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号召，重新焕发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积极性时，打击和灾难再次落到了他们的身上。

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后，苏联《真理报》连续发表社论和编辑部文章，宣称苏共中央将始终不渝地坚持苏共二十大以来集体制定的总路线。新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也公开表示：苏共二十大以来所制定总路线是列宁主义路线，它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整个内外政策的唯一不可动摇的路线。同时，苏联开始实行新的经济体制，变更政治与文化体制，并依据国内外形势变化提出了一些新的文化建设观点。中共中央认为：这是苏共新领导步赫鲁晓夫的后尘，“在实现‘共产主义’的名义下，基本使苏联向资本主义蜕化”。“他们同赫鲁晓夫一样，

在‘全民国家’的口号下取消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使苏维埃国家蜕化为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统治苏联人民的工具。他们同赫鲁晓夫一样，在‘全民党’的口号下改变苏联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政党性质，使它变成为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利益服务的政党”。苏共新领导是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集团，他们执行的仍然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走的同样是赫鲁晓夫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苏联文化界是苏修集团复辟资本主义的前沿阵地。

这时，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心目中，总是浮现着赫鲁晓夫的阴影，一直思考的是如何“反修防修”以杜绝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等问题，而且始终把知识分子当作资本主义复辟的吹鼓手。在毛泽东看来，国民经济调整中出现的“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就是苏修集团复辟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反映，国内外文化界的“修正主义者”更是相互呼应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因此，“单有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所以，“在科学、文化、艺术、教育队伍中，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也是长期的、激烈的阶级斗争。我们要经过文化大革命，经过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革命实践，建立一支广大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于是，沿用“不破不立”的经验，为建立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和“反修防修”文化管理体制，从批判“为高岗反党集团翻案”的小说《刘志丹》开始，在文学艺术、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教育学等各个领域又掀起大批判运动。一大批小说、电影、戏剧、诗歌、散文等优秀作品被打成资产阶级或修正主义的“大毒草”，正在逐步完善中的文艺理论被说成是资产阶级或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还有哲学界的“合二而一论”、经济学界的孙冶方经济思想、历史学界的“非阶级观点”和“让步政策”等都是批判重点，几乎所有著名作家、演员和学者都被划入资产阶级或修正主义分子之列。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其实是那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先声。

四

中苏论战对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影响是很大的，总结这一期间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经验教训，有几点值得认真总结。

首先，必须遵循文化发展的规律来管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坚持和正确执行“双百”方针。比如在文艺方面，就是要如邓小平所说：“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不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政策是对规律认识的结果。我们要制定正确体现文化发展规律的方针政策来指导我国的文化建设，而不是用处理政治问题的方法解决思想文化领域的问题。要遵循文化事业自身发展的规律，对文化事业的发展不进行粗暴的行政干涉。正如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所指出的，“衙门作风必须抛弃。在文艺创作、文化批评领域的行政命令必须废止。如果把这类东西看作是坚持党的领导，其结果，只能走向事情的反面”。当党的文化方针政策反映了文化发展的规律时，就能促进文化建设的健康发展，否则，文化的发展将受到损害。这点已得到了历史的证明。苏共二十大召开后，中共领导人“以苏为鉴”，在文化建设上提出过一系列符合文化发展规律的方针政策，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两个结合”的方针、正确对待知识分子问题的政策等，因而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繁荣和发展。但在1957年之后，由于中共领导人对当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的过“左”认识，认为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领域存在着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的斗争，“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表现为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受此认识影响，中共领导人在社会主义文化问题上逐步提出了一系列违背文化发展规律的方针和政策，给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和灾难。这一教训启示我们需要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根据变化了的国情，总结文化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适时地调整文化建设的方针政策，遵循文化发展的规律，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

其次，要紧密结合党的中心任务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充分发挥文化建设为其他各项建设服务的功能。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党的一切工作都必须服从、服务于党的中心任务。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也必须服从、服务于党的中心任务，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来展开工作。党的中心任务反映了社会发展的方向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不同阶段有不同内容：对此，我们应当有着深刻认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化建设必须围绕党领导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中心任务来进行。此时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就是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使全国各民族、各社会阶层都拥护党的主张；引导党员加强理论学习，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使党在异常艰难的条件下能够发展壮大，领导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文化建设则必须围绕国民经济的建设来进行。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变成了积极展开深入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充分调动人民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为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社会等各项事业的发展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作出自己的贡献。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文化建设则必须围绕促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蓬勃发展来进行。在中苏论战的十年中，由于中共领导人改变了中共“八大”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认识，对党的中心任务与主要矛盾认识不清，以致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法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违背了文化建设的规律，给当时的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损害。

第三，要尊重知识分子，充分信赖和使用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知识分子已经成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党必须紧紧依靠他们开拓先进的生产力，进行文化的创造和传播。这是党正确制定知识分子政策的前提。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知识分子的某些特点，领导者容易忽视这一点，对知识分子形成“左”的偏见甚至猜疑、责难。如：不能正确衡量知识分子社会贡献的大小；将知识分子独特的生活、工作习惯谴责为“自由散漫”；将不随声附和、随波逐流的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视作异己力量。更有甚者，一些领导者对极少数知识分子存在的问题往往扩大化，以偏概全、以部分代替整体，使整个知识界都受到影响，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难以发挥，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受到严重影响。中苏论战期间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演变就印证了这点。正如江泽民所说，“能不能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我们事业成败的关键之一”。在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建设和发展中，充分信赖和使用知识分子，是历史的经验，是发展的需要，也是成功的保证。

(责任编校：彭大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