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经济学的理论渊源、演进轨迹和发展趋势

摘要：伴随着对经济学中的“数学逻辑形式主义”和“工具理性”趋势的质疑和抵制，一股以呼唤人文关怀或回归人文精神为基本宗旨的经济学思潮悄然兴起。这股被称为人文经济学的理论或学术思潮正以一种低调但却相当稳健的姿态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并在多个层面对主流经济学形成强有力的挑战。本文对人文经济学兴起和产生的背景进行了剖析，并试图对人文经济学的理论演进和发展动态进行了描述和勾勒，在此基础上对人文经济学的理论渊源、理论范式、方法论上的特点、对现行主流经济学的挑战及其演变趋势进行了评析和预测，最后对经济学未来发展形态进行分析和评论。

关键词：人文经济学；科学理性；人文关怀；人道主义

中图分类号：Ｆ019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3－854Ｘ（2008）01－0016－04

学术界一般认为，源于西方的主流经济学，产生和形成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 英国的经济学家马歇尔把当时西方经济学中各种流行的观点整合在一起，以折中的方法重新构建了经济学的体系。从此，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正式诞生了。新古典经济学以马歇尔的经济学说为核心，在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那场席卷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危机后，又加入了以凯恩斯理论为核心的宏观经济学的内容。自此，完整意义上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便以强劲的势头逐渐扩张以及进一步完善自己的学科疆域，并在数理形式方面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就。到了20世纪中期，保罗·萨缪尔森的数理性研究更成为现代经济学研究的专业样板①。作为集现代经济学之大成的当代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研究范式对现代经济学朝着数量化方面的发展显然起了示范、推动和促进作用。现今的主流经济学在分析方法上更是高度数理化和技巧化，如动态规划和最优控制论已被引入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中，一些在高等数学中也属于相当前沿的理论和方法也被运用到经济学的分析之中。现代经济学的这种“数学逻辑形式主义”也成为它区别于其它社会科学的重要特征。

伴随着对经济学中的“数学逻辑形式主义”和“工具理性”趋势的质疑和抵制，一股以呼唤人文关怀或回归人文精神为基本宗旨的经济学思潮悄然兴起，这股被称为人文经济学的理论或学术思潮并未像当初的信息经济学或新制度经济学那样，在短期内以其高调的姿态对主流经济学形成强有力的冲击并迅速形成一种理论时尚；相反，人文经济学正以一种低调但却相当稳健的姿态发展并进一步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并在多个层面对主流经济学形成强有力的挑战。由此引发的一个根本命题便是现代经济学中应不应该包涵人文精神或人文关怀，或者经济学中的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的应该是怎样一种相互关系。显然，这关系到经济学的未来发展形态。

一、主流经济学的缺陷与人文经济学的兴起

主流经济学的本质是实证的，它关注的核心是效率问题。主流经济学在追求效率目标的过程中，基本上将公平问题或人文关怀排除在研究视野或范畴之外。在高度数理化方法的装饰和支撑下，所有经济人的行为被纳入一个在一定约束条件下求效用函数或目标函数最大值的模式，这样，主流经济学在逻辑上就具有内部一致性。但是这种理论范式却忽略了人的社会属性和不同的偏好，将作为决策主体的、具有个体差异和不同偏好的人简单物化为高度统一的“经济人”，这便使经济学的研究结论在很大的程度上脱离了人的社会属性和复杂偏好。顺着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和逻辑思路，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假如一个经济效率或绩效的取得必需牺牲社会公正和人文关怀，那么为了取得这种效率或绩效就必须做出这样的牺牲。因此，现代经济学的根本缺陷，就是人文精神的缺失。为了让市场“出清”或“均衡”，我们曾经看到过牛奶被倒入大海，冬衣被人为毁掉，尽管有着大量的贫困者仍然衣不蔽体、饥肠辘辘地挣扎在生死线上。我们很难保证类似的悲剧不再在这个世界重演。针对社会公正和人文关怀的缺失，伦敦经济学院的麦格纳德·得赛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正如凯恩斯所言，一个经济体完全可能在千百万人失业的状态下处于均衡，阿马蒂亚·森也指出，一个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也可能导致千百万人的死亡。”②

这样看来，主流经济学的效率至上的单维目标并不能解决所有的经济问题，因此，呼唤人文精神和主张人文关怀的人文经济学便应运而生。

应该说，经济学在其诞生之时是带有着浓厚的人文情怀的。所谓人文，原指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而人文主义则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主要思潮，它反对宗教主义和中古时期的经院哲学，提倡学术自由，主张思想自由和个性解放，肯定人是世界的中心。人文的特点是包含价值的规定性，即好与坏、善与恶、美与丑等。在科学主义看来，人文具有不可证实性，因而难以控制和量化③。早期的人文经济学倡导者们并不是在否定经济自由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学说的，相反，大多数人文经济学的倡导者是在认同经济自由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人文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在20世纪初和中期，人文经济学思潮在地理上的分布有三个中心：法国的巴黎、德国的慕尼黑和波兰的洛布林④。这三个地方荟萃了当时人文经济学的代表性人物。这个时期的人文经济学倡导者和推动者们从古典哲学、现象主义哲学和存在主义哲学中吸取了大量的学术营养，对人类生活的根本问题和人类的终极目标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虽然这些分析并不完全基于经济学的范式或角度，但是这些思想家们提出的学术主张和观点却大大推动了人文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这些代表性的人物有：伊曼纽尔· 牟尼亚、厄米尔·布拉纳、马克斯· 史彻勒、卡洛·瓦迪拉⑤、捷柯斯·马理藤、嘎布里尔·马索尔等。尽管这些学者在若干方面存在分歧，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信念，这就是：人在任何时候都因其自身的理由而存在而不应被当作达到某种目的工具，人的尊严应该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都得到尊重。这实际上就是强调以人为本，人不能被物化，不管以何种方式或理由。尽管这些思想家和另外一些具有人文思想的经济学家撰写了许多充满人文情怀和人文思想的文章和著作，但人文经济学20世纪上半叶仍旧没有产生深刻而广泛的学术影响。

对人文经济学的复兴或回归做出杰出贡献的一位当代经济学家就是199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阿马蒂亚· 森。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在公布阿马蒂亚· 森获奖原因时指出，阿马蒂亚· 森“在重大经济问题的讨论中，再度注入了伦理层面的思考”。“伦理层面”就是以人文精神为核心，包括了对人性的关怀、社会公平的普及、人类福祉的提升以及免予饥饿病痛等等的价值判断⑥。阿马蒂亚· 森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ＧＤＰ的增长与人民的福祉没有必然的关系⑦。在回答记者提问时，阿马蒂亚· 森曾说，他这一生当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力图恢复经济学诞生之初所包含的人文传统，而这种人文传统却被后来的正统经济理论所埋没”⑧。阿马蒂亚· 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意义，不仅仅是对他本人学术成就和贡献的肯定、认同和嘉奖，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主流经济学界对人文经济学的关注和认同。

二、人文经济学的理论渊源和哲学基础

人文经济学最早的理论渊源就是盛行于文艺复兴及启蒙时代的欧洲的人文主义思潮，其实，经济学恰恰就是在这种理论思潮中诞生的，因而前古典和古典时期的经济学深深地打上人文主义的烙印。人文主义本是欧洲中世纪末期新兴市民阶级反封建的社会思潮，14世纪源于意大利一些沿海城市，15－16世纪遍及西欧。主要代表有但丁、佩脱拉克、达芬奇、爱拉斯谟、蒙台涅等。人文主义者从人性论出发，提出了私有财产、天赋人权不可侵犯以及自由竞争、自由性爱、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发展教育等要求，主张把全部注意力由神的世界转向属人的世俗世界。最初的人道主义从抽象人性论出发，离开人的社会性、历史性去寻求纯粹的人的本性或本质。但是，人道主义的内涵也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当中，其理论主张和内涵也随着人道主义本身的发展而不断地丰富和成熟。后期的人道主义在强调人的自然属性的同时，也逐渐关注和重视人的社会属性和历史条件的限制。人文主义的突出特征就是强调人的尊严和价值，将尊重人的尊严、实现人的价值作为首要目标放在一个至高无上的位置，贯穿整个人文主义理论的核心思想就是以人为本，承认人的复杂需求、呼吁政府政策中体现出人文关怀精神。

经济学在经历了边际革命和马歇尔大综合之后，已经发展出相当完美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在一系列严密的假设条件下，市场均衡的存在性、稳定性和唯一性已能用数学的方法加以证明。看不见的手自动调节市场并通过市场信号（价格）显示引导资源的最佳配置从而使市场进入均衡这样的理念已深入人心，主流经济学将这样的理念理论化、模型化，并将之推崇到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使之成为主流经济学的核心理论。

然而，市场非均衡、市场失灵、生态遭破坏、环境被污染、贫富差距拉大、市场经济中人性的异化以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遭受严重挑战的客观现实，使包括主流经济学家在内的许多经济学家苦苦地思索和探讨着应对策略。对此，人文经济学给出了与主流经济学完全不同的解决方法。主流经济学应对市场失灵及其他社会经济问题的基本方法是主张政府以恰当的方式干预经济，建立起市场经济的法律约束体系，在维护经济自由的前提下，使市场经济成为一个“受约束的经济”。在面对市场失灵以及其它社会经济问题，人文经济学主张以道德约束力量来规范市场，赋予市场经济以人道主义关怀。推而广之，人文经济学将人与自然的和谐、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作为重要的问题加以研究。

三、人文经济学的方法论

人文经济学首先在方法论上与主流经济学存在着较大的差别，这些差别使人文经济学一开始便以一种有别于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出现，并在方法论上对主流经济学形成挑战。

人文经济学在方法论这一层面与主流经济学有着较大的区别：

1． 关于经济学的基本宗旨。主流经济学认为，经济学本质上是实证的，因此，经济科学的基本任务是解释经济现象，预测经济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提出以优化资源配置效率为基本目标的政策建议。人文经济学则认为，经济学的基本宗旨仍旧是解决人的基本问题——人的基本权利、人的生存和发展，进而解决整个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经济社会的发展应与人的生存和发展相和谐，一切违背或漠视人的尊严、权利和进一步发展的事实或趋势，在人文经济学看来，都是应该阻止或改进的。因此，经济学的最高宗旨就是使人的尊严得到尊重，基本权利得到维护，人的全面发展得到促进。军备竞赛和盲目的填海修路都可以导致ＧＤＰ的增长，然而这样的增长却不一定能增进人民的福利，因为这样的增长偏离了以人为本的目的。威汉·罗普克认为，必须允许法律去修正市场经济中的缺陷和不足，只有这样，人类才不会被剥夺基本的生存权利和条件⑨。而人文经济学的目的恰恰是要引导经济社会步入一个可称为人文经济的和谐社会。

2． 关于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主流经济学将资源配置的效率作为核心问题加以研究，尽管由于芝加哥学派的加里·贝克尔等人的努力与贡献，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已大大拓展，但资源配置效率作为经济研究的核心问题的地位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或动摇。换言之，主流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问题是效率，而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社会公平问题。在人文经济学看来，一个缺乏公平的社会，显然不是一个和谐的社会，处于不和谐社会中的人，其生存价值和尊严显然不能得到合理的体现，因而人文经济学明确地将公平问题摆在首位。换言之，人文经济学主要研究如何才能更好地构建一个和谐、公平的经济社会。道德、法律、文化、社会传统等在主流经济学被当作外生给定的因素，在人文经济学中成为影响效用函数的重要内生变量。主流经济学具有单维目标函数的特征，其基本范式就是“在约束条件下追求效率目标的最大化”，而人文经济学则具有多维目标函数特征，其基本范式是先建立多维目标体系，在这个多维目标体系中包括个体的人对自身福利水平的主观判断、社会经济效率、社会公平程度、道德水平等基本因素，再在约束条件下追求这个多维目标函数的最大化。显然，要将一个多维目标体系最大化，其复杂程度远远高于单维目标的最大化。

3． 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ｓｍ）认为，一切社会现象都应追索到它们的个人行为基础，都必须从个人的角度来分析和阐述。个人的目的和偏好是经济学分析的出发点和基础，必须把个人的目的性放在首位。其实，亚当·斯密认为个人的逐利行为在客观上会促进全社会福利的提高，这实际上就隐含着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不同的个人具有不同的目的和偏好，因而不同的个体有着不同的效用判断体系。换言之，在给定条件下，同一政策的实施可能会导致社会成员不同的福利效应。从这一逻辑出发，政府的政策必须以人为本，承认人的个体差异。只有个人自己才是本身“效用”的最佳判断者，任何其它方都无法准确判断自己的效用水平。人文经济学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主要体现在行为主体的偏好以及福利标准或效用判断的差异性上。人文经济学认为，经济分析应始于经济活动中的个人，同样终结于经济活动中的个人。即经济分析应关注具有不同文化背景、条件和偏好的个人的需求，并以这些不同个体需求被满足的程度的高低来衡量经济绩效好坏，而不是以物化或量化的产出增量来衡量经济发展水平。

4． 主观主义和规范主义学派经济学。主流经济学强调实证性和客观性。所谓实证性，就是揭示经济现象背后的真实原因，做出“某种东西实际上是什么”这样一个实证判断。而客观性即指效率的判断有一个客观的标准，亦即资源配置效率的高低可以由一个客观的标准来决定，或者用一种具体的方法进行量化评估。从这一逻辑出发，任何经济现象都是某些变量导致的结果，在约束条件下将这些变量进行最优化组合便可导致最优的经济绩效。在给定条件下，变量的最优组合是唯一的。主流经济学所强调的实证性和客观性实际上就是均衡的存在性、稳定性和唯一性。人文经济学理论则将经济学定位为主观主义和规范主义学派经济学，而主观主义和规范主义学派经济学又是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的衍生物。个人的偏好、能力和环境条件都不同，因而，不同的个人有着不同的愿望、知识和对事物的不同理解。任何外部观察者都不能确定社会福利的各种状况，只有个人自己才知道它们自己的效用。因此，必须给个人以充分的选择自由。另外，人文经济学认为必须对政策的效应做出基于自身认识和理解的价值判断，即做出“某种东西应该是什么”这样的价值判断，但这种判断标准并不是唯一的，也不是客观的，因为人对客观世界的看法本身就具有很强的主观色彩。

5． 关于市场经济活动中的“经济人”范式。主流经济学认为，市场经济中的个人总是出于利己心在约束条件下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就是所谓理性“经济人”（Ｈｏｍｏ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ｕｓ）范式。以杰文斯、瓦尔拉斯、门格尔等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们运用自然科学和数学的方法对经济人模式作了近似苛刻的限定，将经济人假设严格公式化、模式化，以致于引起了一系列的争论。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以西蒙为首的经济学家对经济人模式进行尖锐地批评，并提出了“有限理性（Ｂｏｕｎｄｅｄ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的概念。赖本斯坦因也认为，只有在压力极大的情况下，人们才会采取极大化行为，而一般情况下，人们只是把一部分精力用于决策，同时也依赖于惯例规范等方面。因此，个人的行为努力并不是一个常量，并不总是追求最大化⑩。人文经济学在吸收了西蒙的“有限理性”概念以及赖本斯坦因理论的学术营养的基础上，继续对“经济人”范式提出质疑并发出挑战。人文经济学认为，“经济人”范式并不能解释市场经济活动中行为主体的全部动机。即使在市场经济十分发达的西方国家，仍然可以观察到助人为乐、热心公益、舍生取义、见义勇为这样的现象，这是“经济人”范式无法做出圆满解释的。 阿马蒂亚· 森认为，“为了更好地理解投票选举、捐赠公益事业、照顾年老亲属这样的行为，我们必须将同情心、责任感这样的概念考虑在内”{11}。在人文经济学的理论范式中，作为交易主体的个人除了自利心和有限理性之外，同时也具有与他所处社会的道德环境或主流的价值体系相吻合的正常的责任心、荣誉感、是非观、同情心、道德观等，后者同样影响交易主体的交易行为。

四、结论性评论

主流经济学中的人文精神的缺失为人文经济学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有效的空间。人文经济学的回归过程实际上是对主流经济学不断发起挑战的过程。人文经济学关注的领域恰恰是主流经济学所忽略的领域，人文经济学试图解决的问题恰恰是主流经济学暂时无法解决的问题，仅仅从这一点着眼，人文经济学的兴起和发展就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虽然在很多方面人文经济学对主流经济学发起挑战，但这些挑战主要集中在研究方向、研究重点和方法论方面。人文经济学并没有否认主流经济学所推崇的核心理论，相反，人文经济学十分认同自由市场经济的机制，但是，对这种机制在一定条件下的失灵和偏差进行了不同于主流经济学范式的研究和探讨，并给出了一些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的解决方案。换言之，在对自由市场经济认同这一点上，人文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是一致的。但人文经济学试图给市场经济注入人文因素，赋予市场经济以人道主义。

人文经济学的基本宗旨实际上就是企图在经济科学与道德科学之间找到一个交叉点或连结点，使经济学在解决效率问题的同时，也能体现出人的道德规范与诉求，体现出人道精神和人文关怀。人文经济学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它构建起一个以人文精神为核心的价值判断体系，再在这个基础上对研究的经济问题做出自己的价值判断，并将这种价值判断转化为政策主张或建议。这样，它对主流经济学的实证性和客观性就进行了革命性的颠覆。主流经济学也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政策建议，但这种政策建议是效率导向的，而人文经济学的政策建议则是人文导向的。

人文经济学对人性的判断和定位无疑比主流经济学中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更进了一步，或者说前者更能反映行为主体复杂的生理属性和社会属性，但人文经济学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充分依靠道德的力量而不是法律的力量来规范市场运行的主张却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色彩。显然，这种主张是“性善论”的衍生物。从逻辑上看，“性善论” 存在的前提条件是“有效的奖赏和惩罚机制”。从理论上讲，“有效的奖赏和惩罚机制”是有可能在重复博弈中自发产生并自我完善的，但依靠道德伦理力量来矫正市场失灵至少在目前仍然缺乏经验事实的支持和证实。另外，人文经济学也未能深入地探讨“有效的奖赏和惩罚机制”的生成机理及其与道德力量和人文精神的关系，因而，人文经济学在这方面仍然存在着巨大的探索空间。

一个值得关注的事实是，奥地利学派、芝加哥学派和佛吉尼亚学派中的代表人物哈耶克、贝克尔和布坎南等人也意识到主流经济学的一些明显缺陷，例如“数学逻辑形式主义”的泛滥和极端化，并开始思考这些缺陷的解决方法。而阿马蒂亚· 森的获奖则使人文经济学离主流经济学又近了一步。人文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在某些领域存在着交叉的趋势，这种趋势表现为主流经济学对人文经济学某些理论范式的认同和接纳。

显然，“数学逻辑形式主义”不应是主流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因为它背离了经济学应有的学科特性和丰富内涵；而完全抛弃科学理性、以人文精神统领一切的“经济学”也一定不会获得广泛的认同，因为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基础恰恰就是科学精神和理性原则。这样，一个充满折中主义色彩但却十分合理的观点就是科学理性和人文精神的有机结合，这应成为经济学的未来发展方向，而人文经济学的兴起和发展恰恰可以推动主流经济学朝着这样一个方向迈进。

注释：

① 王曙光：《理性与信仰——经济学反思札记》第一章第5节：《经济学理性精神和人文关怀：回归古典》，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

② Ｍａｇｈｎａｄ Ｄｅｓａｉ： Ａｍａｒｔｙａ Ｓｅｎ．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54， Ｊｕｌｙ 2000．

③ 任小军、朱成全：《经济学中的科学与人文》，载于《光明日报》2006年2月20日。

④ Ｇｒｅｇｏｒｙ Ｍ．Ａ． Ｇｒｏｎｂａｃｈｅｒ：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 ＆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 Ｖｏｌｕｍｅ 2， Ｎｕｍｂｅｒ 2， 1999．

⑤ 卡洛• 瓦迪拉（Ｋａｒｏｌ Ｗｏｊｔｙｌａ）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前罗马教皇保罗二世，卡洛• 瓦迪拉（Ｋａｒｏｌ Ｗｏｊｔｙｌａ）是他的原名。作为一名著名的宗教领袖，保罗二世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人文主义思想家。

⑥⑦ 陆群：《假如网络也有生命》第7章《经济学视野中的人文情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⑧ Ｂｏｂ Ｂｒｏｗｎｉｎｇ：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ｍａｒｔｙａ Ｓｅｎ： ｔｈｅ ｒｅｔｕｒｎ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Ｎｅｗｓ Ｗｅｅｋｌｙ， 15 Ｊｕｌ 2000．

⑨⑩ Ｊａｍｅｓ Ｔｈｏｒｎｔｏｎ： Ｈｕｍａｎ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Ｉｎｆｏｒｍｅｒ Ｓｕｍｍｅｒ 1999．

{11} Ｂｏｂ Ｂｒｏｗｎｉｎｇ：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ｍａｒｔｙａ Ｓｅｎ： ｔｈｅ ｒｅｔｕｒｎ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Ｎｅｗｓ Ｗｅｅｋｌｙ， 15 Ｊｕｌ 2000．

（责任编辑 陈孝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