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凉文化述略

[摘 要] 十六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动荡、大混战时期。在中原地区，连年不断的扰攘纷争，不仅使经济遭到极大地破坏，就连学术文化也是扫荡将尽。与此相反，在“五凉”政权控制下的河西走廊，却是学者云集，人才辈出的地方。而河西在东西方世界文化交流中所处的文化地理位置，再加上大批著名学者的辛勤耕耘和不倦于学，使当时的“五凉文化”成为同时期整个北方文化最为繁荣发达的文化。

[关键词] 五凉；儒学；文化

[中图分类号] G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3）01-118-3

一、五凉文化的产生

西晋灭亡之后，司马氏在江南建立了东晋王朝，北方汉族大官吏和匈奴、鲜卑、羯、氐、羌等五个少数民族相继在北方立国，先后出现了十六个割据政权，十六国中有五个政权建于河西地区，史称五凉政权，在这块土地上形成的文化现象史称“五凉文化”。五凉政权始自公元301年，安定乌氏人张轨被西晋政府任命为凉州刺史，拉开了五凉历史的序幕。公元376年前秦苻坚消灭前凉政权，公元386年，前秦大将氐族人吕光建立后凉政权，后凉又于公元401年被后秦姚氏所灭。公元5世纪初，后凉政权又分裂为北凉和南凉，北凉政权由匈奴卢水胡人沮渠氏建立，南凉政权则由鲜卑族秃发氏建立。不久，北凉政权中又分裂出由汉族人李暠建立的西凉政权，后于公元421年被北凉政权所灭。南凉政权和北凉政权相继在公元414年、439年分别被西秦乞伏氏和北魏拓跋氏所灭。至此，100余年的五凉历史落下帷幕。造成五凉文化繁荣的原因，首先是五凉特有的地理环境。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五凉偏处西北，因而能远离当时中原战乱之祸，保持境内长期安定的环境，大量避难流亡百姓到此，发展了河西经济和生产，也为文化的繁荣创造了条件。二是河西走廊位处丝绸之路要冲，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枢纽，这就使之能够广泛地吸取西域文明、关中学术及江左文化之丰富营养，接受来自各方面文化的影响，再与本地文化加以融汇，从而形成五凉文化的昌盛风貌。其次，河西文化的繁荣，还与河西地区的传统风尚有关。自汉武帝设立河西四郡以来，河西走廊就一直与中原地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文化方面有了迅速的发展，以儒家经典为主的大量汉籍在这里广泛传播。再次，五凉文化兴旺也有赖于各割据政权的执政者对文化的重视和提倡。这些无疑都是五凉文化兴盛的主要原因。

二、五凉文化的历史地位

五凉所处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分裂时期，也是由分裂走向统一的过渡时期。同时，它上承秦汉，下启北朝和隋唐，也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中一个承前启后的时期。这一时期在经济、政治、文化上所继承和创造的一切历史成果，都对后世带来了重大影响，而文化成果所产生的影响尤其明显和重要。这一时期，五凉文化在中国北方居领先地位，陈寅恪先生在其论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指出，隋唐制度有三个源头，一为北魏、北齐，二为梁、陈，三为西魏、北周。他说“西晋永嘉之乱，中原魏晋以降之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至北魏取凉州，而河西文化遂输入于魏，其后北魏孝文、宣武两代所制定之典章制度遂受其影响，故此魏齐之源其中亦有河西之一支派，斯则前人所未深措意，而今日不可不详论者也。”陈寅恪先生在这里提到的河西文化，即现在学界已认同的五凉文化。这一论断点明了五凉文化在中国中古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五凉文化由此引起史学界的瞩目。五凉文化之所以对魏、齐、周、隋、唐诸代形成重大影响，首先基于北魏，因为北魏在公元439年占领河西，全面继承了五凉时期的文化成果，对五凉的文化成果，北魏政府采取兼收并蓄，纳入中原文化宝库中，五凉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结合，极大地丰富了古代文化宝库，在北朝至隋唐时期，它曾闪现过晶莹夺目的光芒，给中国古代文明增光添彩，诚如有识之士指出的那样，五凉时期河西文化的巨大成就给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史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三、五凉时期儒学的兴盛

五凉时期的统治者不论是汉人还是少数民族，大都重视儒学、崇尚礼教，倡导汉化教育，通过开办公私学校、为统治阶级培养大批人才，是五凉各政权普遍关注的问题，也是五凉文化的一个显著特色。前凉张轨到任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针对当时社会混乱、“学业沉陨”的状况，置崇文祭酒管理文化教育，“立学校以教九郡胄子（贵族后裔）五百人”，以起示范带动作用；同时还屡屡遣使持节，厚礼征聘境内知名学者任职或讲学。张骏还开辟专门的场所，设立专门的机构，开展了三次规模较大的学术活动。这些措施奠定了五凉时期以敦崇儒学为基础的文化教育政策，其余四凉相沿不变。如西凉初建，即大兴学校，兴办教育，倡导儒学。北凉则尊孔读经于庙堂之上，沮渠蒙逊父子还数次遣使奉表江南刘宋王朝，求取大量经史子集，并献去不少河西学者的著作。五凉时除官办公立学校外，民间私学也很昌盛，这是儒学兴盛的又一个标志。五凉时儒学兴盛的另一个成果便是文学创作。河西学者中，树名立传者不下十数人，他们之中，有的在朝，有的在野，但都受到五凉政权最高统治者的礼遇。五凉时期凉州是北中国的文化中心，文学创作非常繁荣，主要成就在散文、诗歌和辞赋三个方面。这在《北史·文苑传》和刘勰《文心雕龙》都有反映，说明五凉时期的文学作品在北方以至南朝也有较高声誉和一定影响，反映出河西文学创作的水平，五凉文学也是十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上承建安，下启隋唐，对敦煌学的形成和发展曾产生过一定的影响。这时期作家中的一些作品，与偏安江南的东晋文人的作品相比，毫无逊色，堪称上乘。凉州籍的南朝诗人阴铿，是开创我国格律诗的先驱，他的作品，对后世许多诗人影响深远，如李白、杜甫等人。杜甫有诗句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影响可见一斑。

四、盛名卓著的凉州乐舞

五凉时期，西域乐舞传人河西，并经加工改造，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音乐和舞蹈艺术形式，被称为《西凉乐》。凉州乐舞不仅是西北乐舞的代表，也是中原王朝乐舞中的精华，凉州乐舞是在凉州多民族乐舞的基础上，融汇了中原汉族乐舞和西域（包括印度）乐舞中的精华，经过加工、改造、提炼而形成的。前凉张骏墓中就葬有乐器，《太平御览》记载：“后凉咸宁二年，有盗发张骏墓，盗得白玉尊、紫玉箫。”历史上的凉州，是一个歌舞音乐之乡，唐代著名边塞诗人岑参的“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白居易的《西凉伎》，王维的《凉州赛神》等诗篇，就十分生动逼真地反映了这方面的情景。《隋书·音乐志》载：西凉音乐有“歌曲”、“解曲”和“舞曲”。其中“解曲”是管弦乐曲。这说明西凉音乐有多样化的音乐表现形式，即声乐、器乐和舞蹈伴奏曲三大类。闻名于世的《凉州》、《甘州》和《伊州》等西凉各部中的大曲，就是由上述三大类组合而成的大型套曲。这种融歌、舞、音乐为一体的综合表演形式，为我国戏曲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五、佛教的兴盛及气势宏大的石窟艺术

十六国时期，社会动乱，干戈不休，然而佛教却得到了迅速的传播。五凉割据的河西地区，佛教尤其流行，《魏书·释老志》记载：“凉州自张轨后，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太延中，凉州平，徙其国人于京邑，沙门佛事皆俱东，象教弥增矣。”就整个而言，五凉佛教的兴盛当推北凉时期。沮渠蒙逊笃信佛教，请了名贯西域的佛经翻译家昙无谶在姑臧主持大规模的译经活动。据统计，北凉自公元401年至439年，译经数量比其余四凉译经的总和还要多。正是由于统治者的提倡，佛教经西域传人河西后，首先在姑臧发展，并以此为中心，向周边和中原传播。

石窟寺最初是佛教信徒坐禅修行的场所，称作石室，后来渐渐发展成为一种佛教综合艺术。佛教在印度阿育王朝时代开始兴盛并形成国教。自公元前326年，希腊亚力山大王占领印度西北之后，受希腊艺术影响，犍陀罗和佛教徒在他们修道的石窟里，以雕塑、绘画、建筑等造型艺术来表现佛、菩萨、罗汉、天王、力士等形象，以及佛的本生或前生的各种故事，作为崇拜的对象。于是石窟成了宣扬佛教的重要形式。这些绘画、雕塑、石窟建筑及其装饰，就是石窟艺术。五凉时期，河西艺术宝库中瑰宝荟萃，灿烂夺目其中之一就是石窟艺术，他随佛教在河西的盛传而兴起和发展。其中，开凿最早的是武威天梯山石窟，前凉时期，已经有人在这里传道。北凉时期在天梯山正式开窟建寺。4至5世纪，石窟遍布河西，形成气势宏大、光彩夺目的石窟艺术，促进了石窟艺术中“凉州模式”的形成，这种具有浓郁河西特色的艺术风格在后来逐渐波及到了中原。5世纪至9世纪，中国石窟雕凿达到极盛时期，完成了中国石窟艺术由龟兹模式（新疆克孜尔石窟）向凉州模式（天梯山石窟）再向平城模式（山西云冈石窟）的发展，并最终在洛阳龙门完成中国化的全过程。从地域上讲，石窟寺的开凿由塔里木盆地北缘而河西走廊，由西北而中原，由北方而南方，并形成了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石窟艺术。而甘肃尤其是河西，是我国开凿并保存石窟最多的地区之一。其中重要有天梯山石窟。这不仅是我国开凿最早的石窟之一，也是我国早期石窟艺术的代表。在开凿天梯山石窟的过程中，培养了一批开凿石窟的能工巧匠和雕塑家、彩绘家。昙曜等人在完成天梯山石窟之后，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和佛教中心的东移，东下平城（今山西大同），开始了新的开凿生活，成为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的重要技术力量，昙曜则成为北魏的佛教领袖。据历史记载，439年，北魏灭北凉，从姑臧迁宗族吏民3万户至平城，其中有僧侣3000多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既反映了凉州的人口众多，也说明了佛教的兴盛。这3000僧人实际上就是“凉州模式”的创造者，推动着北魏崇佛风气日渐兴盛。北魏灭北凉结束了河西地区140余年割据而繁荣的局面，曾经盛极一时的凉州佛教及其艺术受到重创，凉州的僧人纷纷外流，除迁平城外，一部分向西迁往敦煌等地，由此也促进了敦煌佛教的兴盛，使敦煌成为继凉州之后的河西佛教中心，并推动了河西石窟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第二个高峰──敦煌石窟文化的迅速发展。敦煌石窟中的盛唐大佛（130窟）和天梯山的大佛艺术风格相似，说明天梯山石窟的开凿及其艺术风格和建筑风格直接影响到敦煌及河西石窟。

六、结论

十六国时期，包括青海在内的河西地区呈现出一派文明昌盛的局面。学者汇集、文教振兴。其主要原因，由于河西地当东西交通之要冲，西域的文化学术东渐，必先在河西驻足。而东汉、魏晋时期，恰是西域文化东渐的重要时期。河西大量感受到西学的清新，从而以其沃土，植彼嘉禾，取得新的文明滋养，融汇新的文明成果，东西两个方向文明汇聚的结果，形成丰富的文化沉淀，被“五凉”政权所利用，构成文明昌盛的雄厚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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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余尧.五凉实事述略.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02）.

[3]刘满.高适诗地名考证.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04）.

作者简介：梁军（1979-），男，汉族，甘肃武威人，硕士，西北师范大学知行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