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化的制度与制度的民主化改革

摘要:推进民主政治,必须高度重视制度建设,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条历史经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当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加强制度建设,以健全的制度推进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更加具有特殊意义。推进制度化的民主,关键在于消除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重点是正确处理好三方面的关系: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民主与效率的关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与肃清封建主义残余的关系。以政治民主化为价值取向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实现改革指导思想的重大转变,即要从“以权为本”彻底转变到“以人为本”上来。

关键词:民主政治;制度改革;以人为本

中图分类号:D6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10)10-0005-07

30年前,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这篇重要讲话,不仅对当时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层面纠正“文化大革命”的深重影响,推进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发挥了重大的直接的推动作用,而且对30年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发挥了深远的指导作用。这篇重要讲话,堪称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其中许多精辟论述至今仍然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和强烈的现实意义。在新的历史征途上,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更高层次地推进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有必要重温这篇重要讲话的精神,深刻把握蕴含其中的根本立场、基本观点和科学方法。

一、民主政治建设,关键在于制度

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邓小平反复阐述了一个重要思想,这就是,要把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建立在不断完善的制度基础之上。“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①这一重要思想,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尤其是我们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的精辟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建设理论的创造性贡献。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曾经出现过斯大林破坏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严重教训。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曾经出现过“文化大革命”践踏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严重挫折。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是领导人的素质还是制度因素?邓小平鞭辟入里地指出,领袖个人的因素固然是个重要原因,但是根本原因在于制度的缺失和漏洞。他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②这一精辟分析,切中要害,振聋发聩,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所需要解决的最关键问题和必须遵循的最基本规律。

事实上,任何一个政党,当它在取得执政地位之后,如何强化全党的制度意识,把制度建设放到重要地位,以健全的制度确保党的执政功能和执政成效、防止党的成员腐败,这个问题就被尖锐地提到关系党生死存亡的重要位置上来。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执政党,我们党队伍庞大、责任重大,制度问题在党执政过程中一直是影响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否具有健全的制度,是党内生活是否正常,整个国家能否沿着民主法制道路向前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否具有强烈的制度意识,是广大党员尤其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能否保持本色、为民执政、廉洁执政的一个关键问题。

早在延安时期,制度问题就曾被提到关系党生死存亡和未来国家兴衰成败的重要位置上来。当年,民主人士黄炎培访问延安,与毛泽东促膝长谈,尖锐地向毛泽东提出:通过什么路径才能够防止“政怠宦成”、“人亡政息”的历史教训,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针对这一问题,毛泽东明确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够跳出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③这一解答,何等精辟!何等深邃!防止自身腐败,防止人亡政息,归根到底要靠民主。民主不仅仅是思想和作风,更重要的是体制和制度。人民监督执政党,人民监督政府,这是现代民主制度的核心内容。只有以健全的党内民主制度和国家民主制度确保人民以高度负责的精神监督党和政府,才能避免“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彻底防止“政怠宦成”、“人亡政息”的悲剧。

当年毛泽东找到了制度建设这条新路,但是却未能带领全党一以贯之地走下去,更未能成功地解决在党执政之后如何确保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制度化这一重大课题。上世纪50年代后期直至“文化大革命”,我们党所以屡遭曲折,国家所以屡遭困境,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对制度的淡漠甚至否定。权力过分集中,党政不分,政企不分,个人凌驾于集体之上,党和国家的民主制度形同虚设,有的甚至破坏殆尽,这样一种历史教训,不是哪一个人的责任,而是制度意识普遍缺失、制度建设长期懈怠的结果。所以“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邓小平对党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对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的思考,正是紧紧抓住制度建设这个根本环节,注重于和突出于制度完善这个重要层面。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邓小平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④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邓小平更为深入地从制度建设层面来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他精辟指出:必须高度重视制度问题,切实推进制度改革,“关键是要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制度”⑤,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同时“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⑥。“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⑦邓小平把制度改革与建设提到能否赢得人民信任的高度,提到能否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高度,提到能否发展社会主义的高度,紧紧抓住了党和国家民主政治建设的根本环节,为在党长期执政的条件下如何推进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指明了根本方向。

在我们党执政以后,制度建设未能被提到根本地位,甚至严重缺失,这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第一,党的执政地位,是通过长期艰苦的奋斗而取得的,政权来之不易。这种经历很容易在党内滋生居功自傲情绪,使一些党的高中级干部陷入“江山非我莫属”的误区,过高估计个人的作用,从而把党的意志甚至个人意志凌驾于国家意志之上,以党代政,以人代党,以言代法,以至对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造成严重破坏。第二,我们党在执政之前经历了长达28年的革命斗争,形成了一整套适应战争年代和革命斗争需要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新中国是在各级党组织领导下建立起来的,这就很容易把战争年代的领导体制、工作机制,主要是一元化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方式搬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来。党如何领导国家和社会,从制度层面来说是一个崭新的课题,也是一个很难妥善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第三,党执政以后,处于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核心领导地位,党的意志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虽然有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参政议政,但是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很难起到对执政党直接监督和制约的作用。这种客观环境的变化,很容易使党内一些同志忽视如何加强对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制度化领导,党的高中级干部更难以自觉地将自己置于制度的严格约束与要求之下。第四,我国社会主义是在经济文化落后、小农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积淀深厚、封建主义残余相当严重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缺乏现代民主制度的基础和训练,这种社会基础不可避免地反映到作为国家领导力量的执政党内来,从而使党内存在着比较深厚的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现象严重等封建主义残余,这些弊端不仅表现在党的思想作风方面,而且渗透于党内政治生活和党对国家的领导方式,严重阻碍党的制度创新和民主集中制。总之,党在执政之后,尤其是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制度改革与建设变得更加重要起来,制度缺失的后果也变得更加严重起来,这是我们党面临的最重大考验,也是最深层隐患。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必须把制度建设提到根本性、全局性的重要位置上来。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尤其是在当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加强制度建设,以健全的制度推进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更加具有特殊的意义。首先,加强制度建设,推进民主政治,是应对严峻挑战、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迫切要求。当今世界正进入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重要历史时期,全球化趋势愈益凸显,综合国力竞争更加剧烈。而国家之间的较量,在很大程度上是执政党执政能力的较量。这样一种丰富多彩而又错综复杂的世界格局,迫切要求我们党用发展的要求审视自己,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和完善自己,着力改革传统的观念、做法尤其是体制和制度,主动顺应世界潮流,真正按照现代化大生产规律和经济全球化趋势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时适应文明的多样性和人类文明发展的总趋势,提升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进程尤其是民主政治建设的现代内涵,从体制与制度层面与世界文明大趋势接轨,以巩固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显然,这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临的一个时代性课题。党能否以锐意改革的精神和强烈的制度意识完成好这一时代课题,直接关系到党能否有足够的能力应对世界局势,能否在国际格局的新变化中把握发展趋势、用好发展机遇、创造发展条件、掌握发展全局,从而直接关系到党执政地位的巩固乃至执政合法性的延续。

其次,加强制度建设,推进民主政治,是化解社会矛盾,增强党的执政效应的迫切要求。当前,我国正处在转型性发展的关键时期。一方面,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前所未有、举世瞩目。另一方面,在前进过程中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前所未有、世所罕见。其中尤其突出体现在就业、教育、住房、看病、养老等方面的民生问题和利益差距、社会公平、大众参与、公共危机、官员腐败等方面的民主问题,构成对党的执政效应的严峻考验。在初步发展起来的中国,民生与民主将愈益凸显,集中反映了人民群众对社会进步的新期待,对党和政府的新要求。能否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基础上妥善解决好民生与民主问题,直接关系到党执政的社会效应亦即人民大众对党的信任度。无论是解决民生问题还是推进民主建设,都迫切要求加大政治体制和社会运行机制改革的力度,不断完善党内民主制度和社会民主制度,不断增强以健全的制度化解矛盾、协调利益、应对危机、促进和谐的能力。这可以说是改革开放30年后中国发展的新走向、新趋势。

第三,加强制度建设,推进民主政治,是扼制腐败,防止党脱离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人民群众。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是一项长期的重大政治任务。不坚决惩治腐败,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会受到严重损害,党的执政地位就有丧失的危险,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在当前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人民群众最为不满和担忧的社会问题仍然是少数官员的腐败问题,这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深层隐患。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既要靠教育、靠严惩,更要靠制度、靠法治,归根到底必须从制度改革与建设做起,从强化全体党员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的制度意识做起。这是由于,在党风政风方面产生的种种问题,尤其是权力腐败现象,大多是与某些制度缺失联系在一起的,是制度意识严重淡薄造成的。从客观条件来说,某些领域权力过分集中的领导体制和管理体制尚未完全消除,严重滋生和助长了擅权专权、以权谋私的腐败现象。从主观因素来说,某些领导干部存在着严重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有的滥用权力、以权谋私,最终堕落为腐败分子,最终原因无不是制度意识淡薄甚至毫无制度意识。一些领导干部,长期习惯于家长制、“一言堂”,飞扬跋扈,朝令夕改,在他所管辖的范围内制度形同虚设;一些领导干部,热衷于玩弄权术,迷恋权力,官僚主义盛行,宗派主义猖獗,制度对他无制约作用,甚至可以随意改动;少数领导干部,视制度规范为儿戏,以手中的权力与制度体制相对抗,最终走向制度的对立面,不得不受到党纪国法的严惩。如此种种客观条件和主观因素深刻警示我们:制度缺失是滋生权力腐败的根本原因,制度意识淡薄是一些人走向腐败的起点。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创新,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发展党内民主的重中之重。

二、制度改革与建设的核心是发展民主,关键在于消除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

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邓小平重点强调一个重要思想,这就是,把发展政治民主、消除过分集权,作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核心内容和突出任务。他说:“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及其他制度,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而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主要应致力于完成三大任务:一是发展经济;二是推进民主;三是培养和使用人才。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发展政治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各项公民权利,健全革命法制,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打击一切敌对力量和犯罪活动,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⑧。

发展政治民主,关键在于革除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邓小平尖锐指出:“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⑨ “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少数有权的人负担过重,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必然要损害各级党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个人分工负责制等等。这种现象,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⑩ “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这些事只要有一定的规章,放在下面,放在企业、事业、社会单位,让他们真正按照民主集中制自行处理,本来可以很好办,但是统统拿到党政领导机关、拿到中央部门来办,就很难办。谁也没有这样的神通,能够办这么繁重而生疏的事情。这可以说是目前我们所特有的官僚主义的一个总病根。”{11}

邓小平的这些重要论述,鞭辟入里,指向鲜明,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价值。消除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不断发展民主政治,既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建设的长期任务,更是当前我国政治改革与政治发展的核心内容。而无论是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般经验来看,还是从当前我国民主政治建设面临的特殊问题来看,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必须着重处理好三个方面的关系,即: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民主与效率的关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与肃清封建主义残余的关系。

——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在民主基础上集中,在集中指导下民主,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12},这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项基本原则和一大政治优势。历史与现实反复表明,什么时候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把民主与集中有机地结合起来,什么时候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就正常,社会主义民主就顺利推进;什么时候在民主与集中的关系上陷于片面、出了问题,什么时候就会严重干扰甚至破坏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阻碍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程。而民主集中制得不到真正坚持和实行的一个普遍性原因,是“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13}。“我们在过去一个相当长时间里,在民主和集中的关系上搞得不好,民主少了一些,因此,我们更要发扬民主。”{14}邓小平的这一重要分析,紧紧抓住了实行民主集中制的要害,这就是,必须把集中建立在充分发展民主的基础上。邓小平当年的这一重要判断,在今天不仅没有过时,而且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在民主与集中的关系问题上,当前我们面临的主要障碍和普遍危险,仍然是集中过多,民主太少,甚至离开民主讲集中。一些党政领导片面地理解集中、强调集中,把“集中”与“集权”混淆起来、等同起来,忽视民主,把个人意志凌驾于群众意愿和集体意见之上,甚至压制不同意见,打击报复来自民主的声音。这种现象如不加以坚决纠正,其结果必然是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深刻表明,“集中”与“集权”是两个根本不同的范畴:集中以充分发扬民主作为前提,集权则以个人专断作为前提;集中以大多数人的意见作为依据,集权则以个人或少数人的意见作为依据;集中以积极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作为目标,集权则以树立和巩固个人威信作为目标。总之,集中是推进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内在要求,集权则是对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最大破坏。推进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必须重点防止和消除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

——民主与效率的关系。社会主义制度的一大政治优势是能够集中力量高效率地办事情。正如邓小平所说:“社会主义国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注重效率“是我们的优势,我们要保持这个优势,保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15}。讲究效率是否意味着可以忽视民主、不要民主?这是在推进我国民主政治建设方面亟需进一步澄清的又一个重大问题。一些人把效率同民主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认为发扬民主程序繁琐,太费时间和精力,不利于高效率地办事;发扬民主众说纷纭,不利于快捷决断。在这样一种认识指导下,民主的意见往往被挤压在有限的空间,失去其应有的地位与功能。一些人甚至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口号下怀疑民主、轻视民主,甚至践踏民主。如此等等认识和做法,都严重扭曲了民主与效率的关系,严重背离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基本规律。

实际上,无论是从民主与效率的功能来说还是从两者联系的过程来说,民主和效率都是应该统一的,也是完全能够统一的。首先,发展民主是提高效率不可忽缺的前提。通过充分发扬民主,集中大多数人的意见,有利于形成科学决策,最大限度地减少决策失误,从而有利于可持续地提高办事效率。尤其是关系绝大多数人利益的大事,如果离开充分民主作为前提,则很有可能发生失误,产生“欲速则不达”的效果。其次,发展民主是提高效率不可忽视的动力。任何事情,尤其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只有充分依靠广大干部群众的智慧和积极性,才能顺利推进。充分发扬民主的过程,也就是充分调动大多数人积极性的过程。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充分调动起来了,办事效率自然也就会得到充分提高。再次,发展民主是提高效率不可忽略的目标。提高办事效率,集中力量办大事,根本目的是为了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更好地造福于人民。从这个本质意义上说,发展民主与提高效率具有同样的价值目的,是完全可以统一的。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与肃清封建主义残余的关系。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必须着重肃清封建主义残余,这是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重点强调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思想。他精辟指出:“我们进行了28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16} “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重点是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17}邓小平的这一重要论述,虽然讲于30年前,但至今仍然具有极强烈的现实意义。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封建主义残余虽然得到了极大的清除和扼制,但是这种清除还很不到位,尤其是在思想政治领域肃清封建主义残余的任务仍然极为繁重。可以这样说,当前思想政治领域我们既面临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影响,又面临着封建主义残余的影响,主要是封建主义残余的影响。以积极的制度改革继续肃清封建主义残余,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必须完成的最迫切任务。

思想政治领域的封建主义残余有种种表现,其中影响最大、危害最深的,莫过于“官本位”体制及其所衍生的官僚主义弊端。正如邓小平指出,“官僚主义现象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它“无论在我们的内部事务中,或者在国际交住中,都已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18} “官本位”是两千多年封建主义制度的特有产物,是封建专制制度的最典型体现,对现行政治体制和现实政治生活构成最直接的影响。“官本位”体制及其影响,在人与人关系上,必然形成人身依附关系;在权力运作上,必然滋生权力过分集中以至滥用权力现象;在工作作风上,必然产生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在对待人民群众态度上,必然导致对群众民主权利和意志的轻视甚至亵渎。总之,“官本位”体制及其影响,是对民主的严重背离,是现行政治体制中的最大隐患。思想政治领域中的种种问题,包括少数领导干部的腐败问题,究其深层原因,无不与“官本位”体制的影响有着深层联系。许多事实深刻警示我们,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必须把肃清“官本位”等封建主义残余的任务提到重要位置上来。

三、以政治民主化为价值取向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加强民主化的制度,必然提出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在要求。政治体制改革是我国全面改革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发展,是充分发挥政治制度活力与优势的强大动力。当前,随着我国经济社会转型的深入发展,新问题、新矛盾不断显露,大众政治参与的要求也在不断强化,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更加迫切地提到我们党的面前。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强调:“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19}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面对新的形势和新的挑战所作出的清醒而坚定的政治选择。

反思以往的政治体制改革,一条重要经验是必须转变和端正改革的指导思想,即增强改革的民主化含量,切实从“以权为本”转变到“以人为本”上来。这既是30年前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明确提出的重要指导思想,又是当前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最根本要求。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把坚持以人为本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与核心,是科学发展观最具有创新性之处。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最根本的要求是把人们的思想观念由“神本位”、“物本位”、“官本位”彻底转变到“人本位”上来,这是具有指导思想意义的重大转变,是指导社会变革和社会发展的世界观的重大飞跃。坚持以人为本在政治体制改革中的核心价值意义,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坚持以人为本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定位。

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人民是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的主体。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及政治发展的实质决定,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必须一以贯之地定位在人民群众积极性的调动和民主权利的实现上。对此,早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邓小平就作出了明确要求。他精辟指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要“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各项公民权利”{20}。邓小平还深刻分析了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与促进社会生产力、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他指出:“我们政治体制改革总的目标是三条: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生产力发展了,人民积极性调动起来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就增强了,社会主义制度就巩固了。”{21}邓小平关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定位,坚持和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成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指导思想。30年来政治体制改革的曲折历程也一再表明,什么时候坚持以人为本,把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保证和实现人民民主权利作为改革目标,什么时候政治体制改革就能顺利进行;什么时候游离以人为本,脱离人民群众的主体权益,仅仅在权力分配上做文章,甚至演变为一种权力的角逐,什么时候政治体制改革就要遭受挫折。现行政治体制中的弊端,包括少数领导干部的腐败行为,最大危害就是严重伤害了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的信任,从根本上动摇了人民群众的主体积极性。因此,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实现人民民主权利作为改革目标,走出“权力本位”的误区,回归和重塑“权利本位”。

第二,坚持以人为本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定位。

人民是推动社会变革和历史进步的真正动力。社会主义改革的深层动力源泉存在于人民群众之中。我国新时期的改革开放,每一步前进都是人民群众智慧和力量的结果。对此,邓小平给予了科学的分析和高度的评价。他在1992年南方重要谈话中深刻指出:“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22}在审阅党的十四大报告送审稿时,邓小平再次强调:“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由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报告中讲我的功绩,一定要放在集体领导范围内,绝不是一个人的脑筋就可以钻出什么新东西来,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我的功劳是把这些新事物概括起来,加以提倡。”{23}邓小平的这些精辟论述,形象而深刻地揭示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领导者、决策者只有全心全意依靠人民群众,善于把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上升为党和国家的意志,转化为社会变革的方针与政策,才能能动地推动社会进步。政治体制改革,主要是政治上层建筑领域的变革,表面看来离人民群众较远,似乎是少数政治家的事情,但是政治体制改革最深刻的动因和最强大的动力,存在于人民群众之中。政治上层建筑任何一方面的改革,都只有充分尊重人民群众要求改革的愿望,充分汲取人民群众支持改革的力量,并且不断扩大人民群众对改革的热情参与,才能顺利推进并取得成效。少数政治家对改革的策划、领导与推动,也只有建立在充分依靠人民群众力量的基础上,才能取得成功,并尽可能避免改革失误。如果离开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和自觉参与,把改革仅仅局限在少数人之中,那么这样的改革势必要走弯路,甚至有可能演变成少数人之间的权力角逐,那就完全背离了改革的正确方向。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和积极参与是政治民主化的最重要社会资源,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最强大力量。如何把这种社会资源充分地调动起来,把这一强大动力有机地整合起来,转化为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强大制度力量,是当前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深入研究的一个重大问题。

第三,坚持以人为本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标准定位。

一项改革是否正确,是否对社会发展有利,用什么标准来判断?邓小平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深刻揭示:一个是生产力标准,一个是人民利益标准,归根到底是生产力标准与人民利益标准的有机统一。在1992年南方重要谈话中,邓小平提出了判断改革开放措施正确与否的著名的“三个有利于”标准:“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24}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标准,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明确指出:“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是否得到持续发展。”{25}邓小平的这些重要思想,深刻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观。对于任何一项改革来说,生产力标准和人民利益标准都是不可分割的,生产力是基础,是直接标准,而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归根到底是要有利于人民当家作主、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因此说,人民利益标准是根本标准。“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26}政治体制改革的状况如何,民主政治建设的效果如何,归根到底要用人民利益标准来检验。让人民满意、人民高兴、人民放心,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最根本标准。

以人为本的改革目标、改革动力和改革标准,相互联系、融为一体,共同构成政治体制改革中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坚持这一核心价值,既是实现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长远要求,又是发挥现行政治体制优越性的现实任务。

注释:

①②④⑤⑥⑦⑧⑨⑩{11}{12}{13}{14}{16}{17}{18}{20}{26}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333、146、331、335、333、322、327、329、328、145、144、155、335、336、327、322、314页。

③ 黄炎培:《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148-149页。

{15}{21}{22}{24}{25}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0、178、382、372、213页。

{19}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

{2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述专题摘编(新编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30-31页。

作者简介:包心鉴,男,1949年生,江苏淮阴人,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济南,250100;济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研究员,山东济南,250022。

(责任编辑 刘龙伏)